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看社保費率仍有進一步下降的空間，社保稅率是目前企業廣義稅負中負擔最重的一塊，降低社保費率對企業降成本的影響非常顯著。長期看適應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應將養老金投資模式從現收現付制轉為基金積累制，做實個人養老賬戶，使賬戶產權更為清晰，實現多角度的正向激勵，調動個人參加社保的積極性。

　　新浪財經訊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在第九屆財新峰會表示，穩定經濟形勢就需要抓住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平衡好短期需求管理與結構性改革的關系，因此，當前需要以改革的思路進行需求管理，有效的需求管理也是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環境的基礎。

　　什么是需求管理？徐忠認為，本輪金融危機之后，美國基本上秉承了凱恩斯主義，通過救濟、復蘇、改革三部曲走出危機，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雙管齊下，強而有力的需求管理有力地支撐了經濟復蘇，為之后的改革和再平衡創造了條件。

　　由此可見，需求管理旨在熨平短期經濟波動，當經濟周期下行時復蘇應當優先于改革。只有在經濟正常運行時，才能有效地推動改革，不能為改而改、操之過急。

　　但人們總是習慣于將需求管理和結構性改革混為一談。這主要是因為作為轉軌國家，我國的相關體制機制沒有建立健全，宏觀調控寬泛化，市場投資承擔了短期需求管理和結構性改革的雙重任務，一些改革甚至以行政式的調控手段加以推進，短期需求管理與結構性改革的權衡表現為宏觀調控對短期與中長期目標的權衡。

　　徐忠認為，各個部門牽頭制定和實施的經濟政策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被納入了宏觀調控當中，甚至一些本應該保持穩定的法律、規章、制度也被作為了宏觀調控的手段，價格政策、土地政策、環保政策、監管政策都被賦予了宏觀調控的職能。“例如大家非常關注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借助于行政干預手段，限購、限貸、限價、限售、限商，市場上稱之為五限譜，其威力一點也不亞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宏觀調控的外延被無限擴大”。

　　“要平衡好兩者的關系，就必須在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準確把握經濟的主要矛盾，妥善施策”，他強調。

　　那么我們當前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中央政治局10月31日召開會議，提出了“當前經濟運行穩中有變”這一重要判斷，說明我國經濟運行環境明顯變化，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加大，有效需求不足已成為當前的主要矛盾，而這一趨勢在2019年還將延續。

　　“必須清醒認識到當前經濟下行壓力有相當一部分是前期政策落實不到位的結果，主觀因素影響更為顯著”，徐忠強調，“前一階段的政策調控存在一刀切傾向，在整頓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同時，為考慮補短板的基建資金的缺口，基建投資迅速下跌。房地產市場存在補庫存的壓力下，通過限制政策打擊投機需求，當然也誤傷了合理的改善性住房需求。行政性去產能更多地是去產量，改善中上游行業的盈利。運動式的加強環保，加大企業的負擔，很多有效率的民營企業不得不退出市場。一些宏觀政策缺乏統籌，相互不協調，政策效應同向疊加，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產生了相反的效果”。

　　徐忠認為，當前我國宏觀經濟調控應當更好地平衡短期目標和中長期目標，更加注重以改革的思路進行短期需求管理，穩定經濟增長，穩定市場信心，夯實經濟發展的基礎。在發展中解決問題，為進一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

　　在談到房地產投資時，徐忠分析稱，目前我國房地產調控成效明顯，一二線城市政策環境嚴厲，呈現出“五限”格局，房價上漲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同時政策的“擠出效應”逐步顯現，房地產投資增速不斷下滑。“短期看一二線城市房地產保持緊調控態勢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同時也要看到這些調控措施誤傷了一些有效的需求。因此，我們同時應該增加住房的供給，更好地滿足住房的剛需”。

　　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徐忠分析稱，地方政府債務收緊過快，基礎設施投資增速回落較多。今年8月，中央發出了《關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的意見》和《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辦法》兩份文件，有效管住了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行為，堵后門的同時地方政府債務開前門的力度太小，導致基建投資增速回落較大，加劇了經濟下行的壓力。“財政預算安排的政府債券發行規模遠低于現實中的合理需求”。他強調，地方政府右手舉債的過程中，左手資產端也積累了相當規模的優質資產，這些高質量的資產，土地、國有企業股權等完全可以覆蓋現有的債務，只是缺乏資產變現用于債務償還的意愿和渠道。

　　他建議，考慮到各地情況差異，應允許有條件、有需求的地方政府進行市場化舉債，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我國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人口尚在大規模跨區域流動，人口流入和經濟發展較好的區域還有大量基礎設施投資的需求和潛力，不能一刀切”。

　　徐忠指出，除了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等傳統領域，我國在綠色發展、5G技術、教育、醫療、養老等領域面臨新的快速增長的需求，要將這些領域培育發展成為中國新的增長點，就必須為之創造良好的環境。比如降低市場準入的壁壘，堅持國有企業的競爭中性，進一步推動簡政放權，減少對市場的行政干預。

　　在談到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時，徐忠強調，應以改革的思路處理好需求管理中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關系。首先，應該充分認識到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局限性。貨幣政策是通過直接作用于金融體系，并且經過金融體系傳導到實體經濟的宏觀政策。貨幣擴張對實體經濟的傳導路徑長、見效慢，刺激程度受金融機構風險偏好影響大，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通常不是穩增長的第一選擇。現階段貨幣政策的重點應當是維護適宜的貨幣環境。

　　第二，盲目擴張M2和社融不可取。在其看來，當前中國經濟已主要由國內需求推動，消費和服務業逐漸成為主要的推動因素。與投資和制造業相比，對資金的依賴度比較低。因此，M2和社融等數量指標與實體經濟的關聯度明顯下降，盲目追求M2和社融的融資供給，而不在提振實體經濟上想辦法，不僅無法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還會加劇物價和資產價格的上漲壓力。   

　　第三，貨幣政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金融機構的健康性和監管政策。今年以來，金融監管政策加強，隨著影子銀行體系的收縮，表外回表，金融機構風險偏好明顯下降，資本充足率面臨壓力，信貸投放明顯放緩。貨幣下降，對貨幣政策傳導影響顯著。從實體經濟的感受看，是整個金融體系與影子銀行體系的同時縮窄。短期看去杠桿背景下應著力緩解金融機構的資本金壓力，恢復并增強對實體經濟的支持。

　　長期看為適應經濟增長的轉型，金融體系要從過去主要支持國有企業、基礎設施、房地產投資轉向加大對小微企業的金融支持。徐忠認為，針對我國大銀行多，中小銀行少，直接融資占比較低的實際情況，完善金融體系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一是應該健全中小銀行體系。二是應充分發揮金融科技的作用。三是大型商業銀行在一些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發展比較好的先設分支機構。四是可以探索主干銀行制度。

　　在談到財政政策的空間和財稅體制的改革方向時，徐忠認為，從國際比較看，我國的宏觀稅負不算高，主要是社保繳費的負擔較高。目前我國的五項社會保險繳費合計達到企業工資總額的39.25%。根據世界銀行的計算，2016年中國的總稅率為68%，其中社保繳費占48.8個百分點，是負擔最重的一項。

　　徐忠表示，短期看社保費率仍有進一步下降的空間，社保稅率是目前企業廣義稅負中負擔最重的一塊，降低社保費率對企業降成本的影響非常顯著。長期看適應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應將養老金投資模式從現收現付制轉為基金積累制，做實個人養老賬戶，使賬戶產權更為清晰，實現多角度的正向激勵，調動個人參加社保的積極性，同時應加大國有資本管理社保的力度，彌補養老金的歷史欠賬，保證社保基金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可持續性，以養老基金持有國有企業股權，也有利于完善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同時還可以避免少數國家在國有企業相關議題上對中國的指責。

　　第二，在徐忠看來，增值稅理論上不構成企業的負擔，但是中國的增值稅稅制存在扭曲，導致企業的稅負感較重。目前的結果是大中型國有企業減稅，小微企業稅負增加。因此，短期看增值稅調節對企業負擔仍有實質性影響，有下調的必要性。長期看應推動完善增值稅抵扣鏈條，減少稅制中存在的扭曲效應，使增值稅真正成為真正對企業中性的稅收。

　　第三，個人所得稅的稅負結構不合理，中低收入群體的稅負太重。徐忠稱，個人所得稅是調節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理論上應該主要面向中高收入群體，將中低收入群體盡可能排除在外。但我國2016年納稅人數量已經占到城鎮職工人數的82%，中低收入工薪階層成為納稅主體，稅負偏重。相反高收入群體該收的稅沒有收上來，為了保證稅收收入，導致中低收入群體適用的起征點過低，稅率偏高。因此，短期看可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要提高起征點。長期看，應不斷加強對高收入群體的稅收征管，加大處罰力度和威懾力，更好地維護社會公平。

　　第四，積極的財政政策應該更加積極。他認為，當前中央財政政策仍有很大空間，應該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因資金配套不足，導致中央轉移支付資金閑置，急需盤活幾萬億的國庫資金。同時財政資金碎片化使用，如果集中力量辦大事、補短板，也有改善的空間”。

　　其分析稱，短期看，積極的財政政策需要聚焦基礎設施這一突出的短板，保持有效的投資力度，促進內需擴大。長期看，需要加快建設性財政向公共財政轉型，不斷優化財政支出的結構，減少市場化的基礎設施項目的支出，增加教育、醫療、養老、環保、扶貧等公共領域的支出，提供有效率的、讓群眾滿意的公共服務，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

　　“我國可以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存在所謂的資源約束。有很多專家學者認為我們實施財政政策的資源約束比較大，但實際上來說，你是要平衡財政還是功能財政？”，徐忠反問。

　　徐總總結道，我國經濟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應堅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宏觀調控應當在短期需求管理和結構性改革中更好地權衡，更加側重于以改革的思路進行短期需求管理，穩定經濟增長，穩定市場信心，夯實經濟發展的基礎，才能為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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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