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精準高效地保企業——訪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白重恩

　　本刊特約記者 孫芙蓉　本刊記者 賈瑛瑛

　　記者：感謝您接受《中國金融》雜志的專訪，首先請您談談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世界經濟以及中國經濟未來的走勢，我們如何才能更好地穩定產業鏈和供應鏈？

　　白重恩：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影響，我覺得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個是直接影響，疫情對很多經濟活動帶來了沖擊。前期我國經濟運行受到一定的影響，目前已經逐漸恢復正常，而國外的經濟活動仍然受到很大的影響。另一個是間接影響，存在以下幾種情形。一是當外部經濟活動沒有恢復正常時，對產品的需求減弱，進而影響企業的經營。二是如果企業生產環節的上游產品依賴于其他國家的企業，疫情導致這些國家生產能力受限，則該企業也會受到影響。三是疫情之后，一些經濟體認為在某些方面自給自足非常重要，容易形成一種反全球化的情緒。例如，在疫情非常嚴重的時候，很多國家對醫療設備等生產銷售提出限制措施，只顧本國利益，引起了其他經濟體的反感。這可能導致人們對產業鏈和供應鏈的信心不足，從而更多考慮用自給自足來防范風險。同時，有些國家出于選舉等國內政治層面的考慮，會采取一些對經貿關系不利的措施，這也會對供應鏈和產業鏈產生負面影響。

　　為此，我國特別提出要“穩定產業鏈和供應鏈”。我認為，這個問題要從短期、中期和長期來看才比較全面。在疫情沖擊下，從短期看，調整產業鏈、供應鏈可能性不大，因為重構產業鏈需要較長的時間。從中期看，反全球化思潮確實可能會帶來產業鏈、供應鏈格局的重新調整，這個調整會對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從長期看，情況可能又不是那么悲觀。過去這些年全球價值鏈之所以發展得那么快，是因為它帶來了效率的改善?，F在人們不僅僅關心效率，還同時考慮全球價值鏈的安全性，使其具有足夠的“韌性”。而這個韌性和效率可能稍微有一些沖突。從保證效率的角度，需要充分利用全球價值鏈；從保持韌性的角度，又要考慮如何保證經濟體安全，使得價值鏈上的環節不要過度集中于某一市場、某一企業，而是要適當分散。短期內，一些國家對“韌性”的考慮可能會多一點，但是長期來看，又會重新意識到效率的重要性。所以我認為，盡管可能一段時間內會出現產業鏈的重構，但最終當人們重新呼喚效率時，又會繼續讓全球價值鏈發揮更大的作用。

　　不管未來情況究竟如何，我國都要做好準備，應對可能發生的變化。一方面，要考慮與我們相關的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充分評估它的穩定性、安全性；另一方面，不能放棄對效率的追求，要盡最大的努力，來維護經濟全球化的局面。這個局面能否維護好，與各個國家的努力是直接相關的，當然也包括中國的努力。也就是說，我們在為最壞的情況做好準備的前提下，應作出最大的努力來實現最好的結果。

　　現在我們特別關注“卡脖子”的技術和產品，對此我們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努力做到有基本的供應能力，當別人“卡脖子”的時候，企業也能夠繼續生存。同時，不放棄與其他國家的合作，推動國際治理改革，使其向更加完善的方向邁進，從而對全球價值鏈的韌性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而不僅僅是依靠每一個國家的自給自足。

　　記者：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至今，國際上一直都在討論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問題，二者應當是怎樣的關系？您怎樣評價歐美主要經濟體對經濟的救助政策以及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度？

　　白重恩：這個問題很重要。談到當前形勢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我認為財政政策需要發揮更大的作用，貨幣政策應配合財政政策，同時也要考慮貨幣政策自身的目標。實際上，這種配合很多情況下與貨幣政策目標是一致的。比如，財政要實現對各類企業提供精準支持，勢必要有比較大的投入，從而可能產生一定的赤字，政府發行的債券將吸引大批投資者，如果說此時的貨幣政策還是很“緊”，那么企業再去融資就會面臨很高的成本，融資也會變得更加困難。這個時候，貨幣政策就需要與財政政策有一定的配合，來使得融資成本不因財政赤字而上升。當然，這里不是說財政做什么，貨幣當局就要被動接受什么，而是在維護貨幣政策自身目標前提下增強協同性。

　　貨幣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是使企業的融資成本保持在合理水平。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務必推動企業便利獲得貸款，推動利率持續下行?？梢钥闯觯壳暗恼吣繕耸羌饶鼙容^高效地救助企業，又不會帶來企業融資成本的上升。這對財政當局提出的要求是，要提高財政政策的效率；對貨幣政策當局提出的要求是，在滿足貨幣政策既定目標前提下配合財政政策。

　　談到美聯儲或者歐洲中央銀行的情況，總體上我認為，疫情發生后這些國家和地區財政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還是比較好的。當然，在疫情剛發生的時候，肯定會出現一些恐慌。如美國以及歐洲的資本市場一度面臨著流動性被凍結的可能性，聚集著很大的金融風險，美聯儲、歐洲中央銀行及時向市場提供了充足的流動性，使得資本市場能夠正常運行，我覺得這是非常必要的。當然，各經濟體面臨的情況很不一樣，中國面臨的挑戰、經濟上的困難一定程度上并沒有那么大，還沒有到那種要實行負利率、無限度購買資產的程度。但我認為，各個經濟體的目標是一致的，就是要保持市場正常的流動性，保持價格相對穩定，在經濟困難時期保持企業的融資成本相對較低。當然，盡管政策目標總體上一致，采取的手段可能是不一樣的。

　　記者：您在今年兩會的提案中提到了要高效保護市場主體，我們看到，目前人民銀行會同相關部門已經推出多項直達實體經濟的貨幣政策工具，從財政政策角度您認為還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幫助企業渡過難關？

　　白重恩：這次疫情給很多企業都帶來了特別大的影響。其中有一些企業如果無法獲得救助，很可能會破產。需要說明一點，通常情況下，企業因經營不善，或者說由于市場環境改變等原因退出市場，政府是不應該去救助的，應讓市場機制起到優勝劣汰的作用。但是，這次疫情中企業受到的沖擊不是自身的行為所造成的，是企業所無法控制的。在這種情況下，救助企業不會帶來我們通常所說的道德風險問題；相反，如果不救，會給經濟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救助舉措也不能僅僅局限于金融支持層面，實踐中金融支持往往很難有針對性，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靠市場來運行。這里要特別強調，財政政策能夠針對不同類的企業，提供不同形式、不同力度的幫助和支持，這種支持更直接。

　　救助企業還要根據不同行業的情況區別對待。不同行業受到疫情的影響差異非常大。從統計數據來看，2020年1~4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下降27.4%，但是農副食品加工業增長20.0%，計算機、通信設備等行業的利潤增長15%。如果給所有企業以同樣的政策、同樣力度的幫助，而我們的財政能力是有限的，效果必然不理想。為此，應針對那些面臨困難比較大的行業和企業，提供更大力度、更有針對性的幫助。

　　第一類企業尚能維持生產，但外部需求疲軟。為保住這些企業，讓其能夠在外部需求恢復時繼續滿足市場需要，可以對企業產品的需求做一些促進工作。比如，前段時間一些地區嘗試發放消費券，就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不過，消費券應該鼓勵哪一種消費呢？我覺得應該鼓勵受外貿影響比較大的企業產品的消費，也就是說，消費券的設定應當更有針對性一些，側重于增加這一領域的消費需求。

　　第二類企業難以維持業務正常運行，但未來仍有前景。以國際旅游為例，因為受外部環境的影響，這一行業已陷入停滯。然而我們知道，國際旅游的需求仍會長期存在，如果這些企業退出了，它們多年建立起來的與國外旅行社、酒店、旅游景點等的業務合作關系就喪失了價值，未來想重新開展合作也會很困難，所以需要幫助企業保持這些資源，避免其破產。對這一類企業，由于業務停滯，減稅沒有意義；暫緩社保繳費可能會有一定的幫助，能夠降低人工的成本；很多企業比較小，沒有貸款，或者通過正式渠道無法獲得貸款，貸款延期的措施也難有成效。那么就需要財政對這些企業提供一些補助，讓它們能夠生存下去。

　　第三類企業沒有受到很大的負面影響，甚至疫情帶來很多新的需求，那就不需要提供財政支持。

　　所以，總的來說，希望我們的政策更有針對性。在此強調的是，這和通常情況下說我們要實行普惠的政策也是不一樣的。普惠政策的出發點是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我也主張通常的情況下政策要普惠，但現在各行業面臨的情況并不一樣，疫情導致有些行業所處環境非常惡劣，有些行業則處于比較有利的局面。這時對一定行業的政策傾斜是有必要的。但是在同一個行業之內，對于不同的企業，我們應該提供一致的幫助。所以我的建議是，充分利用大數據來分析一下不同行業受到的影響有多大，有針對性地對行業提供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幫助，真正以比較低的成本、比較高效率地來落實保市場主體的這樣一個最關鍵的任務。

　　記者：請您從總體上解讀一下“六穩”與“六?！钡年P系，中國經濟怎樣才能走出疫情影響，守住基本盤？

　　白重恩：李克強總理反復強調，今年不設定GDP增速目標并不等于對經濟增長沒有要求，相反“六?！弊鳛椤傲€”工作的著力點、穩住經濟基本盤的著力點，要求經濟仍要保持較高速度的增長。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我覺得這些都是特別重要的方面，而這里面保市場主體又是最關鍵的。因為如果市場主體沒保住，那保就業的成本就會非常高。如果不是由市場來提供就業，那就要靠政府做很多事兒來提供就業，效率就可能會比較低。所以，保市場主體對于保就業是至關重要的，而保就業對?；久裆彩侵陵P重要的。如果很多人失業，那他們的生計完全靠政府來提供支持，成本也是非常高的。而在保糧食安全和能源安全方面，我國基于較強的調配能力做得相對比較好，屬于強項。至于基層的運轉，基層財政面臨很大的壓力，所以我們正在通過大量增加轉移支付來?；鶎樱@方面的困難還是相對比較容易解決的。

　　我認為這“六?！崩锩?，保市場主體和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尤為重要，需要非常精心地去設計政策，非常好地去實施這些政策。在這個過程中，既要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同時也需要我們的政府能夠把握好度，不僅考慮近期的影響，還要考慮長期的影響，這樣來設計好我們的政策。如果說怎樣抓住“牛鼻子”的話，可能這兩個就是“牛鼻子”。

　　對于保就業，我這里有一個鮮活的案例。在剛剛結束的兩會上，我提出了一個關于《建議設立青年志愿服務隊》的提案，得到很多政協委員的支持。今年大學畢業生就業會面臨特別大的挑戰。從調查失業率來看，今年4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6.0%，但是其中16~24歲人口調查失業率為13.8%，是總體調查失業率的2倍多。這就意味著，年輕人尤其是新畢業的大學生，就業面臨著更大的困難。但同時，我們又有很多疫情所帶來的公共服務需求沒有得到很好滿足，需要有人去提供服務。那么，能不能把這兩個方面匹配在一起進行解決呢？

　　我的提案給出了這樣一個建議。疫情期間我們的教育面臨著很特殊的挑戰，不能面對面上課，很多課都是在線上進行的。我的同事和他的合作者做了一個研究，通過高考模擬考試成績來分析高三學生的學習效果，發現線上授課對于弱勢群體是很不利的。這里面有很多原因，包括家長輔導孩子的能力、網絡硬件存在差異等。線上教育的負面影響如果不得到矯正，很可能會變成孩子今后的“軟肋”。我提出的解決辦法是組織一些就業困難的應屆大學畢業生，作為“青年志愿服務隊”來給弱勢群體孩子們補課，用一年的時間補上這段欠缺。從一個經濟學家的角度看到市場供給需求不平衡時，就要尋找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當前，市場對勞動力的需求也比較弱。而疫情又帶來了公共服務的新需求，正好這兩個可以抵消。再進一步看，組織一些應屆大學畢業生，去基層給弱勢群體提供這樣的服務，對他們的價值觀的形成、對他們了解中國的現實也有很大的幫助。建議可以給他們提供一些政策鼓勵，比如對一年后考公務員、應聘國有企業、考研究生等給予適當傾斜，這樣可以使更多的孩子把他們的青春用到支持弱勢群體的教育方面，我覺得也是一件一舉多得的事情。

　　記者：您最近談到努力避免過快投資造成投資低效和產能過剩的問題，如何才能做到投資適度、保持經濟平穩運行呢？

　　白重恩：剛才談到，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沒有設定一個明確的經濟增長速度目標，這是非常明智的。因為如果定了一個目標，不管是什么，在市場面臨著這么大的不確定性的情況下，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唯一能做的就是靠投資來拉動經濟，來實現這個增長目標。所以，當處于單一投資目的時，就不再是為了滿足市場的需求，而是滿足一個事先人為設定的增長目標，那個時候，投資就可能非常低效。過去就出現過一些地方為了保增長速度，盲目開工建設一些基礎設施項目，造成了大量投資浪費、資源擠占以及產能過剩情況，同時，使得企業獲得生產要素的成本變得很高。因此，如果為了要達到一個既定增長目標而進行這種低效的投資，我是不主張的。很高興地看到，我們沒有設定增長目標，政策操作的空間就會大一點，也會很大程度地避免低效投資的驅動。

　　現在比較強調新基建投資，我認為，一是當前形勢下有必要加大一些新基建的投資力度，尤其是疫情期間，我們加快了數字技術的使用，對數字技術基礎設施的需求也增加了；二是需要用新的技術來提升傳統基礎設施的使用效率；三是新基建能夠更好地支持研究和開發工作。這些都是應該做的。我非常贊成新基建這個方向，但是不希望一哄而上。從這些年的經驗教訓看，一個潛在的風險就是，認為一個事兒該做，往往一哄而上，過程中又缺乏協調，最后就容易造成做得過度了。我們過去的一些產業政策，事后來看，方向是對的，但是力度過大，最后出現產能過剩。我不希望新基建又重復我們過去所犯的一些錯誤。所以，總體來說，我支持這個方向，但是希望能夠把握節奏，能夠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

　　記者：除了避免一哄而上的問題，您認為，在復工復產和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我們還應當特別關注和防范哪些風險？

　　白重恩：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我認為，目前有兩個方面值得關注。

　　一是我們一直在說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問題。在實施中還是有不少困難的，尤其是在遇到比較大的沖擊的時候，就會覺得市場的力量是不夠的，需要政府發揮作用。但這樣一來，就存在一個適度的問題。那么，怎樣把握好這個度呢？目前形勢下，希望政府起更大作用的呼聲似乎比較高。我認為，對此特別需要保持冷靜的頭腦，更科學、更長遠地去看問題，使政府真正更好地去配合、服務市場，而不是“喧賓奪主”。

　　二是要盡量讓金融機構按市場原則來做事。當前，我們的政策目標是支持中小微企業，但要把財政支持和金融支持結合起來看。如果政府對中小微企業提供更大力度的擔保，那么商業銀行可能就會更愿意對這些企業提供金融支持。但是，如果是硬“壓”指標，可能容易帶來新的風險，甚至放大剛才所談的各行業分化問題。最后誰為這個風險來負責呢？那就有可能又把金融機構和政府職能的邊界搞模糊了。我們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希望金融機構按照市場原則來運行，所以，制定政策時應該考慮到這個長期目標。政府該做的事兒政府做，金融機構在不放棄市場原則的前提下很好地去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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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