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題：

　　標題： 70年就業變遷 城鄉二元走向高質量市場化就業

　　副題：

　　作者： 郭晉暉

　　[ 黨的十八大以來，2013~2018年占就業人員比重平均每年增加1.7個百分點，比1978~2012年加快約1.0個百分點。 ]

　　[ 中國的就業數量大，但是中國的經濟體量大、市場大，尤其是近年來第三產業發展迅猛，容納的就業量在不斷擴大，創業創新活躍，新就業形態蓬勃發展，這些都對保持就業穩定具有良好的基礎性作用。 ]

　　27.3倍！這是從1949年到2018年間，我國城鎮就業人員增長的倍數。新中國成立70年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進入城市，成為中國經濟騰飛的重要動力。

　　人社部部長張紀南在國慶前夕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我國就業人數從1949年的1.8億人增加到2018年的7.8億人，擴大了3.3倍，其中城鎮就業擴大了27.3倍。近年來，中國城鎮新增就業已連續6年超過1300萬人，每年新增數接近1949年城鎮全部就業人數。

　　70年來，我國就業政策總體上經歷了“計劃化—市場化”的演變過程，勞動者的就業狀態從“統包統配，城鄉分割”就業走向了“更高質量和更加充分就業”。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主任張成剛對第一財經記者稱，我國已經形成了以市場導向為基礎，以勞動者個人就業、公共政策托底就業為特征的公共就業政策，市場、勞動者、政府對于擴大就業規模以及保持就業形勢長期穩定方面，都發揮出了相應的作用。

　　城鄉就業格局轉變

　　新中國成立前，城鎮勞動力多數處于失業狀態。1949年末，全國城鄉就業人員18082萬人，其中城鎮就業人員為1533萬人，占比僅為8.5%。當年全國城鎮失業人員達到474.2萬人，失業率高達23.6%。

　　新中國成立初期，政府面臨的最大就業問題是大量失業和無業人員。黨和政府采取多項穩定就業的措施，對原政府公職人員和官僚資本主義企業雇員實行“包下來”的政策，對私營工商業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扶持政策，對原有失業人員采取“以工代賑”、“生產自救”等措施進行安置，并采取招收就業、介紹就業和自行就業相結合等多種方式擴大就業。

　　到第一個五年計劃末的1957年，全國就業人員達到23771萬人，比1949年增加了5689萬人；城鎮就業人員達3205萬人，比1949年增長一倍以上。城鎮失業率進一步下降到5.9%。

　　此后的上世紀50~70年代間，雖然經歷了一些波折，但我國就業狀況比新中國成立初期有了很大改善。到1978年末，我國就業人員達到40152萬人，其中城鎮就業人員為9514萬人，占全國就業人員比重升至23.7%。

　　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70年代，我國一直采用以全國統一的行政經濟為核心特征的計劃經濟體制，并逐步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傳統勞動就業制度，這種就業政策將“消滅失業”、實現“全面就業”作為指導思想和基本目標，但最終實現的是全面而低質量的就業。

　　在這30年間，國家統分統配的勞動力調配制度和城鄉隔絕的戶籍制度對勞動力流動進行嚴格限制，“由鄉到城”的勞動力流動幾乎陷入停滯。政府將農村視為能夠容納更多就業的蓄水池，大量隱性失業充斥在農村。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的一項研究顯示，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微觀激勵的改善，勞動效率大幅提高，農業勞動力剩余被顯性化。上世紀 80 年代中期，農業中大約有 30%~40%的勞動力是剩余的，絕對人數高達1億~1.5 億。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曾湘泉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就業市場主要矛盾是解決龐大的、源源不斷的、無限供給的農村勞動力城市化的問題。可以說，我國工業化主要不是解決城市就業問題，而是要解決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就業的問題。

　　改革開放之后，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壓力促進了一系列體制性障礙的逐步拆除，并最終使勞動力資源得以重新配置。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從1982年算起的20多年間，我國流動人口數量增加了2.3 億人，平均每年增加近1000萬人。勞動力流動加快我國城鎮化進程并且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城鄉就業的格局，為城市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基礎條件，這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2018年，我國城鎮就業比重已經過半。張紀南表示，城鄉就業的格局實現了歷史性轉變。城鎮就業人員的占比從1949年的8.5%，提高到2018年的56%。這較改革開放之初增加了32.3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0.8個百分點。

　　就業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就業結構的改變，除了城鄉就業結構發生變化之外，產業結構的變化也很關鍵。

　　改革開放以后，第三產業在1994年和2011年分別超過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成為吸納就業人數最多的產業，服務業占主導的現代模式逐步形成。黨的十八大以來，2013~2018年占就業人員比重平均每年增加1.7個百分點，比1978~2012年加快約1.0個百分點。

　　張紀南表示，中國的就業數量大，但是中國的經濟體量大、市場大，尤其是近年來第三產業發展迅猛，容納的就業量在不斷擴大，創業創新活躍，新就業形態蓬勃發展，這些都對保持就業穩定具有良好的基礎性作用。

　　走向更高質量的就業

　　作為人口大國，70年來，我國始終面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面對不同發展時期的不同壓力，我國及時采取了不同的就業政策，保持了就業局勢的問題。

　　回顧70年的歷史，我國的就業局勢曾經面臨著三次比較大的挑戰，政府均采取了得力措施渡過了難關：一是迅速解決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就業問題；二是及時處理返城知青就業問題；三是妥善化解下崗職工再就業問題。

　　在處理一波又一波的就業難題中，我國幾經迭代建立了一套以市場為導向的勞動就業制度。在市場導向的勞動就業制度下，就業政策的目標變為更加務實的“減少失業”“充分就業”和“提高就業質量”。

　　我國的就業政策準確的名稱為“積極就業政策”。2002年，我國開始確立積極就業政策體系的基本框架，到2005年積極就業政策進一步擴展，再到2008年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形成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演進到黨的十八大以來更加突出創業和就業緊密結合、支持發展新就業形態，積極就業政策不斷升級。

　　如今，我國的積極就業政策正在努力應對經濟增速換擋帶來的就業新挑戰。在充分發揮傳統動能增加就業的同時，我國積極培育壯大新動能，大力發展服務業，優化營商環境，鼓勵創業創新，支持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發展。

　　張成剛表示，從2012年起，中國經濟增速呈現下降，但城鎮新增就業卻始終保持較大規模，且體現出增長趨勢。這種與傳統經濟理論出現較大差異的現象，與新就業形態帶動了大量新崗位有密切關系。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和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的背景下，黨中央實施就業優先政策，大力發展服務業，突出創業帶動就業，全國城鎮就業總量增加了6300多萬人，平均每年增加1000萬人以上。

　　張成剛表示，伴隨著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5G通信、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發展，未來中國的新就業形態將不斷涌現。新就業形態將成為未來中國就業增量的重要組成部分。

　　張紀南表示，當前還是要突出就業優先導向，把就業作為經濟發展的優先目標，把穩定和擴大就業作為區間調控的下限，強化各方面重視就業、支持就業的導向，形成經濟發展和擴大就業的良性循環。

　　新中國7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在就業總量增加和結構優化的同時，就業質量也逐漸受到重視。黨的十八大以來更加突出強調要推動高質量就業，在經濟發展和政策措施的帶動下，就業質量顯著提升。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952年全部職工平均工資僅為445元，改革開放后，城鎮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快速增長。2018年，我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達到82461元，是1978年的134倍，年均增長率達到13.0%，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了18.3倍，年均實際增長率為7.7%。

　　此外，作為就業質量重要指標的就業穩定性也在不斷提高。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2018年全國企業勞動合同簽訂率達90%以上，全國經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審查并在有效期內的集體合同累計為175萬份，覆蓋職工1.55億人。

責任編輯：張國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