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程實

　　美國經濟表面的韌性掩蓋了深層的不平等，中產階級正成為經濟政策和通脹沖擊的“隱形受害者”，這種趨勢可能威脅經濟的長期可持續性。在過去數十年中，盡管美國經濟表現出一定的韌性，但中產階級的收入增長遠低于生產力的提升，中產階級緩慢的收入增長與滯后的財富積累，使得財富分配向上層集中。近年來，住房、醫療、教育等基本生活成本迅速攀升，結構性分化與通脹沖擊進一步加劇了美國中產階級的經濟壓力。特別是在疫情后的經濟復蘇中，由于資本積累和資產配置的差異，中產家庭資產增值受限。

　　此外，隨著特朗普即將再次執政，政策累積效應將持續影響中產階級的經濟地位。減稅政策并未實質性惠及中產階級，而削減社會福利以及抬高關稅將直接影響中產階級的日常生活支出和長期抗風險能力，使其在未來的經濟周期中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而中產階級經濟狀況的變化將對整體經濟產生連鎖反應，其實際購買力下降將直接影響美國消費需求的增長，從而拖累長期經濟增長。

　　歷史：中產階級的收入增長緩慢與財富積累滯后

　　在美國經濟增長韌性的背后隱藏著一個鮮明的不平衡：中產階級的收入增長明顯滯后于經濟整體發展，而財富積累的步伐更是被拉開，與上層階級的差距越發顯著。通過歷史數據分析可以發現，這種分配不均的趨勢是長期積累的結果，不僅削弱了中產階級的經濟地位，也對美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性提出了挑戰。

　　首先，收入增長的滯后與經濟發展的脫節。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中產階級的收入增長便開始逐漸放緩，尤其與生產力提升形成了鮮明對比。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數據，自1990年至2023年，美國的勞動力生產率均值增長約90%以上，但實際工資均值增長幅度不足40%。這一差距表明，經濟增長的紅利并未廣泛惠及勞動力，特別是占比最大的中產階級。

　　這一現象的背后是結構性問題。生產力提升的收益更多地集中在資本所有者和高技術產業的頂層收入群體，而勞動報酬的份額則持續下降。例如，根據經濟政策研究所的數據，從1990年至2023年，美國最高收入的5%群體的收入增長達64%，而中位數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為19%。這組數據不僅凸顯了收入增長分配的不均衡，也清楚表明中產階級在經濟成果分配中的弱勢地位。

　　其次，財富積累的不平等與中產家庭財務壓力的加劇。收入增長的停滯直接影響中產階級的財富積累能力。根據美國國會財政預算辦公室（CBO）撰寫的《1989~2022年美國家庭財富分布趨勢》，從1989年到2022年，美國財富分布前10%的家庭持有的總財富增長了306%；第51到90百分位的家庭財富增長了243%；而分布后50%的家庭財富增長了285%。到2022年，這些類別的家庭總財富分別達到了119.6萬億美元、66.5萬億美元和12.8萬億美元。這種財富分配的兩極化使得中產階級在經濟增長中越來越難以實現資產增值。

　　與此同時，中產家庭的財務壓力逐年增加，儲蓄率呈現下降趨勢，而債務水平卻在不斷攀升。特別是在住房和教育領域，這兩項被視為“美國夢”基石的開支對中產階級的壓力尤為突出。例如，根據美國普查局的數據，美國房價中位數增長遠超工資水平，從1991年的12萬美元攀升至2024年的逾43萬美元。對于大多數中產家庭而言，這意味著負擔沉重的抵押貸款和更高的購房門檻。此外，教育貸款的積累已成為中產階級的“隱形危機”。數據顯示，在過去20年中，美國私立四年制院校的平均學雜費上漲了181.3%，公立四年制院校的平均學雜費在過去20年中上漲了141.0%，而同期中產階級收入的增長不及這一速度。對于中產家庭來說，這不僅限制了他們的消費能力，還可能導致未來的財富傳遞障礙，使下一代難以擺脫經濟壓力的桎梏。

　　最后，中產階級消費能力的削弱與經濟長期風險。收入增長和財富積累的不平等，不僅對中產階級的財務健康構成直接挑戰，還對美國整體經濟的長期可持續性產生負面影響。中產階級作為消費經濟的主力，其消費能力的削弱會對經濟增長構成阻礙。數據顯示，過去三十年中，美國消費支出的增長率與中產階級實際收入的增長逐漸脫節，高收入群體的消費占比逐漸上升。這種結構性轉變可能削弱經濟增長的基礎，因為高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較低，無法彌補中產消費放緩所帶來的需求缺口。與此同時，由于債務負擔過重，越來越多的中產家庭選擇削減可自由支配的消費支出，進一步壓縮了經濟中的活躍資金流動性。這不僅影響了整體經濟活力，還使得企業的投資和擴張計劃承受更大的不確定性。

　　當前：結構性分化與通脹沖擊加劇了中產階級的生活壓力

　　近年來，美國經濟雖然展現出一定的復蘇勢頭，但這一進程伴隨著結構性分化和高通脹的持續沖擊，這給中產階級的生活質量和經濟穩定性帶來了顯著負面影響。作為美國經濟的核心群體，中產階級的收入增長趨緩、儲蓄能力下降，加之消費結構易受必需品價格上漲影響，其生活壓力在通脹環境下被大幅放大。對比高收入群體，中產階級在經濟復蘇中的相對弱勢顯而易見，而住房、醫療和教育成本的持續高漲則進一步削弱了他們的購買力與財務安全。

　　首先，住房、醫療和教育成本的持續攀升。高通脹環境下，住房、醫療和教育這三大核心支出領域對中產家庭的壓力尤其顯著。這些領域的成本增長長期以來就遠超平均通脹率，而在當前環境下，這種趨勢更為加劇。住房對中產階級的影響首當其沖。數據顯示，2023年住房成本上漲7.5%，遠高于核心通脹指數4.8%的增幅。住房負擔的加重不僅限制了中產階級的資產積累，也進一步壓縮了他們的消費空間。醫療支出也是中產家庭的一大痛點。根據美國勞工部數據，從2019年到2023年，美國中等收入的家庭健康保險費用增加17%左右，藥費增加了67%，醫療服務支出增加了15%。對于大多數中產家庭來說，醫療相關支出的增長直接侵蝕了他們的可支配收入，尤其是那些患有慢性病或需要高頻醫療服務的家庭。不僅如此，教育領域的成本上升對中產階級的沖擊具有長期性。根據美國勞工部數據，從2019年到2023年，美國中等收入的家庭教育費用增加57%。

　　其次，中產家庭與高收入家庭的復蘇差距。疫情后的經濟復蘇中，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費能力恢復顯著滯后于高收入家庭，進一步加劇了經濟分化的現象。高收入家庭在疫情期間從資產價格上漲中獲益匪淺，而中產階級卻在經濟波動中承受更大壓力。這種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收入家庭擁有更多的金融資產，例如股票等其他類型資產，這些資產在疫情期間實現了大幅增值。而中產家庭由于資產配置以住房為主，受益有限。從2019年到2022年，財富分布在前10%的家庭持有的幾乎所有類別資產的平均價值進一步增長。相比之下，財富分布在第51到90百分位的家庭該持有的資產中，非金融退休資產和住房凈值的平均價值增長最為顯著。

　　最后，中產階級生活壓力的宏觀經濟后果。中產階級生活壓力的加劇不僅是家庭層面的挑戰，也對美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構成威脅。中產階級是美國消費經濟的主力軍，他們的購買力對整體經濟活動的穩定至關重要。然而，高通脹環境下中產階級的消費能力下降，可能引發連鎖反應，抑制經濟復蘇的動力。其一，中產階級消費需求的疲軟會直接影響企業的收入預期和投資意愿。消費結構的分化可能進一步擴大經濟的不平等，削弱經濟的長期活力。其二，中產階級的財務困境還可能加劇社會矛盾，特別是在稅收和公共服務分配領域。隨著中產階級儲蓄和資產縮水，他們對社會福利和政府支持的需求不斷增加，但政府資源有限，這可能導致社會分配的緊張局勢進一步惡化。

　　未來：特朗普政策的累積效應對美國中產階級經濟福利的持續影響

　　在特朗普上一執政任期內，美國實施了一系列經濟和社會政策。短期來看，其政策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振美國經濟。但長期來看，其政策效應在不同群體之間的表現差異明顯。從其減稅政策的傾向性、對外貿易政策對物價和生產成本的影響，以及社會福利體系改革對居民風險抵御能力的削弱來看，其再次執政后的政策搭配仍可能在中長期給中產階級的經濟狀況帶來壓力。

　　從財富積累的角度來看，《減稅與就業法案》（TCJA）作為特朗普上一執政時期最具標志性的經濟政策之一，旨在通過大規模減稅刺激經濟增長，可能成為新任期內政策延續的重點方向。雖然其中的減稅措施可能有助于促進企業投資和經濟增長，對中產階級能夠產生一定的正面影響，但整體程度較為有限。根據美國稅收政策中心的分析，《減稅與就業法案》實施后，美國收入前20%人群的稅后收入增加了2.2%，而美國收入后20%的人群的收入僅增加0.3%。介于第95到99百分位的高收入人群稅后收入的增幅最大，為3.4%。同時，減稅措施對美國財政收入產生了顯著壓力。其中，減少企業稅和個人所得稅對財政影響的比重更大。根據CBO的最新報告，如果將特朗普的減稅政策延續10年，聯邦財政赤字預計將增加4.6萬億美元。雖然在2024年競選主張中，特朗普表示不會削減社會福利項目，但其減稅政策帶來持續的財政壓力可能導致社會福利支出資金的不足，進一步影響中產的經濟安全。

　　從消費支出的角度來看，一是對外貿易政策收緊抬升美國居民消費成本。根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的分析，特朗普的減稅和關稅政策預計導致中等收入家庭的稅后收入下降約4.1%。而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由于其因關稅而遭受的損失被減稅措施所抵消，將實現凈增長。這表明高關稅疊加減稅的措施實質上將稅收負擔從高收入人群轉移到低收入人群。二是社會福利支出的削減加劇中產階級脆弱性。特朗普政府曾多次嘗試廢除《平價醫療法案》（ACA），盡管未能完全取消該政策，但其多項措施削弱了《平價醫療法案》的覆蓋范圍。教育方面，特朗普政府在教育領域的政策更傾向于支持私立學校和教育券，而對公共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投入不足。

　　此外，雖然在本次競選過程中，特朗普政府在養老體系改革方面沒有提出重點改革措施，但是其上一任期內試圖削減社會保障項目的預算，引發了中產階級對退休后經濟安全的擔憂。同時，特朗普競選主張中的多項措施將加劇社會保障項目的財務問題。根據負責任聯邦預算委員會的測算，到2035年，特朗普的主張將增加社會保障十年現金缺口2.3萬億美元，導致2035年全面福利削減33%。

　　(本文作者介紹：工銀國際研究部主管，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領域為全球宏觀、中國宏觀和金融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