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關鍵角色缺席致衰落 深圳證券業亟待“迷途知返”

　　深圳證券業先發優勢已經失去。

　　回顧證券業發展歷程，深圳券商從誕生起就迎來高光時刻。20年前南方券商勢力強盛、雄踞一方。10年前，經紀與投行業務位居全國榜首。如今深圳當地券商江河日下直至掉隊，已經失去當初敢闖敢拼的勇氣。

　　究竟是從業者失去乘風破浪的熱血，還是背后資本錯失行業發展良機？在國家再三大力提升直接融資比例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能否把握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粵港澳大灣區、前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三區”建設戰略機遇，將券商作為戰略資源加以珍惜和重視，這已然事關深圳證券業發展的關鍵。

　　深圳券商整體實力落后

　　一度被稱為“券商一哥”的南方證券，當年恐怕無論如何都想不到25年后成為一家異地券商的全資子公司（中金財富）：業務被分拆、牌照被出售、人員被分流。

　　創立之初就位于國內證券行業金字塔尖，南方證券是少數幾家注冊資本高達10億規模的券商，各項主要業務指標多年位居業內第一。然而“傳說”最終還是從深圳手上流走。

　　在特區熱土留下“傳奇故事”的還有民營券商——大鵬證券，公司一度創造大鵬效應，營業部成交量6周內從第350名沖到深市第一名。

　　此外，還有經紀、投行、研究業務齊頭并進的聯合證券，以及有“小中金”之稱的漢唐證券，然而這些公司在曇花一現后，都被區外資本收入囊中。

　　長城證券總裁李翔回憶表示，當年深圳券商數量在全國占比非常高，同時經紀業務市場份額、托管資產、經營業績、投行項目情況等要明顯領先。

　　所向披靡的局面在十年前仍有延續。據深圳證監局統計，深圳券商2010年后經紀業務市場份額多年來穩居全國第一；投行業務增長迅速，股票主承銷家數前5名均為深圳公司。此外，深圳券商家數、總資產、凈資產、營業收入、凈利潤等指標名列全國第一（注：上述統計均含中信證券）。

　　與10年前甚至20年前叱咤風云的成績相比，如今的深圳證券業，已被京滬地區券商甩得越來越遠，自身業務發展也日益乏善可陳。

　　根據Wind數據對各券商2019年業績統計，具有上海國資背景的東方證券營業收入排名第七，連續兩年擠入前十。作為深圳國資券商的代表——國信證券營收規模排第十一，連續兩年掉出第一梯隊，令人唏噓。

　　不僅綜合實力落后，深圳券商在多個單項業務上也逐漸失去話語權。Wind數據顯示，曾因“銀證通”做強經紀業務的國信證券，股基交易額2005年至2011年一直排名前五，但近5年已經掉至第八、第九。

　　投行業務方面，在創業板業務刺激下，國信證券、平安證券、廣發證券曾在首發（IPO）市場三足鼎立，并催生了華南五虎。但2018年起格局生變，北京地區券商中金公司、中信證券、中信建投成為“新三大天王”。

　　深圳證券業協會常務副會長李鵬表示，深圳券商長期以輕資產業務為主要盈利來源，對專業化要求相對較低，且表現為市場空白期發展迅猛，市場飽和期后勁不足。當證券行業處在從“通道類中介”轉型到“專業型投行”的階段，創新型業務將為券商創造新的利潤增長點，而專業型人才不足是券商發展創新型業務的桎梏。

　　股東支持不力

　　“我們要發展，我們的資本金不夠”、“如果給我200億資本金，我就能把交易型投行做起來”、“現在就是沒有錢”。談及發展規劃，中山證券董事長林炳城一方面胸有成竹，另一方面因被凈資本掣肘頗有不甘。

　　限制券商業務規模的直接原因是凈資本不足。2016年《證券公司風險控制指標管理辦法》及配套規則出臺，確立由風險覆蓋率、資本杠桿率、流動性覆蓋率及凈穩定資金率四大指標組成的新證券業監管參數體系。

　　2019年，深圳地區凈資本最高的招商證券才487億，在行業也僅排名第九。國信證券掉出前10，凈資本才400億。而京滬地區大型券商資本金至少500億以上。剔除最高值中信證券，北京地區的銀河證券、中信建投，分別有690億、540億凈資本；上海地區的國泰君安860億、海通證券729億。

　　三地券商凈資本實力差距顯而易見，這直接決定了券商之間的競爭力。李鵬表示，深圳券商資本規模不足，業務轉型緩慢。

　　在林炳城看來，深圳本土券商的股東，尤其是國有資本，并沒有抓住機會及時給券商補充資本金。“京滬兩地國有資本對券商重視程度要遠遠高于深圳，尤其在券商歷史發展過程中，當地國有資本發揮了很大作用。”

　　股東的支持除了體現在凈資本補充上，還包括戰略定位、資源傾斜。據證券時報記者梳理，有近1/3深圳本土券商為央企背景，比如招商證券、長城證券、安信證券、英大證券和五礦證券等就屬于此類。而在央企版圖下，券商可能僅被當成一個支持部門，管理團隊別說獨立決策，甚至還要受央企限薪等制度約束。

　　即使是民營金融集團，也未必重視券商板塊，中國平安集團對平安證券的定位就是鮮活案例。平安證券作為平安集團傳統金融業務其中一個板塊，主要聽從集團戰略安排，與其他板塊形成有效配合。

　　“關鍵角色”缺席

　　業內人士認為，在深圳證券業發展歷程中，地方政府往往在關鍵時刻缺席。

　　前述提及的2019年券商營收排名中，上海國資背景的三家券商齊列第一梯隊，代表著上海證券業發展整體向好，有市場人士解讀這與當地政府多年支持密不可分。

　　2000年初爆發的證券業危機，上海本地券商因熊市巨虧，其中申銀萬國以28億虧損額位居榜首。上海市政府摸底排查后決定出手扶持，首先降低券商融資成本，比如幫助推進增資擴股和發債計劃，鼓勵券商股東給予長期借款；第二減少企業成本負擔，如適當減免稅收；第三支持券商大力發展業務，如鼓勵申報創新業務。

　　同時期的深圳，卻一家家券商倒下。南方證券與大鵬證券破產清算；漢唐證券被信達資產管理公司托管；大鵬證券經紀業務及31家營業部被長江證券有償接收，投行業務被國信證券整體收購。

　　原國信證券總裁胡繼之表示，上海市政府關鍵資源的給出能力特別大，在關鍵階段群聚資源支持券商。胡繼之回憶，在2003年~2005年行業危機中，上海動用政府資源救券商，“深圳的券商主要靠自救，但很多券商還是沒了?！?/p>

　　在綜合治理后，深圳本土券商繼續流失。2006年，彼時還是區域券商的華泰證券入主聯合證券。10年后，前身為南方證券的中投證券，被中金公司吸收。

　　即使是今天，上海國資依然還在繼續擴張自身的證券版圖。今年3月，民生證券增資擴股，上海國資作為戰略投資者入股；與此同時，民生證券計劃將注冊地由北京東城區遷至上海浦東新區。

　　林炳城認為，對于證券業，政府采取的措施應有別于其他行業。“金融行業一定需要政府有所作為，要充分認識到券商這種機構背后的戰略意義，特別是現階段，在行業底部時政府最好能介入。”

　　申港證券投資銀行資本市場部總經理鄧舟表示，在新一輪證券業并購整合趨勢下，深圳本土券商仍然有機會，但這需要國資股東及經營團隊的支持?！八麄儗嶋H上有實力并購其他券商，這是能快速做大規模的有效手段?！?/p>

　　發展軟環境亟待優化

　　事實上，深圳在發展證券業上不是沒有先天基因。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一批批證券領域開拓者曾在深圳創造了許多奇跡。

　　深圳市原副市長張鴻義此前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內地第一個證券市場能夠在深圳破土而出，歸功于國家改革開放的新政策、大氣候，要感恩深圳這塊改革開放熱土的培育。

　　眼下，隨著時代發展，科技已成為深圳另一重要標簽，深圳正打造全球知名的金融科技創新之城。但細究金融構成，銀行保險在體量上仍占據重要位置；創投機構與小額貸款公司規模雖小但頗有活力，不計其數；證券業如今無論是體量還是數量，地位尷尬，影響力小，極易被忽視。

　　地位越弱勢，越難發揮影響力，造成惡性循環。而資本與人才是證券業發展的兩大核心，如何完善證券發展環境，營造創新文化氛圍，是深圳重塑證券業中心迫在眉睫的問題。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上海是券商設立子/分公司的主要選擇地。比如，國金證券在上海設立5家分公司，分別涉及自營、承銷保薦、資管、投資咨詢、互聯網證券。湘財證券、華福證券及深圳本土券商華鑫證券將自營分公司設在上海。

　　前國元證券董事長蔡詠表示，證券公司要想發展，資金、人才、信息交換很重要，而這些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北京。蔡詠回憶，國元證券當年投行和研究所成立之初設在上海的原因就是為了人才。

　　深圳金融監督管理局二級巡視員肖志家認為，上海優勢在于金融市場完備性和開放水平，擁有證券、貨幣、金融衍生品等全套交易場所和市場，是中國最大的證券、保險、期貨、外匯和黃金交易市場。此外，還有外資金融機構實力較強、金融國際知名度較高等優勢。這些業務為當地證券機構開發多樣化的產品體系、開拓國際化業務打下好的基礎。

　　北京則集中了金融監管機構、四大行為首的金融機構總部以及諸多大型央企總部，政策優勢、信息優勢和資金優勢明顯。同時，北京高校、科技企業的創新創業活動活躍，為IPO、債券發行提供大量儲備資源，有力支持了北京券商發展。

　　肖志家認為，深圳優勢在于市場化的營商環境、強大民營經濟基礎，再就是深交所的存在，以及毗鄰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對證券業開展跨境業務帶來便利。

　　“深圳金融發展環境也存在多方面弱勢?！毙ぶ炯艺J為，作為金融中心，持牌機構數量少于北京和上海，金融市場平臺只有深交所。國際化程度不夠，外資機構體量很小，還面臨水土不服問題。另外，深圳生活成本高，空間狹小，教育資源和醫療資源缺乏。

　　證券業發展

　　需跟上“三區”定位

　　深圳正迎來重大歷史發展機遇，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粵港澳大灣區、前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三區”建設和定位，再次將深圳推升到了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潮頭。無論“三區”建設中的任何一區，深圳證券業當下的發展規模和實力，與國家對深圳的定位都很不匹配。

　　一個細節就可略見一斑。深圳證券業協會目前在國信證券大廈辦公，只有半層樓，空間局促狹小，裝修老式。記者采訪時注意到，該辦公區里一盞日光燈忽明忽暗，這樣的辦公環境與國家定位的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難以匹配，倒讓人有種時光倒流回80年代的錯覺。

　　采訪中，多位券商高管也介紹，地方政府對擴大直接融資的理解并不透徹，這導致運用直接融資手段較少，對券商潛在資源稟賦和潛力重視和利用不夠。

　　李鵬介紹，地方干部尋求金融機構支持實體經濟時，基本以銀行間接融資方案為主。“銀行威風八面坐在對面，開口就是給出幾百億的資金；券商有的只能給10萬，最多的也就幾百萬。這給地方干部直接印象就是，券商微不足道?！?/p>

　　李鵬認為，創新驅動的增長模式形成，需要一個由直接融資主導的、對創新風險容忍度更高的金融市場的支持?！斑@就需要充分發揮證券公司投行的專業性。證券業需提升專業服務能力、服務質量，以更有針對性地為粵港澳大灣區高新科技企業提供適合的金融服務?！?/p>

　　這對機構個體而言是重大發展機遇，現代投行有望從深圳誕生。

　　林炳城認為，未來券商應擁有解決金融市場直接融資中出現的疑難雜癥能力，這是一項不同于IPO的非標準化業務，體現的是券商創新能力。

　　“深圳更適合率先誕生現代投行。深圳有創新精神，如何將創新在金融市場里實現，現在已有苗頭?！绷直潜硎荆挥刑岣呓鹑趧撔路諊?，深圳未來才能吸引更年輕一代、優秀人才加入金融業。

　　“另一方面，深圳應加快建設國際化金融創新中心，提高國際知名度，加強跨地區國際金融活動和業務?！崩铢i表示，在“三區”建設中，深圳的金融和證券業還需要在政府相關監管部門的支持下，進一步探索如何在國際國內金融市場制度、跨境資本管制方面實現新突破，推動內外金融市場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實現更有效的互聯互通。

　　肖志家向證券時報記者表示，深圳證券業發展中確實面臨一些現實問題，“我們會醞釀就如何做大做強做優深圳證券機構開個座談會，讓大家集思廣益。”

責任編輯：覃肄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