原標題：關于精神疾病診斷，國航有一個巨大的誤解

　　文/李松蔚 北京大學心理學博士，清華大學社科學院職員

　　最近引發討論的一個新聞：

　　國航的一個航班，有乘客在飛機滑行期間使用手機，另一乘客以‘國航監督員’的身份制止。制止后仍不依不饒，情緒激動，擾亂航班秩序。

　　到這里，事情都還好說，只是一場突發的糾紛而已。后面的操作就有些看不懂了。首先，空乘人員一直在以息事寧人的方式處理，即便無效也沒有采取更多措施，只能對其他乘客不斷安撫道歉。飛機降落后，該‘監督員’執意報警，幾名被卷入糾紛的乘客（包括配合檢查，確認切換了飛行模式的無辜乘客）都被帶走調查，滯留數小時。最后，事情在網上曝光后，國航發表了幾段回應，讓質疑進一步升級，包括對當事人精神健康的推斷：

　　言下之意，為什么要交代這些背景呢？因為對方有這樣（擾亂公共秩序）的言行，可能是因為精神疾病發作導致的，大家最好體諒一下。

　　不同意，這是對精神診斷的嚴重誤用。

　　出現這樣的誤用，不是國航一兩個發言人的錯。它的背后體現出整個社會對精神診斷的誤解，污名，和濫用。我在高校教過幾年《異常心理學》專業課，發現這個問題不只存在于普通人身上，也影響了很多需要跟精神診斷打交道的專業人士，包括決策者，管理者，宣傳發聲者。所以我認真寫了這篇文章。有點長，建議大家讀下來，可能會改變你在這方面的觀念。我想說明的是，放任錯誤觀念長期泛濫，無論是對社會公眾，對精神疾患人士，還是對醫學的診治預防，都是非常有害的。

　　1，‘是不是’精神障礙，誰說了算？

　　首先，誰可以做精神障礙的判斷？

　　在國航這次事件的處理中，國航方面的發言人做了私下的暗示。姑且說暗示，因為沒有明確的結論，也不曾向公眾發布（乘客單方面披露的）。這是對的。因為非專業人士不可以憑借一個‘十多年前’的雙相情感障礙診斷和家族病史，就能夠給出判斷，說當事人正處在精神障礙的發作期。

　　不能判斷，這句話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她應該被當成正常人看待。

　　強調一遍：她應該被當成正常人看待。

　　就像法律上的‘疑罪從無’，在醫學領域，如果沒有權威的鑒證，就必須先默認一個人是健康的人，享受健康人的一切權利，承擔一切義務。——這很重要，診斷是特權，不是想有就能有的。你想請病假，就要給出蓋紅章的診斷書。為什么？因為它免除了你的義務！你必須設法證明你值得。

　　試想，假如有一天你沒去上班，什么話都不交代。你指望老板說：‘啊，他十年前生過病，而且他們家人身體也不好，嗯……所以我猜他是生病了，也算情有可原吧’，會嗎？不可能！老板只會扣你的工資，免你的職，要你承擔代價。

　　對精神疾病，理應有一樣的態度。

　　也許你確實病了，但是——牢記這點——這時候你在別人眼中仍然是‘健康的’，你的社會義務不能免除。除非你能拿出診斷，證明你正在治病。

　　這里最關鍵的一點，叫舉證責任。

　　如果精神障礙可以帶來一部分的特權（或免除義務），舉證責任就不能依靠別人，只能靠當事人或監護人，拿出醫生開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鑒定書，披露當事人的診斷。否則，其他人完全可以——并且應當——按照正常人的方式對她。

　　換句話說，該怎么辦就怎么辦。

　　一個‘正常的’乘客起飛時不系安全帶，隨意走動，大聲喧嘩，拒絕服從管理，這在航司管理規定里應該怎樣處置，就要給予怎樣的處置。該承擔什么后果就要承擔什么后果。這才是有效的管理，也保障所有人利益的管理。除非這個人可以證明她不是‘正常人’，才能由此考慮不一樣的對待。

　　再次強調，舉證責任在當事人。

　　國航這件事的處理反過來了。因為有人‘暗示’或‘懷疑’她有病，就主動為她免除了責任，好像給她預留了一塊屬于‘精神病人’的活動空間。這是什么？這就是傳說中的‘被精神病’啊。我要是當事人，我要起訴這些人誹謗的——

　　你們憑什么給我下診斷，無照行醫你知道嗎？

　　2，空乘人員/航司陷入困境

　　但是，為什么常常有‘被精神病’的問題，而不是‘被感冒’，‘被癌癥’呢？

　　這就說來話長了。

　　因為精神疾病常常被看作是一種‘羞辱’，很多人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愿意主動披露自己有精神病的。我們多半看到的，就是事情已經發展到刑事責任的時候，才會大張旗鼓地宣示‘精神病’的存在。其它大部分時候，都對它諱莫如深。

　　我們的文化又很喜歡玩這種曖昧。

　　不說就不說吧，懂的，大家都懂。有時候一個眼神就夠了，一種默契的體貼。尤其熟人之間更是如此：‘忍讓她一點哦’，‘哦，難道？’，‘呵呵，是的，因為她有點……有點那個’。懂了，我們就惹不起躲得起，老弱病殘唄。不明說，體現在行為上又不斷容忍，息事寧人，‘她是一個病人呀，你跟她計較了也沒用。’

　　問題是，她不說，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她也不用接受治療。

　　病人相比于正常人，可以得到特殊照顧，是的，但他們同時也要承擔責任，最起碼的責任就是遵循醫囑。如果有某些可能危害他人的癥狀，甚至還要住院監護——說得直白一點，就是隔離。這也不用諱言。診斷是一種權力，這個權力在設立之初，就是為了對人進行劃分，區別對待（treatment，就是治療的原意）。作為病人的人，可享受病人的特權，也要承擔作為病人的義務。

　　而精神診斷方面的困境是什么呢？

　　因為這些不能宣之于口的曖昧，落實到空乘人員/航司那里，操作時就要拿捏一種詭異的尺度：對這個疑似精神病人的正常人，既不能說她是病人（她不用被治療/監護/隔離），又要同時當她是病人（她不用承擔正常人的規則約束）。

　　這……這是第22條軍規啊這是。

　　所以，國航負責人在執行時也很痛苦：

　　我翻譯一下：我們不確定她算不算精神病。有時候正常，我們無權限制一個正常人上飛機。有時候又會犯病，我們不能懲罰一個生病的人。

　　所以到底有沒有病呢？——呵呵，那個，你懂的，就這么個情況，體諒一下好吧。

　　你瞧，黑色幽默不？

　　理想的程序是什么？先默認她是正常人，有病她要申明，同時遵守醫囑。沒病她就要負責。——現在是薛定諤的病：平時不病，追責的時候有病。

　　換誰來處理，也處理不好啊！

　　3，病人和家屬陷入困境

　　這種對待精神診斷的曖昧，不只是給‘正常人’增添了困擾。事實上，最無辜的受害者還是廣大的精神疾病患者和家屬。他們又一次遭到了污名。

　　你看，討論的風向很容易被帶偏了——

　　矛頭指向‘病人’了，有人開始恐懼身邊這些有診斷的‘病人’。以后乘坐飛機、火車，是不是都要乘客出示無精神疾病診斷的證明才能放心？

　　有過精神診斷的人，是不是要被另眼相看？

　　‘病人’不可控，不穩定，傷人還不負責？

　　不是的。必須為他們說幾句話：

　　第一，雙相情感障礙是一個常見的診斷，有過抑郁發作和躁狂發作交替呈現即可確診。注意是‘有過’，不是‘正在’。我在社會機構做心理咨詢，跟這樣的患者打交道有十幾年的經驗，沒遇到過這么失控的場面。這些人在日常溝通中常常能表現出良好的社會功能，了解自己在言行上的責任和后果，也沒有破壞公共秩序的風險。

　　第二，躁狂或抑郁發作期，病人會接受藥物治療。假如判斷行為上有風險（主要是傷害自己的風險），醫生會讓他們住院監護。時間不長，一旦癥狀緩解就可以出院。換句話說，我們日常所接觸到的雙相‘患者’，假如不是自行違背醫囑，都是醫生判斷后，可以正常進行社會生活的普通人。

　　第三，不只是雙相情感障礙，即使是重性精神疾病比如精神分裂癥，也可以用同樣的態度來對待。你永遠不知道一個人有沒有（或者曾經有過）精神診斷，你也不用知道。只要他不申明自己需要特殊照顧，你就可以把他當做正常人對待。

　　最后，病是可以治好的，切忌把診斷慢性化和擴大化。十多年前的診斷，都可以作為當前的行為依據，那豈不是曾經有過雙相診斷，或家族病史的人，不管過了多少年，都存在某種危害公共秩序的‘嫌疑’？這樣一來，精神疾病的診斷是不是要寫到檔案里，作為一輩子無法消除的‘前科’？

　　真要那樣，精神醫學就退回幾十年前了。

　　真正的病人和家屬都不容易。生病的人在努力康復。康復的人努力在融入社會。而擔心病人安危的家屬，不惜請假辭職也在努力照護病人的周全。他們有診斷，同時他們也想好好工作，社交，出行，與世界友好相處，享受正常人的權利。

　　或者說，承擔正常人的責任。

　　不要讓他們承受本來就不該他們承受的偏見。

　　4，醫療體系陷入困境

　　最后想說一說，這種觀念對醫療意味著什么？

　　它把精神醫學陷入了不義之地。

　　當一個可能引發社會后果的行為，通過某種似是而非的精神病理學闡釋，轉變為醫學問題，用于軟化其社會責任的時候，實際上就是把社會管理的成本轉嫁了一大部分到醫學上。——‘社會有事，醫生背鍋’。姑且不論這個觀念對社會的影響，哪怕只對醫學這個體系來看，破壞性也是巨大的。

　　一方面，它加重了對精神診斷的污名。‘病人’的原始含義，本來是‘痛苦的人’，這樣一來，無形中變成‘破壞秩序的人’，‘惹不起躲得起的人’。這會讓很多潛在的求助者更恥于開口，不愿承認自己在精神健康方面需要幫助。

　　誰知道會不會求助之后，過了十年，還會被人指指點點，當成潛在的社會不安定因素呢？

　　痛苦的人不愿意求助。即使求助，也不愿意接受精神疾病的診斷，更有可能因此抵觸治療。——如果我吃藥，被別人發現了會怎么想？他們會不會覺得我很瘋狂（雖然我知道自己不是）？減少跟我的接觸？一個新的工作機會，在同等條件下是不是就不會考慮我了？……他們還愿意跟我坐一架飛機嗎？

　　依從性下降。不愿意服藥，拒絕復查，恥于向身邊的人尋求支持，等等。

　　一方面是真正的病人得不到幫助，另一方面，又會制造很多似是而非的‘病人’。理論上，一切不合規的行為都可以解釋為精神狀態異常，被賦予病理意義，得到‘醫學’語境下的人道主義處置，這就讓精神障礙的治療逐漸具備了某種‘維穩’的功能。精神科醫生不再是醫生，而是穿著白大褂的城管，被強加上本應屬于其他人的工作職能。

　　‘她在公共場合鬧事……醫生怎么不管？’

　　如果醫生試圖解釋，這件事本就不歸他們管，《精神衛生法》規定了自愿診治，只要當事人（及其監護人）不同意，醫院就無權介入，社會的不滿就會轉向醫療體系的‘失職’：‘她破壞了公共秩序呀！’‘你們怎么沒把她治好就放出來了？’‘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危你們不管？那誰來管？’

　　對啊，應該誰來管呢？

　　該負責的人不負責，因為它變成了一個醫學問題。醫生就只能用醫學手段，引導這個‘病人’在其他職能部門不參與的前提下，自我改造。可醫生只能治病，憑什么約束這個人的言行呢？——當一個本應該承擔民事或刑事責任的當事人，躲在診斷背后就可以免責的時候，誰又舍得拿掉這個診斷呢？

　　這就導致了精神問題的慢性化。

　　從一時狀態，變成了一種人格特點。

　　從一次失控變成了一張標簽。

　　從偶發的病變成了持續終生的病。

　　十年前病過，現在又發病。怎么才能治好？好像已經好了，但遇到事還是沒好。偶然一次就可以診斷。有了診斷就可以遷延不愈。治愈之后還能復發。即使從未復發，還可以把十年前的診斷保留好，說不定十年后還能用。

　　一個病就可以永遠延續，沒有終結的一天。

　　大量的醫療成本、社會成本，浪費在這種慢性化上。醫生痛苦，領導痛苦，同事痛苦，無辜受累的陌生人痛苦。當事人和家屬呢？其實也痛苦。

　　沒有人是贏家。

　　這篇文章很長，但是希望大家耐心看完。如果實在沒有耐心，拉到這里，至少請記住這條結論：診斷是用來治病的，不是用來化解糾紛的。

　　除非主動求治，否則疑診從無。

　　診斷的濫用：云診斷，慢性化診斷，揣測診斷，薛定諤的診斷……害人，害己，害了診斷，也坑了診斷背后的醫療體系，和千萬萬萬的病人。

　　理解了這些，也就知道國航這事該如何處理了：

　　1，把當事人看作正常人，該怎么辦就怎么辦。

　　2，處理過程中，不揣測當事人的精神狀況。

　　3，如果當事人想以‘精神病人’的身份獲得特殊待遇，需本人/監護人申請精神鑒定。

　　4，診斷有病，即遵醫囑服藥，監護，隔離。

責任編輯：張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