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春：論后疫情時代的經濟發展核心

　　沈建光博士宏觀研究

　　京東數科研究院于2020年5月30日（周六）下午3：00-6：00，舉辦宏觀經濟形勢研討會，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帶來主題發言“論后疫情時代的經濟發展核心”。

　　劉元春指出，收入分配是當前和未來必須關注的核心問題。盡管中國疫情控制十分成功，但后疫情時期的救助和經濟恢復依舊不能忽視兩極分化問題。我們一定要在總書記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改革、在兩會提出的擴大需求戰略基礎上再提出一個重要戰略：收入分配戰略。

劉元春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

　　為了探索我國經濟如何在常態化疫情防控和外部條件紛繁復雜的情況下堅定不移地深化供給側結構改革，協調財政和貨幣政策共同發力推進經濟社會發展，保障中小企業的發展并借助新基建打造經濟發展的新動能，京東數科研究院于2020年5月30日（周六）下午3：00-6：00，舉辦宏觀經濟形勢研討會，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帶來主題發言“論后疫情時代的經濟發展核心”。

　　劉元春指出，收入分配是當前和未來必須關注的核心問題。盡管中國疫情控制十分成功，但后疫情時期的救助和經濟恢復依舊不能忽視兩極分化問題。從短期來講，疫情救助要保住中國的基本盤，就必須關注低收入人群和邊際經濟主體。此外，要實現經濟循環常態化也需要解決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問題。展望未來，我們的中產階級要不斷擴大，中產階級的收入水平也不能按照目前的中位數3.4萬年收入來計算，因為這個水平太低。總之，我們一定要在總書記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改革、在兩會提出的擴大需求戰略基礎上再提出一個重要戰略：收入分配戰略。

　　以下為發言全文：

　　劉元春：人民大學與京東是老關系，這些年我們一直攜手共進，在一起合作。這次我們跟京東數科研究院一起合作，希望能夠在宏觀研究和數字經濟等一系列領域里有一些深度合作。

　　這次研討會希望我講講后疫情時代經濟發展的核心。兩會已經對疫情取得階段性勝利之后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攬子方案進行了很好的布局，其中一個重要的點就是以六保為核心保住中國經濟的基本盤。這體現了底線思維。同時，兩會也對未來的發展提出一些構思，特別是在短期刺激、短期擴張與中期高質量發展相契合方面做了很多文章。除了我們講的以改革為契機構建化解危機的制度以外，還要以新基建為先鋒構建中國新舊動能轉換的發展投資基礎。這些都是后疫情發展的核心要點。

　　但是這個題目太大，我想從大家都關注的一個角度來談這個問題——“收入分配是當前和未來必須關注的核心問題”。

　　兩會有兩組數據引起了大家的高度關注，一個是總理談到的我們還有6億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引起了全國人民甚至一些業內人士的震驚，說我們還這么窮嗎？第二個數據是統計局局長寧吉喆主任提到的國家總體資產達到1300萬億，每個家庭資產達到300萬人民幣。這兩組數據之所以引發全民大討論，因為它涉及到近十年來全球關注的一個超級問題：不平等問題！

　　在后疫情時期，世界發展的出路是什么？中國發展的出路是什么？很多人說要用新技術和創新走出危機和困局，這可能只是答案的一個方面，因為，我們之所以陷入目前的亂局和困境，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全球兩極分化和各個經濟主體內部的超級兩極分化。兩極分化不僅導致世界步入了民粹化的困局，同時也導致我們難以快速走出疫情帶來的困境。

　　歐美之所以不能以人民為中心，不能保持生命至上，而是在以經濟為中心和資本至上與人的生命之間搖擺，背后的關鍵問題是收入分配過度兩極化。美國70%居民儲蓄存款不超過5000美金，40%居民拿不出500元現金鈔票，30%居民的全部收入不夠支撐一個月以上的停擺，這限制了美國科學設計投疫方案，救經濟與救疫情之間的權衡與搖擺使美國錯失了快速控制新冠疫情蔓延的窗口期。兩極分化是民粹主義與疫情混亂疊加的背后因素。拉美社會目前也是如此。

　　中國疫情控制十分成功，那么后疫情時期的救助和經濟恢復是否就可以忽視兩極分化問題呢？答案是否定的。

　　從短期來講，疫情救助要保住中國的基本盤，就必須關注低收入人群和邊際經濟主體。我們需要重點救助邊際經濟主體，也就是傳統的政策工具難以觸及的邊際人群和邊際企業。如果我們不在這方面下功夫，那么就很難真正保住經濟基本盤，也很難使我國經濟恢復常態化運轉。中小企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大規模破產會引發經濟和社會問題，乃至出現拉美和美國已經出現的一些政治問題。疫情救助和基本盤的穩固必須以收入分配效益作為它的落腳點，必須以救助低收入人群和邊際經濟主體作為它的核心工具之一。因此，財政貨幣政策一定要精準化、直接化，而這就必須要有工具體系的創新，而不能按部就班、因循守舊。我們的政策方案如果不能在短期內產生真正的大規模再分配效應，成功的概率就會大大降低。

　　此外，我們要實現經濟循環常態化也需要解決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問題。在人類歷史上妨礙經濟循環的最大阻礙是什么？不是科技創新，不是大國沖突，也不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的各種糾葛，而是馬克思和皮凱蒂談到的收入分配兩極化。任何一次大的社會革命，任何一次大的國際體系再構，都出現在收入分配不平衡指數超級惡化的時代。

　　因此，未來必須關注以下幾個問題。第一，我們的中產階級要不斷擴大。總書記講到我們目前的基本盤有1.4億受過各種教育的技術工人，還有4億中等收入人群，但是，這4億中等收入人群在我們14億人口中的占比不到30%。我們真的要實現橄欖型社會，中等收入人群的占比必須要達到60%以上，也就是中等收入階層的規模必須要擴張50%以上。這意味著6億每個月收入只有1000元的人群中，起碼要有4億人的收入達到每個月3000元以上，使中產階層的規模達到8億人左右。因此，我國必須要有中等收入階層擴張計劃，要給農民賦權，要給整個中產階級和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發展的空間。

　　第二，中產階級的收入水平不能按照目前的中位數3.4萬年收入來計算，因為這個水平太低，距離趕上發達國家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標準還很遠。在未來五年或者十年，要想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真正形成中國超級市場，很重要的是中產階級收入倍增計劃。過去十年實現了GDP翻番和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標，下一步中產階級群體的收入能不能擴大50%？如果這個群體的收入再增長一倍，那么可能會看到經濟循環真正實現常態化，并且在常態化中間不斷提升。因此，我們一定要在總書記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改革、在兩會提出的擴大需求戰略基礎上再提出一個重要戰略：收入分配戰略。這個戰略非常重要，因為它是連通供給側和需求側的一個關鍵通道。當前，我們要關注疫情救助方案和紓困方案，未來發展要關注收入分配的改革方案。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一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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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