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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底中國居民杠桿率：哪些省市居民最敢負債？

　　作者： 段思宇

　　居民負債情況一直是衡量經濟發展健康水平的標準之一，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貨幣及房地產政策的制定。那么，我國各地區居民負債情況如何？日前央行發布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9）》給出了答案。報告稱，2018年我國住戶部門貸款余額為47.9萬億，同比增長18.2%，增速較上年回落3.2個百分點。

　　具體來看，居民負債主要由三部分組成，分別是個人住房貸款、消費貸款和經營貸款。去年居民負債增速放緩的主要原因在于個人住房貸款的增長被抑制。數據顯示，2018年末，我國個人住房貸款債務余額為25.8萬億元，增速連續兩年回落。

　　盡管我國整體居民債務杠桿率還在可控范圍內，但債務集中度高、分布不均衡、部分地區債務規模增長明顯等問題仍需注意。

　　負重前行的城市

　　將居民債務，即居民部門貸款余額作為分子，名義GDP作為分母，兩者之比便得出居民杠桿率這一指標，這一指標是最為常用的流量性指標，也是居民的債務負擔能力和償債能力的量化體現。2018年末，我國居民部門杠桿率為60.4%。

　　然而，各地區居民杠桿率情況大相徑庭，據統計，2018年，有5個地區的居民杠桿率超過70%，分別是浙江（83.7%）、上海（83.3%）、 北京（72.4%）、廣東（70.6%）、甘肅（70.1%）。除了上述5個地區外，重慶、福建和江西的居民杠桿率也超過了全國水平，分別為68.6%、65.8%和63.1%。

　　不過要關注的是，地區居民杠桿率與全國居民杠桿率并不完全可比。這主要在于，地區GDP加總與全國GDP并不一致，前者往往高于后者，這就可能造成地區居民杠桿率的低估。但目前來看，這個低估程度并不大。2018年，地區GDP高于全國GDP的幅度占全國GDP的比例僅為1.6%。

　　“理論上來說，地區居民杠桿率超過80%或90%就需要予以關注，類比美國金融危機的時候，居民杠桿率大約在100%至110%之間。”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劉磊說，“目前，城市分化較為明顯，有些地方杠桿率可能更高。”根據報告，杠桿率水平最高的浙江和最低的山西之間相差50個百分點。

　　除了省份的數據外，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此前發布的“季報宏觀杠桿率報告”也對城市的居民杠桿率進行了統計。在統計的34個城市中，截至2018年末，居民杠桿率高于80%的城市有5個，分別為杭州（103.2%）、廈門（96.3%）、溫州（91.1%）、海口（83.8%）、深圳（82.3%）。

　　杭州是第一個杠桿率超過100%的城市，這也就意味著杭州的居民貸款超過了本城一年的GDP，這其中蘊含著較大的金融風險。“在我國，杠桿率高的城市有一個重要特點，‘三高’——即房價比較高，外地人買房的比例較高，買房的投資性需求較高。”劉磊對記者說，“這也說明居民杠桿率與房地產的高度相關性。”

　　換言之，各地房價是影響居民貸款上升的最核心的變量。比較杭州、廈門、溫州、海口以及深圳過去一年房市的表現，也側面印證了居民杠桿率與房地產之間的關系。

　　由此分析，趨高的杠桿率不一定代表金融風險難以控制，因為存在外地人出于投資目的異地買房的情況。由于購房者并不在此地工作生活，買房后雖增加了當地貸款，但沒有形成相應的GDP。因此，這部分異地購房者占比較大的省市便形成了較高的居民杠桿率，但這不一定完全對應著較高的金融風險。“而且這幾個城市的杠桿率是前幾年增長得比較快，目前增速正在逐步放緩。”劉磊說，“未來，在‘房住不炒’的主基調下，隨著房地產的平穩，投機性需求被壓制，房價可能會趨于平穩，相應的，居民杠桿率上升速度也會下降。”

　　盡管目前各地杠桿率正在繼續走高，但我國居民貸款違約風險整體偏低。由于個人住房按揭貸款在居民負債中占據半壁江山，而去年全年房地產信貸政策繼續遵循審慎原則，對住房抵押貸款的最低首付比要求更為嚴格，月償債比率和最長還款期限與國際實踐基本一致，這使得居民債務風險抵御能力較強。

　　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居民貸款的不良率，尤其是個人住房貸款不良率繼續保持較低水平。截至去年末，個人不良貸款余額7103億元，不良率為1.5%，低于銀行貸款整體不良率0.5個百分點。其中，個人住房貸款、個人汽車貸款和個人信用卡貸款不良率分別為0.3%、0.7%和1.6%，與前年同期持平。

　　60.4%的杠桿率算高嗎？

　　目前，對于居民杠桿率的口徑并不一致。央行測算的我國2018年末住戶部門杠桿率為60.4%，國際清算銀行公布的為52.6%，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測算結果則為53.2%。無論哪個數據，需要思考的是，與國際相比，這樣的杠桿率是處在一個什么樣的水平？

　　根據央行的報告，在全球范圍內，我國居民杠桿率與國際平均水平一致，低于發達經濟體平均水平，但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中處于較高水平。據悉，2018年，發達經濟體居民部門杠桿率平均為72.1%，新興市場經濟體平均為39.9%，國際平均水平則為59.7%。其中，澳大利亞居民部門杠桿率最高，約120%，印度最低，不足20%。

　　劉磊表示，過高的居民杠桿率短期內可對經濟增長產生促進作用，但長期來看，將對消費與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對經濟增長的速度與質量都會有所抑制。

　　從增幅上看，我國居民部門杠桿率增幅居于前列。與前年相比，2018年我國居民杠桿率上升3.4個百分點，這一增幅也高于日本、英國等經濟體的增幅。

　　隨著杠桿率的增長，是否會爆發信用風險、金融風險？對此，我國居民的高儲蓄率被業內認為是抵抗債務風險的“法寶”。“盡管債務在增長，但同時，居民儲蓄也在增長，甚至增長更多。因此，抗風險能力實際上更強。”劉磊稱。

　　國泰君安的研報也顯示，2018年末全球經濟體儲蓄率平均水平為26%，發達經濟體為22%，發展中經濟體為32%，相較之下，中國目前45%以上的儲蓄率比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高十幾個百分點，是發達國家的兩倍。這代表著，“在前期高速發展積累‘厚家底’的支持下，短期內國內還不致引發信用危機。”研報稱。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自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居民儲蓄增速持續下滑，已從前期20%左右的增速回落至10%以下，同時，儲蓄率也在回落。由此，“完全寄希望于高儲蓄而忽視了長遠的債務風險并不可取。”國泰君安稱。

　　而對于未來我國居民杠桿率的走勢，劉磊告訴記者，“仍需保持適度穩定。”從穩杠桿的角度來說，這種穩定主要是考慮到居民杠桿率與房價的密切關系，否則將會帶來連鎖反應。 事實上，過去十年間，我國居民杠桿率平均每年增幅為3.5個百分點，處于一個較快的水平。在劉磊看來，未來的趨勢是，增速會下降，但每年杠桿率仍然上升。

責任編輯：覃肄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