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為《“假發票”真腐敗：副縣長用“假發票”套現345萬元，買茅臺開汾酒發票》）

　　新華每日電訊

　　“自己有愧黨的培養，私欲和貪欲占據自己的內心，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當做自己謀取利益的工具，最終在發票中迷失方向，栽了跟斗。”去年，已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的湖南雙牌縣原縣委常委、常務副縣長劉紅安在懺悔書中如是寫道。

　　執紀部門調查發現，2011年3月以來，劉紅安在湖南東安縣任職期間，指使司機文明華用虛假發票混同部分真實開支發票到東安縣協稅護稅辦、東安縣財政局等14家單位、企業報賬，報賬金額共計458萬余元，其中用購買的假發票和虛開的發票報得345萬余元。

　　“劉紅安身為領導干部，用虛假發票報賬時間跨度之長，套取資金金額之高，作案手段之大膽，幾乎已經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湖南省一位紀委干部認為，劉紅安案十分典型，揭開了基層觸目驚心的“假發票”亂象的冰山一角。

　　常務副縣長“假發票”套現345萬元

　　所謂的“假發票”，基本上都是正規發票，但這些發票有些沒有實際交易，純粹為套取公共資金

　　在東安縣，劉紅安絕對算得上一個“人物”。

　　小學教師出身的他，先后在地方國企、鄉鎮和縣直部門工作。35歲被提拔為副處級干部后，劉紅安的仕途順風順水，一路看漲——39歲擔任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43歲擔任縣委常委、常務副縣長，在同齡人中絕對算得上是佼佼者。如果不是伙同司機文明華用虛假發票套取巨額公共資金，劉紅安的仕途也不會戛然而止。

　　據知情人士透露，2011年3月，在擔任東安縣委常委、常務副縣長后，劉紅安手中權力越來越大，原本行事謹慎的他逐漸放松了對自己的要求。

　　司機文明華經常在他耳邊提起，一些領導干部存在大吃大喝、用虛假發票報賬的情況，并建議他也“想想辦法”。

　　這讓劉紅安從此走上了不歸路。

　　執紀部門查明，2011年3月，劉紅安得知自己即將從東安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崗位調任縣委常委、常務副縣長職務，便主動找時任東安縣檢察院檢察長胡某，說自己在政法委有些開支尚未報賬。胡某心領神會，爽快答應。事后，劉紅安讓文明華用虛假發票到東安縣檢察院報賬5.56萬元，并安排文明華將這筆報賬款存入他人的賬戶保管。

　　一旦伸手，貪欲就無法控制。

　　2011年3月以后，劉紅安利用到長沙等地出差的機會，安排文明華多次購買、虛開餐費、煙酒等虛假發票。

　　調任雙牌縣常務副縣長以后，劉紅安依然不知收斂。2016年1月，劉紅安對雙牌縣政府辦主任陳某說自己要去走訪跑項目，需要到財務室借款8萬元。陳某答應后，劉紅安安排文明華到縣政府辦以出差名義借出了這筆錢。8月初，雙牌縣政府用電腦耗材等發票沖銷了這8萬元“借款”。

　　執紀部門調查發現，截至“落馬”前，劉紅安伙同文明華通過購買“假發票”和虛開發票，先后從10多家單位套現超過345萬元。

　　劉紅安案并不是孤例。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在湖南、廣西、福建、江蘇等省區調查發現，在中央禁令之下，部分機關、企事業單位以及少數黨員干部仍然存在大量違規公款開支等情況。部分基層干部表示，“假發票”亂象背后隱匿著觸目驚心的“真腐敗”。

　　記者調查發現，目前所謂的“假發票”，從票據本身來說基本上都是正規發票，但這些發票都不能反映真實交易情況，有的是為了掩蓋按規定不能報銷的“灰色開支”，有的干脆沒有實際交易，純粹為了套取公共資金。

　　“年底報賬多，發票早就賣完了”

　　只要發生使用公款的“灰色開支”，肯定就有“假發票”。“假發票”已成掩蓋“灰色開支”的“隱身術”

　　“公司有些開支，比如領導請客、送禮，按照規定不能直接報賬，我們都是從‘票販子’手上買發票，開成辦公用品或者其他能報銷的名目，‘票販子’收5個點的手續費。”長沙一位大型國企職員小陳說。

　　根據小陳提供的電話號碼，《新華每日電訊》記者給被人稱為“楊老板”的“票販子”打電話，向對方提出想購買三四萬元辦公用品發票。

　　“楊老板”對記者說，“長沙的發票，開辦公用品，現在恐怕搞不到。年底各單位報賬多，發票都賣完了。廣州的行嗎？油票可以不？長沙的油票現在還能搞到。你如果不急，下個月再找我咯。”

　　發票買賣還催生了規模龐大的“黑市交易”。

　　2016年，長沙警方偵破一起虛開普通發票大案，以王某虎為首的犯罪團伙自2012年以來合計倒賣金額高達2億多元的普通發票。

　　長沙警方人士透露，王某虎團伙案的受票單位多為各大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醫藥公司、房地產、旅游公司等企業，也有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和國企。

　　這個團伙勾結商場、超市、酒店的財務人員、營業員，按“客戶”要求從這些企業虛開發票后，按開票金額的1.5%至6%不等收取購票者的“手續費”。他們所開發票的名目都是售票單位能報銷的，多為日用品、辦公用品、勞保用品、電腦耗材、文體用品等。

　　從《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近日實地調查情況來看，盡管長沙公安和國稅部門2016年聯合搗毀了王某虎團伙，形成了嚴打倒賣發票犯罪的強大震懾氛圍，但在巨大市場需求和暴利的刺激下，長沙地區“發票黑市”仍然比較活躍。

　　從記者暗訪情況來看，“楊老板”等“票販子”依然能從一些涉王某虎案的超市、酒店、商場等企業倒賣“假發票”牟利。

　　多位基層紀委人士告訴記者，從查辦的大量案件來看，只要發生了使用公款的“灰色開支”，肯定就有虛開發票或買賣發票等現象存在。“假發票”已成為基層慣用的掩蓋“灰色開支”的“隱身術”。

　　發票腐敗，最常見的做法是巧立名目，“掛羊頭賣狗肉”，將娛樂開支、超標招待，開成辦公后勤、會議差旅等名目的發票。

　　2017年1月9日，為接待廣東省戒毒管理局管理處調研員鄭壯群一行，惠州市強制隔離戒毒所所長陳錦輝安排該所辦公室主任王永群購買了兩瓶洋酒，共計2350元。

　　當晚，陳錦輝等6人與鄭壯群一行4人共計10人用餐，飲用了其中一瓶價值1400元的洋酒，餐費開支1490元，人均289元，超出當地公務接待標準。隨后，餐費由王永群在該所財務報銷，購酒款從干警食堂食材采購周轉金中支出。

　　另一種常見做法是分解支出，將超標準開支費用化整為零，就低不就高，分批次報銷，刻意模糊接待明細清單。

　　小陳告訴記者，作為國有房地產企業，他所在的公司經常需要請政府官員吃飯，上的酒水最常見的是湖南本地產的湘窖紅鉆，請更為重要點的部門領導，基本都會上茅臺、五糧液、國窖等名酒。按規定，這些酒都超標了，供應商開發票時會做點手腳，將高檔酒換成低檔酒。比如，實際買了茅臺，開票時記作汾酒。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調查發現，一些商家開發票極不規范，甚至主動迎合某些不法分子掩蓋真實開支情況的需要，在開票項目、商品單價、開支明細這些細節上故意造假。這不僅讓基層“四風”越來越隱蔽，也給基層執紀監察工作造成了極大困難。

　　發票腐敗，還有一種做法是“空手套白狼”，在還沒有發生實際開支的情況，購買發票或者搜集發票報銷，套取資金以后違規使用。

　　2013年3月至2016年5月，福建省委黨校（福建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原黨支部書記、主任劉明輝擅自決定通過虛開辦公用品發票的方式套取公款，設立“小金庫”，并以消費卡、現金等方式發放過節費，共計7.4萬元，其本人領取1.2萬元；此外，他還利用“小金庫”資金組織教職工及家屬到度假村旅游等。

　　在劉紅安案中，他用來報賬的大量發票都是購買的，報賬時大多沒有實際發生支出。多位基層紀委人士告訴記者，這種“空手套白狼”的“伎倆”還不少見。

　　如何斬斷“發票黑市”利益鏈？

　　“假發票”之所以能夠滋生并且屢禁不絕，“需”“供”兩個方面的原因都應引起重視

　　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假發票”之所以能夠滋生并且屢禁不絕，“需”“供”兩個方面的原因都應引起重視。

　　首先，在嚴打高壓態勢下，公款“灰色開支”并沒有根除，虛開發票的需求仍然比較旺盛。

　　其次，目前發票管理制度和財務報銷制度存在較大漏洞，給發票買賣和違規報銷行為留下了可乘之機。

　　福建一位稅務部門人士告訴《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虛開、倒賣發票的成本低、利潤高，目前形成了錯綜復雜的“黑色利益鏈”。

　　部分企業由于其特殊性，比如零售環節的超市，客戶多是個人，消費后往往不開發票，這類企業就有大量富余發票能挪作虛開之用。

　　另外，還有很多專門開票牟利的公司，最初注冊都是打著投資、咨詢、商貿等幌子，然后注冊空殼公司、皮包公司，從稅務部門騙購發票，對外虛開牟利。

　　長沙市國稅稽查局紀檢組長尹波建議，健全稅務、公安、紀檢等部門的工作聯系機制。對重點對象強化執法檢查，斬斷“發票黑市”的利益鏈。

　　公安、稅務部門要督促商貿企業強化管理，堵住漏洞，履行責任，嚴厲打擊“內鬼”，對富余發票實施更加嚴格的監督管理。

　　稅務和司法也應加強聯動，依法嚴厲打擊虛開發票、不如實填寫發票名目等違法行為。

　　部分基層干部還建議，應該建立嚴格的財務支出制度，設計財權和事權相互制約的有效方案，探索讓經手的單位負責人和財會人員承擔連帶責任。

　　此外，審計、財政、紀檢監察部門要充分發揮各自職能并形成合力，加大對虛報、濫報費用的執法檢查和審計監察。對公共資金的支出、審批、報銷、核算實行源頭審核控制，對單位和主要負責人違反規定的，依法依紀追究責任，對典型事例予以曝光。

　　最后，大力推行公務卡結算制度，擴大公務卡使用領域、覆蓋面和效率，建立公務卡使用監管體系，更好地發揮公務卡作用。 

責任編輯：謝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