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耕與拓寬中小銀行的“補血”與“造血”渠道
如果通過完善治理制度和健全內控機制封閉中小銀行“跑”“漏”“冒”的暗道,無疑是提升中小銀行財務穩健性與安全度的治本之道。
文 鐘樂明(北京)
繼過去半年內廣東、山西、浙江等五個省份發行了中小銀行專項債之后,日前四川省面值總額為114億元的同類專項債也面向市場開售,全國用于中小銀行補充資本金的專項債發行規模合計達到了620億元,另還有近1500億元的余量規模也正在整裝待發,全國18個省份的中小銀行將從中受益。
目前國內中小銀行主要由城商行和農商行兩大陣容組成,此外還有數量與規模并不占優勢的民營銀行。近年來,大型商業銀行持續展開客戶下沉,其在定價方面的明顯優勢對中小銀行整體盈利能力產生不小影響,同時新生的互聯網銀行也憑借數字化營銷以及大數據風控的特殊能力對中小銀行一度看好的線上利潤構成了擠壓。更為關鍵的是,作為中小銀行的重要服務對象,小微企業恰恰是受到新冠疫情沖擊最大的實體,并且中小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普遍比較單一,負債端主要以居民儲蓄存款為主,而響應政策的需要,去年小微企業貸款利率較同比下降了0.82個百分點,中小銀行的息差空間受到顯著壓縮,隨之而產生了不良率增升、撥備率提高以及資本充足率下降等系列風險信號。
據銀保監會的統計數據,去年銀行業須處置的不良貸款規模為3.4萬億元,同比多出1.1萬億元,其中有近一半來自中小銀行。由于不良貸款的比重增加,中小銀行撥備覆蓋率超出170%上限的比比皆是,而且不少中小銀行撥備率高出200%。而伴隨著風險資產進一步被揭露出來,目前全國共4005家中小銀行中有605家資本充足率低于10.5%的最低監管標準,有532家風險比較高。另外,即便是截至2020年四季度末城商行和農商行的資本充足率高出了10.5%的最低監管標準,分別達到12.99%和12.37%,但仍低于同期商業銀行14.7%的平均水平。
看得出,國內中小銀行補充資本的需求依然非常強烈。更為重要的是,當前國內經濟處在恢復過程中,一些中小企業仍面臨一定經營壓力,在貨幣政策依舊保持穩健并突出靈活精準原則,同時明確了推動實際貸款利率進一步降低和繼續引導金融系統向實體經濟讓利的基本口徑下,針對中小銀行補充資本金,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精準滴灌”的作用,也能夠確保中小銀行繼續面對特定客戶群體賦能發力。
一般而言,銀行補充資本主要有外源性方式和內源性方式,前者包括增資、IPO、可轉債、定增、永續債、優先股以及二級資本債和專項債等,后者是指通過自身盈利構成資本補充來源。就目前看,可轉債、定增、IPO等融資方式只能對極少數上市中小銀行有效,數千家非上市中小銀行只能望梅止渴;雖然發行永續債可為所有中小銀行補充資本助一臂之力,但永續債的利率成本比較高,本來資金捉襟見肘的中小銀行因此可能添加機會成本增升的新傷,而且永續債只可作為補充其他一級資本,不能用來補充核心一級資本,因此衍生出的財務效益也并不十分顯著。另外,中小銀行也可以通過發行二級資本債來補充二級資本,只是四千多家中小銀行目前八成以上評級結果都在BBB以下,如此之低的信用級別既意味著中小銀行須承擔不低的融資成本,也很難讓市場對二級資本債做出買入選擇。同時,總量約2000億元的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看上去不小,但如果平攤給4000多家中小銀行,也只能說是杯水車薪。
顯然,在外源性補充方面,需要進一步豐富中小銀行的融資渠道和創新更多的融資安排,包括地方政府可以鼓勵本地非金融國有企業充當“白衣騎士”角色,通過地方投融資公司向中小銀行注資,同時監管層面也應為中小銀行拓展更寬松的融資環境,如考慮適度降低中小銀行的存款基準利率,進一步通過再貸款、再貼現等方式向中小銀行提供低成本資金,尤其是加大向疫情期間執行延期還本付息和向小微企業發放信用貸款的中小銀行提供貼息等靈活性資金支持,而在鼓勵大型銀行發展普惠金融的同時,應鼓勵其將重點放在現有銀行體系以外的客戶,而不僅限于對現有其他銀行客戶的競爭。
獲取更多的外部“輸血”對中小銀行來說也只是過度之舉,培植出自身強大的“造血”功能方為持續生存與擴身壯體之道。目前,金融科技正在顛覆銀行傳統業態,線上化、數字化、智能化的便捷服務成為了銀行盈利的全新場景與模式,中小銀行自然不可錯過這趟科技賦能的高速列車。但不得不正視的是,中小銀行均是囿于區域性成長的金融機構,不僅家底薄弱,而且技術人才短缺,數據資源以及轉換能力更是乏善可陳,僅靠自身功夫獲取金融科技新優勢難上加難,有效的途徑就是積極尋求與外部的多元聯姻和合作。
國有大行以及股份制商業銀行無疑是中小銀行謀求牽手的主要對象,利用后者在信貸、零售以及金融IC卡等方面的數據集成與管控能力,借力拓展財富與資產管理的業務半徑,并通過大型銀行之手實現與債券、基金的協同對接,涉足代銷、撮合、托管等輕資本業務領域。另一方面,在運營中大量嵌入大數據、區塊鏈和人工智能等技術的互聯網銀行也可以為中小銀行納入“朋友圈”,同時第三方科技公司也是中小銀行數字化變革的重要協同力量,借此快速生成ABCDMIX(A是人工智能,B是區塊鏈,C是云計算,D是大數據,M是移動互聯,I是物聯網,X是量子計算技術)問題解決方案,實現在數字化轉型的中的“彎道超車”。
必須明確的是,中小銀行數字化轉型不能追求“大而全”,而是要深耕特定地緣市場,構造差異化經營方陣,瞄準垂直性客戶需求和專注價值鏈某一環節,打造出“小而美”的的業務閉環。一方面,中小銀行可以繼續下沉渠道,憑借對區域內企業更加熟悉的近距離優勢,開拓在鄉鎮、街道等大型銀行涉及較少的空白區域,通過“整村授信”與“批量營銷”方式深入挖掘潛在優質客戶群;另一方面,中小銀行可以針對當地企業制定專門性與特色化信貸產品,在此基礎上,還可以建立客戶分級,通過對優質客戶提供優惠貸款利率以及上門服務等方式,留住優質客戶。
規避物理體量瘦小且地理分布割裂分散從而規模效益差的行業軟肋,同時出于突破本地化經營的政策約束并達到資源共享與優勢互補的目的,中小銀行有必要進行資本整合。資料顯示,在去年至今,全國已有47家中小銀行獲批籌建,其中許多都是合并重組而成,如徐州農村商業銀行由徐州淮海農村商業銀行、徐州銅山農村商業銀行和徐州彭城農村商業銀行三家新設合并而成,山西銀行由晉城銀行、晉中銀行、長治銀行、陽泉市商業銀行以及大同銀行合并設立,四川銀行則以攀枝花市商業銀行和涼山州商業銀行為基礎設立等,未來不排除會有更多的中小銀行加入到資本重組與整合的陣容中來。
最后特別要強調的是,由于中小銀行前身的城市信用社和農村信用社起點低、規模小與底子薄,當初出于化解風險的需要,在引入社會資本過程中缺乏對股本的穿透式監管,導致中小銀行股東良莠不齊,并將不少新的風險尤其債務風險帶了進來,導致出現像大興安嶺農商行、無錫錫商銀行等大股東因昔日債務糾紛引起其銀行股權被法院凍結從而快速惡化銀行資產結構的狀況;另一方面,有些中小銀行股東持股較為分散且股權關系混亂,導致出現所有者缺位以及“內部人控制”問題,同時有一些中小銀行存在股權過度集中問題,控股股東將銀行視為“提款機”,違規占用、關聯交易和內部利益輸送等系列道德風險清晰可見。顯然,如果通過完善治理制度和健全內控機制封閉中小銀行“跑”“漏”“冒”的暗道,無疑是提升中小銀行財務穩健性與安全度的治本之道。
責任編輯:鄧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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