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珺（北京星來律師事務所主任）

　　《紅樓夢》中王熙鳳因為其身份特殊、才干出眾，成為榮國府的管家，但實際上，她也并非有自主決策權的管家，而是一個執行管家。王熙鳳管理榮國府其中的一項職責就是二門內的女眷月錢的發放，小說中多次出現她挪用月錢放貸的內容。如果榮國府是一個家族企業，王熙鳳作為CEO，挪用員工工資放貸是否構成挪用資金罪？收取利息是否構成非法經營罪？

　　至于王熙鳳是否真正掌管榮國府的大權，從她在首次出場時便可知曉。第三回“賈雨村夤緣復舊職 林黛玉拋父進京都”中，有這樣的表述：說話時，已擺了茶果上來。熙鳳親為捧茶捧果。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過了不曾？”熙鳳道：“月錢已經放完了。才剛帶著人到后樓上找緞子，找了這半日，也并沒有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的，想是太太記錯了？”

　　從這個細節可以看到，王夫人向王熙鳳詢問了一系列工作進度，包括發放月錢的情況。由此可見，真正有決策權的當家人是王夫人，王熙鳳的工作需要向王夫人匯報。但是作為女性，在封建舊社會的大家族中，即便是王夫人，其管理的事務也只能局限于內帷之中，包括領取月錢的不同身份的女人——只針對上至老太太、下至小丫頭的“二門內”的部分。

　　什么是月錢呢？就是按月付給的辛苦費，主子的零花錢和仆人的工資，依照身份、地位的不同，數額有所差異。

　　有關王熙鳳發放月錢的前后情況，書中還有一些更為細微的描述。

　　第三十六回“繡鴛鴦夢兆絳蕓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有這樣的描述，王夫人道：“前兒我恍惚聽見有人抱怨，說短了一吊錢，是什么緣故？”鳳姐忙笑道：“姨娘們的丫頭，月例原是人各一吊。從舊年他們外頭商議的，姨娘們每位的丫頭分例減半，人各五百錢，每位兩個丫頭，所以短了一吊錢。這也抱怨不著我，我倒樂得給他們呢，他們外頭又扣著，難道我添上不成。這個事我不過是接手兒，怎么來，怎么去，由不得我作主。我倒說了兩三回，仍舊添上這兩分的。他們說只有這個項數，叫我也難再說了。”

　　這個細節，是王熙鳳向王夫人匯報，解釋趙姨娘丫鬟的份例被減半時，就提到了以前發月錢的情形，即在她接手之前，月錢一直都是外頭發的。

　　外頭是指誰呢？榮國府好比一個企業，各個機構健全，并且機構間職責分明，互相配合，使得龐大的家族得以順利運轉。榮國府設有總管房，根據主子的吩咐或慣例落實榮國府的所有事務。在王熙鳳接手給“二門內”的女眷發放月錢之前，這個工作由“二門外”的整個家族的管家負責。外頭，是相對于“二門內”而言。

　　王熙鳳絕不是按部就班老老實實發放月錢的主兒，憑她善于算計的靈動心思，不會讓這么一大筆銀子白白過自己的手，但是要想對這些月錢動點心思，一定需要有人配合。我們在第二十七回中，看到王熙鳳早已認賬房總領的媳婦做干女兒。第二十七回“回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冢飛燕泣殘紅”中這樣寫的。鳳姐又道：“這一個丫頭就好。方才兩遭，說話雖不多，聽那口聲就簡斷。”說這又向紅玉笑道：“你明兒服侍我去吧。我認你作女兒，我一調理你就出息了。”紅玉聽了，撲哧一笑，鳳姐道：“你怎么笑？你說我年輕，比你能大幾歲，就作你的媽了？你還作春夢呢！你打聽打聽，這些人頭比你大的，趕著叫我媽，我還不理。今兒抬舉了你呢！”紅玉笑道：“我不是笑這個，我笑奶奶認錯了輩數了。我媽是奶奶的女兒，這會子又認我作女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宮裁笑道：“你原來不認得他？他是林之孝之女。”

　　這段說的是林之孝的媳婦雖年長于王熙鳳但卻認王熙鳳為干媽，這體現出奴仆與主子攀親戚的渴求，不顧尊嚴，也暗含作為賬房主管的林之孝與王熙鳳關系親密，為王熙鳳挪用月錢伏筆。

　　我們不僅能夠在第十六回中看到來旺媳婦給王熙鳳送利息的片段，更能在第三十九回中看到此事終被平兒揭穿。

　　第十六回“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中原文是這樣的。這里鳳姐乃問平兒：“方才姨媽有什么事，巴巴打發了香菱來？”平兒笑道：“哪里來的香菱，是我借他暫撒個謊。奶奶說說，旺兒嫂子越發連個承算也沒了。”說著，又走至鳳姐身邊，悄悄的說道：“奶奶的那利錢銀子，遲不送來，早不送來，這會子二爺在家，他且送這個來了。幸虧我在堂屋里撞見，不然時走了來回奶奶，二爺倘若問奶奶是什么利錢，奶奶自然不肯瞞二爺的，少不得照實告訴二爺。我們二爺那脾氣，油鍋里的錢還要找出來花呢，聽見奶奶有了這個梯己，他還不放心的話了呢。所以我趕著接了過來，叫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奶偏聽見了問，我就撒謊說香菱來了。”

　　既然是放出去的錢，就不一定能按時回來，其中也有過資金鏈斷裂的風險。第三十九回“村姥姥是信口開合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襲人又叫住問道：“這個月的月錢，連老太太和太太還沒放呢，是為什么？”平兒見問，忙轉身至襲人跟前，見方近無人，才悄悄說道：“你快別問，橫豎再遲幾天就放了。”襲人笑道：“這是為什么，唬得你這樣？”平兒悄悄告訴他道：“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別處的利錢收了來，湊齊了才放呢。因為是你，我才告訴你，你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襲人道：“他難道還短錢使，還沒個足厭？何苦還操著心。”平兒笑道：“何曾不是呢。這幾年拿著這一項銀子，翻出有幾百來了。他的公費月例又使不著，十兩八兩零碎攢了放出去，只他這梯己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襲人笑道：“拿著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呆呆的等著。”

　　襲人見月錢遲遲不發，就找平兒詢問情況，這才從平兒口中坐實了王熙鳳拿大家的月錢對外放貸的行徑。以上這些《紅樓夢》里有關王熙鳳挪用月錢放貸的內容，挪用的過程不可謂不大膽！若將榮國府視為一個家族企業，從現代企業管理的角度分析，王熙鳳挪用月錢放貸的行為應如何評判呢？

　　要說挪用資金，首先需要具備相關身份職務，再利用該身份職務實施挪用行為。

　　對照王熙鳳，其發放“二門內”月錢的職責是由王夫人決定，賈母也是知情并且支持的，如此其具備了挪用資金罪所要求的“公司內部人員”的身份。如果是公司外部人員，單獨無法實施挪用的行為，必須與公司內部人員串通在一起，才可能完成挪用資金的行為。

　　再看具備身份要求的王熙鳳是否利用了“職務上的便利”，也就是其經手月錢的方便條件。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她是月錢的實際發放者，月錢自然會經過她之手，她有機會將月錢挪作他用。

　　最后看資金的屬性和用途。雖然從賬面上看月錢已經出賬，即已經不屬于榮國府，但是我們需要從實質上關注到，月錢是提前出賬的，“月錢出賬”本身就是作弊的手段，因為只有讓月錢提前出賬、提前于“法定”發放日支取給王熙鳳，王熙鳳才有拿月錢對外放貸賺取利息的時間和機會。故嚴格來說，月錢在實際發放之前仍然應當屬于榮國府，王熙鳳只是在經手期間暫時代為保管，因此發放之前的月錢具備單位資金的屬性。王熙鳳正是將榮國府的資金放貸給他人，用來賺取利息。

　　前面幾個要件都具備了，該行為若放在當下是否應當以挪用資金罪來進行評價，就需要看挪用資金的金額、時間和用途了。

　　按照我們現行的法律規定：（1）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包括供其他自然人使用），數額5萬以上、超過3個月未還，則構成挪用資金罪；（2）或者挪用資金雖未超過3個月，但數額5萬以上、進行營利活動的，也構成挪用資金罪；（3）如果將挪用的資金直接用來進行非法活動，那么不論金額、時間，不論是否營利，一律構成挪用資金罪。

　　王熙鳳挪用的月錢是要按月發放的，因此不可能挪用3個月之久，但因為涉及的人數多，故月錢總金額一定是龐大的，對應到當前必定是超過數額標準的。挪用月錢的目的就是放貸賺取利息，是典型的營利活動，故從這個角度評判，就已經涉刑了。至于是否可能以第三個標準即進行非法活動來評判，請見下面部分的分析。

　　2019年10月，兩高兩部聯合出臺了《關于辦理非法放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規定：以營利為目的，經常性地向社會不特定對象發放貸款［指2年內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單位和個人）以借款或其他名義出借資金10次以上］，擾亂金融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其中對于發放貸款的利率，以超過36%的實際年利率為基本衡量標準；此外結合非法放貸數額、違法所得數額、對象人數，危害后果（自殺、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去評判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

　　從王熙鳳挪用月錢放貸的事件我們可以看到，其營利的目的是肯定的，其對外放貸的行為是慣常的。但是在2019年10月之前，類似行為并不涉及觸犯刑法的問題，只是在2019年10月之后，才納入到刑法規制范疇。依據現行的法律，類似行為入罪也是有一定的門檻的，即需要參照具體的利率標準、以及放貸數額或人數或利息所得等因素，來判斷是否觸犯刑事法律風險。

　　一旦達到非法經營罪的刑事立案追訴標準，就能夠認定為所挪用的月錢是用于“非法活動”，繼而以此認定挪用資金罪，就不受時間和金額的限制了。同時觸犯挪用資金罪和非法經營罪，將面臨兩罪并罰。

　　挪用月錢絕不是王熙鳳一個人能夠完成的，前前后后牽涉的人不少。

　　前面我們已經提及，如果王熙鳳自收到月錢到實際發放月錢之間沒有時間差的話，她是沒有機會拿月錢去放貸的；只有具備時間差，即提前支取月錢，才有放貸謀利的機會和空間。而根據發放月錢的整個流程，王熙鳳屬于最后的執行層，上游還有總管房的審批、賬房的記錄、銀庫的現金支取等程序，若沒有上游幾個環節的幫助和配合，就不可能提前支出月錢。因此在挪用月錢事件上，總管房的賴大、賬房總管林之孝和銀庫總管吳新登，一定是知情并默許、放任的，不論其三人是否參與利息分配，都是王熙鳳挪用月錢的幫助犯。

　　再看平兒，雖然知情，但是其并沒有在事前形成挪用的共同合意，也沒有在挪用的過程中起到幫助作用，她只是在挪用行為完成后知曉，故而不能成為王熙鳳挪用月錢的共犯。但是在放貸的過程中，王熙鳳不可能事無巨細地都親自操辦，其必然需要幫手，協助算賬、收發或跑腿。可以想見，在這個過程中，平兒一定不會坐視不理，因此其幫助放貸的身份大概是跑不掉了。奈何，囿于封建社會的主仆關系，讓仆人拒絕幫助主子甚至檢舉揭發主子是不太現實的，但是對于現代企業來說，情況便截然不同。

　　《紅樓夢》長于以小見大。挪用月錢放貸，反映出的是榮國府的財務管理漏洞，內外勾結、腐敗滋生，為不久后的大廈傾覆埋下伏筆。偌大的榮國府，管理起來不可能沒有其相對成熟的制度流程、懲戒措施，但若缺乏正向的企業文化、合規經營的理念、有效的內外部監督機制，早晚給人可乘之機。故而，近幾年頒發的《涉案企業合規建設、評估和審查辦法（試行）》等將合規文化、監督問責機制作為企業合規建設有效性評判的重要因素。我們以《紅樓夢》中的故事為前車之鑒，如今來看也是大有啟發的。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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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