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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你漲薪了嗎？6家銀行年薪超50萬，這家關鍵崗位人均220萬！注意，增員已成行業趨勢，科技人才最吃香
目前，在54家A股、H股上市銀行中，近七成已披露2020年年報，備受關注的銀行薪酬情況隨之浮出水面。
券商中國記者梳理已披露的包括國有大行、股份行、城農商行在內的37家銀行發現，大部分銀行的員工費用（含工資獎金及五險一金、培訓費等福利費用）支出均有所提升。
與此同時，銀行業減員趨勢明顯放緩，增員反而成為普遍選擇。有可比口徑的34家銀行去年合計增員超過2萬人，同比多增1.8萬人。從結構上看，優化減員集中于可替代性較強崗位、低學歷員工群體，新增員工則主要分布在業務條線、信息科技、新設分支機構等方面。
人均薪酬方面，整體呈現股份行>城農商行>國有大行的結構，機制靈活、市場化程度高、分支機構集中于發達城市的股份行人均薪酬普遍較高。此外，加大科技人才引入，也自然拉高了股份行的薪酬水平，從這個角度來看，薪酬水平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科技投入的水平。
其中，招行以近65萬元的人均薪酬位列第一，平安銀行人均薪酬近57萬元，渤海、浙商、中信三家股份行人均薪酬也在51萬元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在港上市的瀘州銀行人均薪酬略高于平安銀行，位列第二。
與高薪酬相匹配的，是高額的人均產能。其中，股份行人均創收普遍在300萬元以上，與其他類型銀行拉開顯著差距，平安銀行去年人均創收更是超過420萬元，位列第一。
當然，考慮到條線及崗位職責、價值創造、績效考核完成情況不同，人均薪酬的計算數據與實際數據可能存在較大差異。對占比更多的基層員工而言，“被平均”、“進了假銀行”或許才是真實反映。
人均薪酬：股份行>城商行>農商行>國有大行
就計算方法而言，銀行的員工薪酬主要體現在利潤表中的“業務及管理費”欄中的“員工費用”，也有銀行稱之為“職工薪酬費用”、“員工成本”、“員工薪酬”等。
“員工費用”再具體細化為工資獎金，以及社保、五險一金、工會經費及培訓費等項目，其中細化項目中的“工資獎金”屬于通常所說的員工工資，其他細項則統稱為福利。
員工人數則采取年初、年末的集團口徑員工平均數（也叫“等效人力”），以平滑員工人數變動帶來的波動。
據此測算，在已披露年報、且有可比口徑數據的33家上市銀行（包括6家國有大行、9家股份行、13家城商行、5家農商行）中，股份行處于絕對領先水平。
其中，招商銀行、平安銀行人均薪酬分別約65萬元、57萬元，渤海銀行、浙商銀行接近53萬元，中信銀行略超51萬元。光大銀行去年人均薪酬則只有41.4萬元，居股份行相對低位。
同期，上市城商行人均薪酬普遍在40萬元左右，其中在港上市的瀘州銀行接近57萬元，甚至略高于平安銀行。事實上，瀘州銀行2019年人均薪酬更是接近64萬元，占據上市銀行第一位。
農商行人均薪酬則在30萬元以上，其中年內獲近90家機構調研的無錫銀行人均薪酬近36萬元，常熟銀行則受地推團隊龐大影響，人均薪酬不到25萬元。
反觀國有大行，雖然員工費用支出絕對規模大，但由于員工人數眾多，人均薪酬也在28萬元左右。其中，交行去年人均薪酬接近36萬元，位居大行第一。
而同比來看，前述33家上市銀行中，只有12家銀行人均薪酬較2019年有所上漲，同比下滑相對普遍。具體原因包括：
一是，不少銀行去年出于自身業務及金融科技需要，以及增加就業機會的考慮，增加人力配置，員工數量增加導致分母擴大。
二是，員工總薪酬增幅有限，甚至同比下降。其中，去年2月，人社部、財政部、稅務總局聯合下發階段性減免企業社會保險費的通知，商業銀行五險支出同比減少。
“銀行薪酬總額主要還是和經營效益、績效考核結果、重點任務完成情況等掛鉤。通常來說，薪酬總額的增長不會超過人員增幅和主要業績指標增幅。去年碰上疫情防控壓力較大，盤算一下KPI完成情況，部分銀行人均薪酬下滑也是正常的。”一位華南地區城商行高管認為。
“三個人拿四個人的錢干五個人的活”
整體來看，上市股份行、城商行人均薪酬處于銀行業前列，這背后有其客觀因素：
一是，上市股份行、城商行的分支機構、員工相對集中，主要分布在國內主要城市，勢必要提供更為可觀的薪酬吸引人才加盟。
據券商中國記者統計，國有大行中，除交行、中行外，其他大行在中西部、東北地區的員工占比均超過50%，而招商、民生、中信等股份行在這些地區的員工占比普遍不到三成。
值得注意的是，平安銀行、渤海銀行、浙商銀行三家股份行在中西部及東北地區的員工占比不到20%，多數員工集中在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等經濟發達地區，以及海外、子公司等。
二是，不同銀行的員工基數與學歷構成也并不一致。
國有大行員工數量普遍以10萬計，其中交行本科及以上學歷員工占比達84%，中行、郵儲在78%左右，建行、工行、農行分別僅72%、67%、60%。上市農商行此類員工占比則在80%左右。
反觀上市股份行、城商行，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員工占比均高于85%，不少甚至超過90%。其中，在港上市的九江銀行本科及以上學歷員工占比高達99.4%，全行員工平均年齡不到30歲。
此外，主觀上說，相對于國有大行，上市股份行、城商行機制更為靈活，也更為市場化，面對較為激烈的市場競爭，為吸引人才，提供的待遇也較為誘人，尤其是高管及業務骨干等關鍵崗位的薪酬。
更為重要的是，與高企的人均薪酬相匹配的，是上市股份行、城商行高額的人均產能。
數據顯示，股份行去年人均創收普遍在300萬元以上，與其他類型銀行拉開顯著差距，平安銀行去年人均創收更是超過420萬元，同比提升20萬元以上，位列第一。
城商行中，徽商銀行、重慶銀行人均創收也在300萬元以上，鄭州銀行、瀘州銀行則在280萬元左右。數據顯示，近年瀘州銀行總體規模增速、營收增速均居四川省城商行乃至全國上市銀行前列。
而國有大行人均創收普遍在200萬元以內，其中農行不到143萬元，交行去年人均創收則在270萬元左右，為國有大行最高。此外，常熟銀行由于員工數量較大，去年人均創收不足百萬。
一位股份行人力資源部負責人表示，從人力的角度來說，堅持績效導向、市場可比的原則，薪酬分配理所應當向經營機構、前臺部門和直接價值創造崗位傾斜。“所以人力部門會更為關注產能指標，就是投了那么多員工成本進去，能創造多少價值。”
“我們其實是相當于‘三個人拿了四個人的錢，干了五個人的活。”一位股份行員工以此形象地描述其所在銀行的薪酬體系。
科技人才最吃香
看完薪酬及均產，再看前述33家上市銀行員工人數變動情況，總體來看，合計26家銀行增員，只有7家銀行減員，全部33家銀行員工數量增加超過2萬人。
整體來看，銀行員工的增加普遍出現在業務條線（尤其是零售業務）、信息科技、新設分支機構及收購兼并等方面。
以近年全面推進零售轉型的平安銀行為例，去年該行正式員工增加約2700人，而業務人員增量就超過3200人。農行去年營銷人員也增加1.6萬人。
“近年各家銀行都在提零售轉型、做小微，對多數銀行而言，都是需要相應加大人力配置的，包括業務人員、支持人員、貴賓及私行客戶經理等。當然，我們也在加大科技投入，盡量提高員工單產。”一位華東農商行高管表示。
同時，新設分支機構也必然帶來人力的增加。以在港上市的瀘州銀行為例，該行眉山分行、遂寧分行及多家支行獲批籌建并陸續開業，員工數量增幅也超過21%，位居上市銀行前列。
此外，銀行業數字化轉型在疫情期間被按下“加速鍵”，銀行業把擁抱金融科技作為主要戰略方向，不論是主動出擊還是被動防御，目的只有一個——希望趕上疾馳的“科技高鐵”。一位上市城商行董事長直言：“行動慢了就會落伍出局。”
相應地，加大科技及研發投入、提高科技人員占比勢在必行。一個直接的信號是，在年報中披露科技投入及科技人才數量的上市銀行越來越多。
其中，招行去年就將招銀網絡科技、招銀云創納入集團統計口徑，兩家公司去年末員工數合計5563人。同期，因為數據口徑的變化，該行全年集團在職員工總數增加近6200人。
以郵儲銀行、中信銀行為例，兩家銀行科技人才數量均實現兩年翻兩番。浦發銀行科技開發相關人員（母公司口徑）去年則增加近2000人，增幅約50%。
截至去年末，招商銀行、浦發銀行兩家股份行的科技人員占比相對較高，均接近10%；工商銀行金融科技人員也達到3.54萬人，占全行員工的8.1%。
從科技人員的絕對數量上看，部分股份行甚至已經超過大行。其中，去年末招行科技人員近8900人，平安銀行科技人員（含外包）也超過8500人，均超過農行、交行兩大行。
此外，興業銀行也在新一輪五年規劃中提出，三年內集團有科技背景的人員占比要超過7%，五年后爭取達到10%。截至去年末，該行信息科技人員占比約4.82%。
“過去我們是招來科技人員做科技，今后可能要考慮的是招來科技人員做業務，這樣業務、技術的對接會更有效。”興業銀行行長陶以平在該行年度業績說明會上表示。
“優化減員”仍在繼續
普遍增員的同時，上市銀行繼續推進員工結構的調整。“既要根據業務需要加大一些領域的人力配置，但也要做好一些領域的‘優化減員’。”前述上市銀行人力負責人表示。
整體來看，銀行業減員的人群特征較為一致，且主要集中于三類員工和崗位：
一是，可替代性比較強的崗位。譬如大堂經理、柜員、保安、現金清收、電話客服、信用卡銷售等崗位，這些崗位有可能是正式員工，也有可能是派遣員工。
總體來看，這些崗位員工薪資水平不高，對銀行的創收貢獻相對較低；隨著電子渠道替代率的不斷上升和客戶偏好的轉變，銀行也裁撤了低效益網點，并推進將原來大而全的網點向輕型化、智能化轉型。
目前來看，銀行網點的轉型不一定是直接采取裁員的形式，而是推動傳統的柜面結算人員轉崗客戶服務和營銷，解放柜面生產力。但這種方式也勢必造成部分轉崗員工難以適應角色的變化，進而被動或主動離職。
以農行為例，去年該行整體減員5000人左右。其中，業務結構上看，柜面人員減少2.14萬人，技能人員減少近3000人，營銷人員同期則增加1.6萬人。
二是出于提質增效、縮短管理半徑的考慮，銀行選擇精簡內設機構，壓降中后臺機構和人員占比，部分管理崗位、運營人員的數量相應減少。
三是教育背景不占優勢的員工。譬如農行、工行去年本科以下學歷員工分別減少近1.6萬人、1.4萬人；整體增員的建行、郵儲銀行去年本科以下學歷員工也分別減少7000人、5200人。
數據顯示，此前連續大幅減員的國有大行已經放慢了減員步伐。去年六大國有銀行合計減員不到3000人，而2019年這一數據是接近8000人。
銀行業“打工皇帝”在哪里？
值得注意的是，絕大多數銀行的總行“三長”（即董事長、行長、監事長）、副行長等高層的薪酬并非行內最高。那么，真正的銀行業高薪人士在哪里？
根據港股披露規則，部分在港上市銀行在H股年報中也披露了全行年內五位最高薪酬人士的薪酬范圍，真正的“打工皇帝”得以浮出水面。
以中信銀行為例，該行稅前年度酬金在1000萬元~1500萬元之間的有1人，500萬元~1000萬元的有4人。浙商銀行則有5人的年度薪酬在800萬元至1200萬元之間。
上市不久的渤海銀行披露的更為詳盡。年報顯示，該行總行行助、條線總裁、部門總經理、副總經理、總助、資深專家、資深業務顧問、資深高級經理、分行行級領導、市場營銷總監等對風險有重要影響崗位共計303人，去年薪酬總量近6.6億元，其中績效薪酬的40%分三年延期支付。
以此計算，渤海銀行前述303名關鍵崗位人員去年平均薪酬近220萬元。該行年報還透露，去年該行的“打工皇帝”獲得年度薪酬超過900萬港元。而同期“三長”薪酬只有100萬元人民幣左右。
渤海銀行披露薪酬政策顯示，該行“三長”及高管層的薪酬方案包括基本年薪、績效年薪和任期激勵收入，其他員工的薪酬方案包括基本年薪、績效年薪、年度進步獎金、業務績效獎金、項目獎金和福利性收入。其中，固定薪酬為員工生活的基本保障，按月支付，績效獎金與績效考核結果掛鉤。
“本行根據年度經營管理指標，從財務、核心負債、客戶、風險等四個維度進行績效考核。將法律合規及操作風險、審計發現事故或業務風險疏漏等作為風險成本控制指標進行考核，以增加績效考核的風險抵扣因素，同時通過延期支付機制使薪酬與業績更好匹配，以防止激勵不當或激勵過度以及與風險掛鉤不足而導致員工不審慎行為的發生。”渤海銀行稱。
再以人均薪酬僅次于招行的瀘州銀行為例，去年該行最高薪酬五位人士全部為營銷部門人員，其中3人獲得500萬港元以上薪酬。
值得注意的是，從往年披露情況來看，銀行業真正的“打工皇帝”或許并不在股份行，而在國有大行。
據工商銀行H股2019年年報，該行當年最高薪人士的年度薪酬接近4000萬元人民幣，2018年該行最高薪人士的年度薪酬也近2700萬元。此外，該行五位最高薪人士連續多年均為子公司的人員。
不過截至目前，工行尚未披露2020年H股完整年報，無法獲悉該行去年“打工皇帝”詳情。
責任編輯：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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