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談中國金融改革和發展的內在邏輯

周小川談中國金融改革和發展的內在邏輯
2020年11月14日 14:00 中國金融雜志

   編者按1950101日,《中國金融》創刊,由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編輯室負責編輯出版工作,主要任務是宣傳黨和國家金融方針政策,交流金融實際工作經驗。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創辦的第一本金融期刊,標志著新中國金融新聞出版事業邁出了第一步。2003年,《中國金融》由“中國人民銀行主辦”改為“中國人民銀行主管”,但其政策性、專業性、實踐性的定位沒有改變。而今,《中國金融》已經成為金融宣傳輿論戰線中的重要一員,成為財經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專業刊物之一。70年來,《中國金融》忠實地記錄了新中國金融事業的輝煌歷程,堅持不懈地為金融改革開放鼓與呼。為了紀念《中國金融》創刊70周年,“中國金融雜志”微信公眾號將從101日起推出“《中國金融》70年 ? 70人”專欄,由70位多年來關注、支持《中國金融》,與《中國金融》同命運共成長的經濟金融界領導、專家、學者,暢談中國金融業的改革發展故事以及與《中國金融》雜志的深厚情緣。

  專欄推出次序以人物姓氏筆劃排序;部分文字選自其在《中國金融》刊發的文章內容,推出前未經本人再次審閱。

  | 本期人物 |

  

  周小川 

  中國金融學會會長、亞洲博鰲論壇副理事長、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

  周小川談中國金融改革和發展的內在邏輯

  中國金融改革開放有著很強邏輯性:在轉軌的早期,需要通過健康化、規范化和專業化等一系列深刻有力的調整,才能逐步邁向市場化、國際化、多元化的階段。

  第一,轉軌經濟必然面臨類似的改革困難。

  我們不妨比較一些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轉軌國家,即從過去集中型中央計劃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國家,其基本特點都是在轉軌的過程中必然有巨大的財務窟窿。首先,轉軌開始后,過去由中央計劃集中配置資源所導致的失誤必然要表現出來,或者表現為財政上有巨大的債務負擔,或者表現為銀行體系有巨額的不良資產。其次,在轉軌的早期,由于法律法規和相關制度不健全,監管經驗不足,監管人才缺乏,因此也必然有大量的損失,必然有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分不開,導致金融體系損失增加。中國在改革早期,有的企業發不出工資了,就連過年包餃子的錢也要銀行先墊付,叫包餃子貸款。可以想象,餃子吃完了,什么都沒剩下,拿什么去還呢?因此,金融體系的質量必然非常糟糕。

  中國當年的窟窿很大。1997年亞洲金融風波爆發時,中國銀行體系不良資產率最少的估計是25%,多的估計是45%,具體數值取決于采用何種會計標準和貸款分類標準。如果是45%,銀行業不良資產則將近當時GDP的一半,其中有相當部分體現為金融系統的損失。不光是中國,前蘇聯、東歐和一部分新興市場國家,都經歷了非常嚴重的財務困難,有的體現在財政,有的體現在金融體系。1998年,俄羅斯的大銀行基本上都挺不住了,連國債都違約了,導致本來發生在亞洲的金融風波,在1998年8月底就傳到了俄羅斯和巴西,隨后就引起LTCM的倒閉。 

  在國際比較時會發現,轉軌經濟體的金融體系改革發展都必然面臨幾大難關。如果沒有強有力措施,不下大的決心,不清理財務不健康問題,不引入市場經濟規律,銀行體系將很難存續。其結果是,大多數前蘇聯、東歐國家、巴爾干國家的銀行體系都挺不過去了,或幾乎全部業務讓給西方國家的銀行進來做。可以看到,不少東歐國家的外資銀行份額占到90%以上。中國目前外資銀行在銀行業總資產中占2%左右。由此可見,如果中國不經過一系列的財務重組,推進市場化、健康化、規范化,很可能本國銀行體系也站不住。

  第二,金融改革和發展要及時補課。

  今天我們雖然有條件推動市場化、國際化和多元化改革,但在此過程中,也有個別需要補課的內容。因為有些改革過去曾經打算做,但由于遇到危機等各種各樣的原因,被耽擱了下來。

  一是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初步框架。2015年5月1日,《存款保險條例》已經開始實施。存款保險制度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銀行體系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要素。既然允許大家辦銀行,現在又提出允許民營資本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改善對社區、農村等薄弱環節的金融服務,就需要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按照市場化原則處置銀行倒閉問題。按道理,存款保險制度早就應該建立,但因為各種原因沒有做成,現在補上。

  二是推進政策性銀行改革。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三家政策性銀行,承接當時專業銀行的政策性業務,從而使大型銀行可以轉變為商業銀行。但到了今天,政策性銀行應該怎么往下改呢?對此,國際上的認識也是有反復的。在里根、撒切爾時代,國際上主張公營機構私有化,也確實有很多政策性金融機構經營得不好,造成了損失,1998年日本長期信用銀行倒閉,造成很大的風波,因此普遍建議改掉這些機構。后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國際社會發現,很多事情商業性金融機構還真做不了或不愿意做,需要有政策性金融機構做補充。同時,政策性機構的經營模式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不是一定就虧損、向國家要補貼。有些政策性金融機構在服務國家戰略導向的同時,實現了財務上可持續,也注重提升效益。此外,全球很多公共基礎設施和公用設施,通過改革變成可收費項目,比如說公路,這樣政策性銀行可以做成開發性金融。當然,這要做很多探索并及時總結、評估。

  總之,在當前階段,我們需要補充做好一些改革工作。與此同時,要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戰略部署,按照“十二五”規劃收官之年的工作安排,迎接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繼續做好以市場化、國際化、多元化為特征的金融改革發展各項工作。

  ——選自《中國金融》2015年第15期《金融改革發展及其內在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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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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