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側改革的關鍵是增強民眾消費能力
來源:中關村
以打通影響居民消費收入改善的堵點為突破口,需求側改革首先需要經濟保持一定的增速與凸現發展質量。
文 張志毅(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分析與定調2021年經濟工作時指出,要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注重需求側改革,打通堵點,補齊短板,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提升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能。在供給側改革推進了歷時五年而且起到了明顯成效的基礎上,高層首提需求側改革,不僅僅是新年度經濟工作重點的落子,應當還是整個“十四五”期間經濟步伐邁進方向的導引。
需求包括外需與內需兩個方面,即國外出口需求和國內消費與投資需求,二者構成了總需求。從1998年強調“立足擴大國內需求”,到2015年提出“適度擴大總需求”,改革開放以來40年中高層圍繞需求所做的兩次重要政策表述雖有所差異,但實踐的最終指向都是擴大消費需求。而這一次同樣概莫能外。論外需,我國出口持續保持強勢,即便是新冠肺炎蔓延的2020年依然成績不菲;而作為國內需求的重要部分,投資性需求尤其政府投資需求也一直處于較為流暢與活躍狀態。但相較而言,消費需求則波動較大且呈持續收斂狀態,自然就凸現為政策所要發力的重點部位。
需要進一步廓清地是,需求只是一個經濟單位概念,直觀反映出的是社會商品與服務最終轉化為價值的成效,而需求側除了包括商品與服務的價值轉換外,也關注轉化環節與過程,也就是如何實現的問題,包括打破抑制需求的瓶頸,疏通阻礙需求的堵點,祛除掣肘需求的痛點等,因此需求側改革就隱含著更多的制度與技術創新驅動變量,而不僅僅是消費動態變化的單一識別維度,實踐過程中我們強調擴大需求就不應再只是盯住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多與少這一矢量,而是注重消費動能的營造與累積,政策導向也不應只強調短期消費目標的實現,更要傾向消費的持久與穩定。
鑒于消費需求或者準確地說居民消費需求是需求側內容的重中之重,而消費需求能力釋放的最重要基礎又是民眾收入,由此我們基本可以鎖定需求側改革的根本突破口與關鍵部位,同時一個不得不強調的邏輯真理是,離開了民眾收入的改善談擴大消費需求以及需求側改革,任何的目標訴求都將成為無源之水與無本之木。
最近幾年,國內居民收入無論是總體還是個體在絕對數額增長的同時,更體現為增長幅度明顯放緩的重要特征。按照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從2009年同比增長9.8%跌落至2019年的5.8%,我國居民收入增幅呈現出逐年滑落趨勢,而且除了少數年份外,居民收入增幅均跑輸了GDP與財政收入的年均增速。統計數據顯示,從2009-2019年,GDP年均增幅為8.47%,財政收入年均增幅為11.96%,而同期居民收入年均增幅為7.95%。
按照公平理論,人們在進行收入比較時,不僅會在縱向上與自己的過去所得比較,而且也會在橫向上與其他相關的變動指標展開比較。對于民眾來說,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周期中,年均收入增幅呈遞減趨勢,而且雙雙落后于GDP與財政收入增幅,直接的影響就是在可能形成收入增長幅度會繼續下降的慣性認知,同時對未來不確定預期也會隨之增加,增加儲蓄并減少消費于是成為了一種最直接也是最敏感的抉擇。公開數據顯示,最近10年我國居民儲蓄率一直維持在40%以上的高位,截至目前居民存款達到92.09萬億元,人均存款6.6萬元。
民眾收入變化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居民和家庭單位的負債性支出占比不斷提高。按照央行的權威數據,目前國內居民家庭總債務占GDP的比重為60%,也就是說債務率為60%,對應2019年國內99萬億元的GDP規模計算,全部居民負債額應為59萬億元,相對于10年前19%的占比,如今中國居民負債率跳升了41%;雖然60%的居民負債率并不是全球最高,但卻遠超新興市場國家37%的平均水平,而且過去10年超170%的中國負債率增幅也大大超過了發達經濟體20%以上的增長幅度。
據央行的權威說法,75.9%的居民家庭將負債用于了買房,也就是說日益高漲的房價對居民收入形成的“虹吸效應”是導致居民負債率飆升的罪魁禍首;值得注意的是,國內居民負債群體正呈現出年輕化趨勢,除了80年后因購房而成為了主要負債群體外,90后甚至00后因信用卡以及通過花唄、借唄等互聯網平臺的借貸而背上債務的年輕人也不在少數。
居民負債比的過快提升既沖淡了遠期消費預期,更直接削弱了即期消費能力,道理很簡單,居民不能不將更多收入或者儲蓄用于還貸付息,而且在更多的年輕人背上沉重債務包袱且無力獨立償還的前提下,債務負擔也會轉嫁和傳遞了父輩頭上,從而對整體家庭消費形成“擠出效應”。正是如此,我們看到,國內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過去10年一路走低,從最高點的23%滑落至目前的8.0%。
綜上,以打通影響居民消費收入改善的堵點為突破口,需求側改革首先需要經濟保持一定的增速與凸顯發展質量。雖然經濟增長須擺脫“唯GDP論”的窠臼,但同樣沒有適當速度的GDP,肯定不會有民眾收入的增加,在這里我們需要改變的只是GDP增長方式,即經濟增長的動能今后主要來自于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破除要素流通壁壘,降低交易成本,進而縱深挖掘要素改革紅利,同時打破壟斷,提高能源、通訊以及文化和醫療等領域的市場開放度,實現微觀經濟主體的深度再造,此外,要重點推進與加強5G、人工智能等新基建投資與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新產業崛起,以帶動與催生新型消費。
其次,要持續優化居民收入分配結構與擴大公共產品規模。一方面需在確保作為最主要消費力量的中產階級群體收入穩定增長的同時,加大對于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包括基本生活救助、失業與再就業以及各種創業補貼,同時解除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的戶籍約束、資源分享不平等諸多制度與體制障礙,讓農民盡可擁抱城市化的紅利與增強邊際消費能力;不僅如此,要切實補齊醫療衛生、社會保障與公共教育等公共產品短板,并不斷提高服務質量,讓公眾敢于消費與放心消費。
再次,要堅決防止房價的再度抬頭與蓄勢上漲。立足于“房住不炒”的政策總基調,一方面須有效擴大保障性租賃住房供給以及因城施策的管理模式,但更應強化對房價上漲過快城市的問責尤其是處罰力度,而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必須徹底摒棄“土地財政”與“賣地思維”。公開資料顯示,截至2020年底,全國有11個城市的賣地收入超過1000億元,30個城市超過500億元,均刷新歷史記錄。在已經開辟了地方政府債新的融資通道的前提下,城市的發展仍然依賴于土地售賣,的確是不應該出現的現象。
最后,要哄熱股票市場的賺錢效應與回報預期。一方面,在IPO常態化的基礎上,保持融資與投資的基本均衡,尤其要優化股票供給質量,加大退市力度,讓投資人可以分享優質企業創新與發展的紅利。另一方面,要充實市場化成色,與供給側即將在全場推行注冊制即發行完全市場化相比,需求側也應適度給市場放權,增大市場的價格發現以及優質投資標的選擇功能,而監管的重點則是對欺詐發行、財務造假、內幕操作、惡意炒作以及信披違規等行為的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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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思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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