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支付到跨境大資管 粵港澳大灣區的萬億金融之路

　　本報記者 侯瀟怡 深圳報道

　　“在香港的支付習慣是使用信用卡和現金，即使你沒有支付寶也不會影響生活，但在內地則不同，如果使用打車軟件則必須用移動支付，可是內地的移動支付軟件不支持香港的信用卡支付。如果要辦內地可以使用的銀行卡，則又要到內地銀行開戶。這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他直言。

　　從粵港澳大灣區2017年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到粵、港、澳三地政府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再到2018年港珠澳大橋的通車，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的正式發布，短短兩年有余，“粵港澳大灣區”從規劃逐步走向落地。

　　從萬言《綱要》全文看，金融無疑是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建設的重要布局與突破方向。但這一跨越“十三五”，乃至遠期展望至2035年的綱領性文件下，或許很多企業、金融機構乃至普通居民在翹首期盼同時也不禁疑惑，這一人口與占地面積超越傳統世界三大灣區的未來第一大灣區建設，究竟意味著什么？深入行業與生活，將為金融業帶來怎樣具體的機遇？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立法會原議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在“代表通道”上的一席話令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記憶猶新。譚耀宗表示，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有很多有利的地方，包括獨立的貨幣、關稅區、司法體系，并將香港打造成為世界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但香港同樣希望加強大灣區的合作。一個最簡單的希望，香港人都希望開通支付寶，并且不用到內地來開戶，在香港就可以輕松開通。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內地在金融服務的部分領域上已經具備了全球領先水平，移動支付是一個生活中觸及深遠又顯而易見的窗口。而在粵港澳三地互聯互通的過程中，在5.65萬平方公里覆蓋逾6000萬人口的土地上，除了移動支付， 基建、產業投資，企業資本流動，資管等方方面面也將為金融行業帶來巨大機遇。

　　從移動支付看三地互通

　　一位經常前往內地出差的香港保險從業者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抱怨，近幾年香港與內地之間保險業務聯系增多，尤其近兩年粵港澳大灣區概念提出后，幾乎每周都要到內地出差交流研討。工作需要開始比較多的使用滴滴等打車軟件，這就遇到了一個尷尬。

　　“在香港的支付習慣是使用信用卡和現金，即使沒有支付寶也不會影響生活，但在內地則不同，如果使用打車軟件則必須用移動支付，可是內地的移動支付軟件不支持香港的信用卡支付。如果要辦內地可以使用的銀行卡，則又要到內地銀行開戶。這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他直言。

　　香港一位出租車司機也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現在港澳地區微信支付、支付寶等移動支付相對來說已經比較普遍，很多商場、商店包括地鐵和出租車都支持移動支付，但是使用這些支付手段最高頻的還是內地的訪客。香港本地居民雖然看到了移動支付的便利，但是受制于銀行卡的限制，開通移動支付并不如內地居民一樣便利。

　　正如譚耀宗提出的，現在很多香港人也希望到內地就業、創業、安居，所以希望有更多的便利。比如，是不是可以減少交通費、稅務負擔，是否有統一的匯兌平臺，資訊平臺，幫助青年就業。從金融角度說，是否可以實現不需要到內地開銀行賬戶，直接在香港辦手續，就可以直接開通三地互通的支付寶等移動支付工具。

　　而這些近在眼前，港澳居民渴望未來實現的便利，也是三地互通所帶來的金融發展與創新方向。

　　央行副行長范一飛在兩會期間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要繼續穩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跨境支付的便利化措施，一方面順應粵港澳大灣區消費者的現實金融服務需求，另一方面為移動支付跨境使用積累經驗。

　　全國政協常委林建岳亦提出建議，在粵港澳大灣區打造金融創新區，同時簡化灣區跨境稅務安排，吸引港企、港人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全國人大代表、深圳市市長陳如桂則具體表示，支持深圳率先探索組建科技銀行、科技保險等機構，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提供更好的現代化金融服務。

　　從兩會的熱烈探討不難看出，粵港澳的地理聯通所帶來的金融聯通為金融業帶來了多重機遇，但三地規則與制度的融合不會一蹴而就，如何既向國際規則靠攏，又做好異地協調監管防范風險，仍需探索。全國人大代表、央行原廣州分行行長、現金融穩定局局長王景武提議建立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監管協調機制。銀保監會副主席王兆星兩會期間亦透露，由央行牽頭制定的粵港澳大灣區金融領域的改革創新方案目前已在征求意見。

　　而從移動支付這一個需求的窗口管窺，是金融行業各領域已經開始嘗試創新與突破。

　　灣區的萬億級資金需求

　　而伴隨著三地互通，首要任務是破除地域空間障礙。基礎設施的互通便是首要工作，而交通、通信、電氣、管道等方面的建設將衍生出巨大的基建類融資需求。

　　根據《廣東省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十三五”規劃》（下稱“十三五”規劃），到2020年，基本建成安全高效、綠色智慧、互聯互通的現代化城市基礎設施體系。加強跨灣區通道與軌道網絡建設，支持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將三大都市區和港澳地區聚合為一個整體，發揮最大效能。打造以廣州為中心的一小時交通圈，三大都市區內功能中心一小時通達。僅“十三五”期間新建軌道交通項目規模就達6315公里，公路3.5萬公里。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根據“十三五”規劃中提出的資金需求估算進行計算，包括城市公交系統、道路橋梁等11個重點規劃行業，到2020年的資金需求總量達16440億元。由此推算，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內區域的基建項目總投資額超萬億，這必然給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提供了大量的資金需求及金融服務機遇。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中發現，除商業銀行信貸、債券等傳統融資方式外，產業基金是近期較為活躍的金融工具與手段。

　　廣東省政協委員、深圳市衛計委副主任常巨平在年初省政協會議中指出，粵港澳大灣區“9+2”的城市構成，除了需要建立協調機制、完善交通體系，還需要一只發展基金。他認為重大創新項目，尤其是科技創新項目，前期需要投入大量資金，且項目周期長、風險高，設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基金，可以保障重大創新項目的落地。

　　而去年以來，以大灣區概念為核心的產業基金已經逐漸涌現。2018年底，大灣區共同家園發展產業基金在香港成立，這只規模或達千億的天量基金備受關注。

　　蟻米基金董事長張錦喜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是幾乎所有區域內產業基金不容錯過的重要機遇，科技革命、規劃引領、產業升級這三種動力，將持續為大灣區的發展帶來多重產業機遇和投資機會。

　　突破離岸在岸的束縛

　　三地互通的另一個重點，是如何突破現存的離岸在岸業務的束縛，逐步擴大大灣區內人民幣跨境使用規模和范圍。

　　某股份行跨境業務負責人告訴記者，香港作為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市場，擁有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處理全球約七成的離岸人民幣支付交易，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通過合理分工、協作與協調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將可進一步推進離在岸市場快速融合，發揮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功能。

　　該負責人表示，隨著中國企業做大做強，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對中國金融機構離岸業務發展也提出了更高更快的要求。但目前國內監管對銀行的離岸業務較為嚴苛，牌照限制相較越來越旺盛的資本流動需求，存在一定的不匹配。而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令灣區內的金融機構可以更為靈活的探索跨境金融新的融合與服務方式，金融機構與企業樂見其成。

　　在已經出臺的《內地與港澳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廣東自貿區政策等框架下，多項貿易自由化政策、資本項目開放措施將會率先在大灣區內推出，跨境資本的高速流動，推動離岸在岸業務高速發展。

　　廣州市金融工作局局長邱億通表示，內地和香港可以以大灣區建設為抓手，推進人民幣跨境業務創新，推動跨境人民幣雙向融資、跨境雙向人民幣資金池、跨境發行人民幣債券、跨境人民幣結算等合作，促進離岸、在岸人民幣資金互通。

　　而從以往的成果看，與香港一衣帶水的廣東省利用自貿區的政策優勢，一直在金融開放合作領域先行先試，搭建離岸人民幣在岸服務中心。截至2017年末，廣東自貿區入駐金融類企業7萬家，居全國自貿區首位。而在跨境金融方面，廣東以自貿區為核心推廣本外幣賬戶應用，跨境人民幣結算累計業務量達13.87萬億元，跨境雙向人民幣資金池業務累計收付408億元。

　　隨著大灣區的逐步建成與開放，這一成果還將繼續擴大。

　　深圳市商業保理協會會長尹江山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未來的方向一定是促進跨境資本流動，讓我們的資本與金融服務走出去。金融業都在探討如何抓住這個機遇，包括保理行業。

　　深圳前海金融資產交易所CEO陳國鋼則告訴記者，目前正在通過前交所探索打通人民幣的跨境交易，通過交易所打通保理產品、不良資產、基金等等的跨境交易模式。在模式打通之后，才能夠測算清楚成本，包括國際跨境的稅務增本如何計算，如何連接境內外資金，如何提供服務，未來還需要哪些稅務、政務甚至政策上的配合。大灣區的意義在于給了行業一個窗口，一個從無到有的機會。

　　“理財通”與 跨境大資管時代

　　除卻產業、企業、生活的需求，粵港澳三地的數十萬億資管市場同樣不容忽視。《綱要》中最受關注的重點之一亦在進一步擴大跨境資管的空間。

　　《綱要》指出，擴大香港與內地居民和機構進行跨境投資的空間，穩步擴大兩地居民投資對方金融產品的渠道。在依法合規前提下，有序推動大灣區內基金、保險等金融產品跨境交易，不斷豐富投資產品類別和投資渠道，建立資金和產品互通機制。

　　21世紀經濟報道在2月報道中披露，香港金融監管當局正與內地相關部門探討在大灣區內先行先試跨境“理財通”的計劃，以滿足區內居民快速增長的跨境理財服務需求。這將是繼股票通、債券通之后內地與香港之間的另一項金融互聯互通的重要舉措。

　　法訊金融董事總經理、金融監管研究院副院長王志毅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目前內地居民購買香港保險理財、境外理財是違反外管局規定的，如果“理財通”可以放開這一限制，那么對資管行業影響將非常巨大。未來怎么放，尺度如何，備受關注。

　　香港證監會2018年7月公布的《2017年度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顯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香港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規模達到24.27萬億港元（單位下同），而其中海外資金占比66%。此外，2017年香港私人銀行和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資產管理總規模達到78120億港元，其中52%的資金都是投向中國內地和香港。

　　從數據中不難發現，香港資管市場與中國內地原有密切關聯，但未來跨境大資管仍具有廣闊的空間。

　　香港投資基金公會2019年1月公布的面向粵港澳大灣區內投資者的調查結果顯示，49%的廣東省受訪者在未來12個月將港股作為首三項投資選擇之一。而除港股外， 27%的受訪者選擇買香港的保險，另有27%的受訪者表示有興趣投資于成熟市場的基金。

　　而從資產配置層面，香港受訪者目前（不包括房地產）平均只有19%的資產配置在香港以外的地區，當中8%在內地。但從長線的角度，他們理想的比例是把境外的資產配置提高至30%，其中內地市場的占比在11%。

　　香港保險中介人商會第二副會長鄭兆麒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香港的資管市場發展較為成熟，行業規范與監管有效性也有其優勢與經驗。雖然整體資產規模較內地有很大差距，但對比香港的土地面積，香港的資管行業已經十分活躍，近年來來自內地的需求也提供了助力，在“滬港通”和“債券通”的成功經驗下，期待“理財通”盡快落地，或許有望打造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大資管時代。

責任編輯：李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