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知識人：我的國度屬于這個世界

　　維舟

　　與傳統的“士”不同，知識分子在中國是現代化進程的產物。張灝曾明確指出，第一批現代意義上的“中國知識分子”產生于甲午戰爭前后的通商口岸，因為只有此時，他們才得以在一個新知識的交流空間中獲得了一定的獨立性，也因此，他們往往既深深植根于傳統，同時又打破傳統。這里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他們這種自主意識、獨立思考、對傳統的疏離與批評，本身就與他們所生活的城市環境密不可分，因為只有在這里，他們才真正從鄉土社會的重重網絡中脫嵌出來，并且還能依靠自己的知識能力獲得獨立的經濟來源。

　　社會學家劉易斯·科塞在《理念人》一書中曾詳盡考察了西方知識分子群體的生成、發展，結論是：知識分子的職業要在社會中成為可能并得到承認，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批對他們表示認可、支付報酬的聽眾，以及他們與同行之間的不斷交流接觸。他認為，這些在17-18世紀的西歐開始得到滿足，因為社會上出現了能支撐知識分子活動的一些制度化環境：沙龍和咖啡館；科學協會和月刊或季刊；文學市場和出版界；政治派別；最后是波西米亞式的場所和小型文藝雜志。盡管如此，也只是到了18世紀，寫作才成為一門職業，因為要等到媒體稿費制度和知識產權意識逐漸確立，一個作家才能不依附于某個貴族庇護者，而依靠市場來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文人。基于此，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斯蒂格勒才對同行有一句幽默的嘲諷：“在現代自由企業制度產生之前，沒有哪個社會養得起大量的知識分子，因為他們實在并不便宜。”

　　這也解釋了為何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集于大城市，因為在這里他們才能找到大量適合他們的新職業。無論是新興的報刊還是大學，在民國的大部分時期都不成比例地集中在上海、北京兩地。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浪潮中，一個與過往相當不同的知識階層開始以整體形象浮出水面。在《生活的邏輯》中，胡悅晗以1927-1937這十年間的上海、北京為重心，探究民國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世界，可說是一個很恰當的切片：這是在北伐、抗日這兩場結構性變動之間的特定空間（京滬兩大城）中特定人群（知識分子）的特定生活。

　　當我們把目光落在這一群體身上時，首先會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矛盾：他們一方面離不開現代城市生活的便利，另一面又在情感上更偏向鄉土。但這不僅僅是“生活世界與精神世界之間的張力”，因為實際上他們的精神世界也有賴于現代城市的供給。正如《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所指出的，“不像傳統的上層紳士那樣，現代的知識分子在農村和縣城沒有根據地。他們可能比傳統的知識分子更加脫離群眾。傳統和近代、農村和城市之間的界線正在變得比紳士精英和群眾之間的界線更加分明。”這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是因為，支撐這些現代知識分子的新知識、新職業乃至城市新生活本身，都更主要是移植而非自發產生的結果，因而人們所承受的斷裂之苦也就更甚。

　　請注意，當時這些知識分子還大多是第一代城市移民，精神上的關注和認同還在鄉土，就像上海租界里寫作的魯迅，最熟悉卻還是紹興鄉下。和傳統科舉不同的是，現代化的教育事業不僅集中在城市，而且相當花費不小，僅這一點就將許多普通家庭出身的人擋在門外。雖然到1927-1937年間，已有許多外省的小知識分子出現，但總體上，“都市知識分子”對鄉土社會而言恐怕本身就是最時髦的一種生活方式，是那些家里有點錢、可能還是最敢折騰的人才會去奮力掙脫家庭出身投身其中。歷史學家葉文心發現，民國時期的外省知識青年在進入城市生活后，是可塑性最強、也最有意愿變革的一群人。

　　從本質上說，知識分子是在獲取非物質的優勢中尋求樂趣的人，他們沉浸在一種超越日常生活的思考中，自認“我的國度不屬于這個世界”；然而中國的文化傳統一向帶有濃厚的“此世性”傾向，加之中國的知識分子本身就誕生于全面危機之中，絕大部分人的思考都從未真正超脫現實，相反正是為了解決現實中的問題——實際上，“脫離實際”在很長時間里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一項嚴厲指控。從這一意義上說，那一代民國知識分子們在內心深處恐怕或多或少都覺得“我的國度屬于這個世界”——這不僅是他們生活的環境，也是他們精神關切的重心，最終還是他們自我價值實現的地方，而他們的痛苦，往往也在于既要超越又無法超越現實世界。政治關懷其實滲透于這些民國知識分子的生活中，但或許是覺得這不屬于“日常生活”，卻在很大程度上被本書作者遺漏了。

　　這個已經逝去的日常生活世界，有何歷史意義？《生活的邏輯》給出的回答似乎是：這一特殊的知識群體盡管收入水準不一，彼此處境不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種新型的現代生活方式。確實，傳統時代從未有一個階層脫離農業勞動，而完全依靠自己的知識生產和消費為生。盡管他們也要過柴米油鹽的生活，但他們在精神需求、社交活動乃至生活消費層面與一般人是顯然有著區別的。正如在西歐的同類一樣，他們非常關注新聞媒體、文藝刊物，也很需要沙龍、咖啡館這樣場所的不定期互動，至于書店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他們的自我意識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這一系列制度化環境下逐漸有機生成的。

　　簡言之，他們非常依賴于當時那個剛剛浮現、尚未充分展開的公共空間。在傳統時代，士人“雅聚”的場所往往帶有消閑性質，甚至首選妓院，所討論的也很少是公共議題；但在民國時代的新空氣里，這些都發生了變化：租界內的咖啡館不僅本身象征著西方現代文明，還意味著置身于完全不同的感覺結構之中，顯而易見，在妓院中談論民族解放、革命理想和左翼文章是格格不入的。在這里，本書的一個問題在于：作者似未能充分意識到“日常生活”中的某些部分是對形塑知識分子特別關鍵的制度化環境，而另一些則不過是所有城市居民無異的生活，于是他將舞廳、彈子房、溜冰場、游泳池、回力球場等和咖啡館不加區分地并置在一起。對知識分子而言，咖啡館不僅僅只是“另一個場所”，它與舞廳之類乃是性質上的不同。如果作者參閱過《理念人》，或許原可避開這一陷阱。

　　不過，他非常清楚地意識到當時上海與北京所代表的不同象征：上海是（西方）現代“文明”的窗口，而北京卻代表著更為本源的“文化”。按照前者的標尺，上海是在前沿，而北京則擔負著守舊與傳統的重負；但隨著一戰后對“文明進步”的失望遍布全世界，民族文化反過來被賦予正面色彩，而無法擺脫自身“殖民地摩登”的上海則被視為導致民族文化危亡的腐朽之城。這不僅影響著兩座城市中知識分子的自我認知，在一定程度上也決定了全國的命運。毫無疑問，對當時這些知識分子來說，無論是公共場所還是城市本身，都并不是道德中立的，相反，它們往往帶有無法消除、甚至不堪重負的象征意義，這本身就是傳統意識的一種體現。

　　如今回頭來看，令人唏噓的一點是，這樣一個剛剛浮現的公共空間，還未成形就已消散。1937年，隨著戰爭的爆發，中國知識分子關注的重心從“啟蒙”轉向“救亡”，無暇再去從容構筑那個精神生活世界。他們心中所默認的聽眾也不再是認可他們的專業知識并為此付費的城市中產人群，而變成了有待政治動員的“人民群眾”。不僅如此，他們自己也或主動、或被動地成為不同政治力量的“有機知識分子”，與意識形態結合得越來越緊密，隨著社會生活的再組織化而成為新結構的一分子。

　　雖然說歷史向來是一種結構中的變動，但中國歷史上大概也很少有像近現代這樣劇烈而頻繁的變動。歷史似乎也暗示了另一種可能：結構的轉型雖然常常通過社會或政治的大變動發生，但也可能以一種漸進的方式發生。歷史是一系列難以覺察的微妙變遷，而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中洞察到結構性變遷，無疑也是歷史學家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在告別革命之后，國內的歷史學研究也不像以前那樣沉迷于從紛繁復雜的歷史事件背后追尋所謂“客觀規律”，而往往集中在充分呈現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這種新的整體觀可以提供豐富全面的歷史圖景，但也存在一種“迷失在細節中”的危險。本書給我的印象就有這樣的問題：似乎作者是先有大量材料之后，再試圖為它們賦予一個框架串連起來。這可能是歷史學者很自然的視角，但讀者也很清楚歷史上“他們生活的現實不同于我們今天的現實”，問題是這些意味著什么，又在什么意義上塑造了我們現在的生活。

責任編輯：張國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