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2024（第二十一屆）中國并購年會

　　來源：全聯并購公會

　　2024年12月14日，以“并購賦能 向新而行”為主題，第二十一屆中國并購年會在湖北武漢東湖賓館成功舉行。本屆年會由全聯并購公會主辦，湖北省并購聯合會承辦，全國工商聯指導，中國上市公司協會、湖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支持，特邀全國工商聯領導、湖北省政府領導、知名學者專家、企業家蒞會，業界頂級并購、中介與金融機構的700余位代表現場參會。年會當日，新華網、新浪財經等權威媒體與官方媒體聯合直播，收看人數近500萬人次，再創新高。

　　本屆年會重磅嘉賓云集，經濟學家、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辜勝阻，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全國工商聯黨組成員、副主席楊佑興，湖北省委統戰部副部長、湖北省工商聯黨組書記莊光明，湖北省工商聯主席、湖北省總商會會長黨蓁，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長、上海市原常務副市長屠光紹，中國上市公司協會黨委委員、副會長孫念瑞，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民間商會副會長、武漢高德紅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黃立，全聯并購公會黨委書記、中美綠色基金董事長徐林，全聯并購公會創始會長、金融博物館理事長王巍，全聯并購公會常務會長、致同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鄭建彪，全聯并購公會提名常務會長、湖北省并購聯合會會長、北京天達共和（武漢）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吳立新等領導齊聚一堂，共話并購發展新機遇。

　　長江產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黎苑楚，長江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趙紅兵，湖北省委金融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湖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長張龍，湖北省委社會工作部二級巡視員朱紅，武漢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市工商聯黨組書記程春生，中國建設銀行總行信貸部總經理、建信金融資產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明合，中國船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張英岱，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業務總監禹華初，湖北省并購聯合會榮譽會長戴偉，武昌船舶重工集團董事長姜濤等相關領導和嘉賓也出席大會。

　　年會設置了嘉賓致辭、主旨演講、發布與揭牌儀式、圓桌對話等精彩環節。年會上午由全國工商聯第十三屆常委、全聯并購公會會長、尚融資本創始及管理合伙人尉立東主持。

　　全聯并購公會黨委書記、中美綠色基金董事長徐林在年會上圍繞“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與并購”這一主題分享觀點，現將內容整理分享如下：

　　很高興出席并購公會年會并作發言。剛才幾位演講嘉賓對中國經濟的未來以及資本市場并購的作用作了很好的闡釋。楊偉民主任分別從需求側、供給側談了支撐引領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看法，我都非常贊成。屠光紹市長從完善資本市場功能的角度，闡述了并購對促進資本市場和上市公司高質量發展的獨特意義。

　　大家都知道，從經濟中長期發展的角度來看，增長的持續動力主要來自于創新支撐的結構轉型升級。中國經濟目前正面臨經濟減速的困境和壓力，主要是由結構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共同導致的。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包括今年9月份采取的財政貨幣政策的組合，更多是從逆周期調控來加快經濟增長，希望盡可能穩定經濟下降的趨勢，并逆轉這一格局。但從中長期角度看，未來經濟增長的持續動力主要在于通過結構性改革和創新，正確引導并推動中國經濟正在經歷的幾個重要轉型。我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目前我們經濟社會正在經歷的三大轉型。

　　第一，服務經濟轉型。這是由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居民消費支出中服務消費支出比重越來越高的趨勢決定的。過去我們學經濟學中的恩格爾定律，說的是隨著收入水平提高，用于食品消費支出的比例會越來越低，但是服務消費恰恰表現出相反的趨勢，收入水平越高服務消費比重越高。另一個因素是，制造業的專業化分工和精細化定制，會形成生產型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專業化分離和業務融合的需求。這兩個趨勢會導致中國未來經濟更多向服務經濟轉型，也就是說GDP比重中服務業增加值的比重會越來越高，在總體就業中服務業就業的比重也會越來越高。

　　第二，數字智能轉型。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正在廣泛而深刻滲透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結果是數字經濟的比重越來越高。按照現有的統計，我國數字經濟占GDP的比重大概是45%左右，但我們與美國還有20多個百分點的差距。數字經濟滲透會產生廣泛深刻的創新蔓延，日益細化的專業化數字創新和服務，會帶來巨大的創新、創業、投資機會，我們的日常生活也變得越來越數字化了。數字智能轉型會延伸出發展、創新、增長、投資的日益細化和多樣的賽道，恰恰是日益細化的專業化分工、創新和投資，給我們帶來非常廣闊的增長空間。

　　雖然在半導體技術方面與美國有一定的差距，但中國在數字經濟領域也有自己獨特的優勢。中國人對數字服務、數字產品的包容接受程度高，我們巨大的消費市場使得數字經濟領域任何精細化創新形成的服務模式都更容易實現規模經濟并盈利，這使中國在數字經濟領域，創新+應用+規模經濟的發展模式，即便沒有海外業務的拓展，也能實現盈利，這可能是我們在某些方面比美國更有優勢的原因。針對我們比較薄弱的先進制造半導體領域，有關方面也在加大研發和創新投入，并推進必要的進口替代，以突破卡脖子技術和信息安全隱患。

　　第三，綠色低碳轉型。綠色低碳轉型從早期注重環保、生態，到轉向生態環境和應對氣候變化，促進了當前的綠色低碳轉型。生態環境改善和碳中和約束，形成的創新、投資和增長動能也越來越強。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專門對生態文明建設內涵作了更完整的闡釋，提出要做到增綠、減污、降碳、增長“四位一體”，綠色低碳轉型一定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持續動力。我們現在在新能源轉型、生態建設、傳統產業綠色低碳改造方面加快了投資步伐。前兩天，我參加美國能源基金會成立25周年論壇，一些歐美與會代表在會議上明確提出，中國已經主導全球新能源技術的發展方向。實際上，新能源技術領域已經形成了技術和成本競爭優勢。新能源對化石能源的替代，除了已經成熟的光伏發電、風力發電、動力電池、儲能電池外，包括CCUS、核聚變、合成生物等新技術，現在都在引起投資者的廣泛關注。

　　那數字智能轉型和綠色低碳轉型與并購到底有什么關系呢？我匯報一下我的理解。

　　第一，數字智能轉型和綠色低碳轉型是相互融合、相互支撐的過程。以新能源為主體的現代電力體系一定是數字智能的電力體系，離開數字智能技術就不可能構建具有彈性的適應風光發電間歇性的能源體系。華為公司為什么要專門成立數字能源公司？是因為華為看到了這一趨勢，華為的數字能源技術用在以新能源為主體的現代電力體系建設，以及基于綠色電力的電氣化和電動化轉型。所以綠色低碳能源本質上是數字能源。從數字智能轉型來看，必須是綠色低碳電力支撐的數字智能體系。

　　因為我們都知道數字智能轉型后形成的數字經濟體系是高耗能的經濟體系，今年我國全社會用電量增長可能在5%-6%之間，但與互聯網數字技術相關的用電，增長了約30%。隨著數字經濟的比重不斷提高，能耗是不斷提高的，如果不建立在綠色電力支撐基礎上，就會成為高碳排放的轉型，不會有利于實現“雙碳”目標，是不能被接受的。所以說，數字智能和綠色低碳必須是相輔相成、相互融合的過程，并購重組有利于促進這一相互融合的進程。

　　第二，數字智能轉型和綠色低碳轉型需要相互之間的創新鏈和產業鏈的支撐。創新鏈和產業鏈的相互融合，促進相互融合的產業和技術生態的形成，并購是可以在其中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碳中和”已成為資源配置的約束邊界，會促成高耗能的數字技術、數據算力中心、大模型訓練等數字經濟不同領域，通過橫向并購具有碳資產價值的綠色低碳企業或者資產，以實現綠色數字轉型。我們都知道螞蟻金服做了螞蟻森林，為什么要做螞蟻森林？當然這不是他并購的，而是自己發起做的。因為螞蟻森林的不斷擴大，森林密度不斷提高，會形成可觀的碳匯資產。螞蟻金服是高耗電數字技術公司，他們也會面臨碳中和壓力，通過螞蟻森林的努力，可以形成有利于碳中和的資產。今后，會有越來越多的數字技術公司，開始關注具有碳匯潛力和碳資產價值的綠色低碳企業，包括新能源企業的資產。隨著碳達峰向碳中和的轉變，并購新能源和碳資產的壓力會持續增加，未來的市場潛力是非常巨大的。

　　第四，數字智能領域日益激烈的競爭需要并購重組賦能。美國人提出未來中美地緣政治競爭的核心是科技領域的競爭，特別是數字智能領域的科技競爭，這也是美國在數字技術領域對中國設置技術出口管制的主要原因。國內外日益激烈的競爭，會迫使企業無論是從縱向產業鏈和創新鏈的角度，還是橫向業務融合的角度，都會努力在全方位構建具有競爭力的產業生態、創新生態，通過并購形成強有力的競爭能力，獲取更高的產業附加值，這種趨勢會表現的日益明顯。

　　第五，基于工業互聯網的數字智能制造，會催生更多制造業的生產性服務需求的供給，使得生產性服務業和制造業的專業化分工和業務融合變得更加緊密，這一過程中的并購重組的日益活躍。

　　第六，產能過剩需要并購重組來促進過剩產能的市場化出清。數字智能領域和綠色低碳領域都廣泛存在著產能過剩，給市場化并購產生機會。中國產能過剩問題具有體制特征，不僅在綠色低碳領域如此，即便是在半導體等數字經濟領域也是如此。如何化解產能過剩，擴大內需和企業出海布局只是一種選擇，但要使產業發展實現充分競爭基礎上的優勝劣汰，并購應該更好發揮市場出清的功能。

　　最后，要努力構建有利于并購重組的市場和監管生態。從金融服務看，需要創新更多的金融產品的工具，剛才屠市長已經有過介紹。對監管部門來說，雖然監管部門已經出臺了新的鼓勵并購監管指南和規則，但需要與時俱進進一步完善，以適應上市公司日益多樣化的并購行為和模式。還需要確保監管規則及其實施更加規范透明，使基于規則的監管更具可預見性，減少來自監管的不確定性風險。

　　以上是我的發言，供大家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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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