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造業向印度及東南亞國家轉移的討論熱度不減。在成本壓力之下，供應鏈要不要外遷，如何外遷，那些留在國內的供應鏈怎樣升級？《商學院》記者對在中國的一線管理者進行了深度訪談，試圖從中解開中國制造業的困惑。

　　文|錢麗娜 石丹

　　2018年3月，紀然第一次踏入印度。

　　他作為半導體芯片生產企業東科電子海外事業部的負責人開始市場拓展。

　　這次考察，他去了孟買和德里。破舊的街道，臟亂的環境在他的意料之內，但意料之外的是，中國產品頗受印度企業的喜愛，印度企業家把中國的今天看作是印度的未來，他們堅定地認為，未來三大經濟體將會是美國、中國和印度。

　　紀然在考察后并沒有決定馬上與印度企業合作，因為當時正值印度大選。在發展中國家投資，政治的穩定性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他看好印度總理莫迪發展制造業的政策，印度不能生產的科技產品將享受零關稅待遇，這對東科電子是個機會。

　　在中國小功率級別的電源芯片中，東科電子排名前十，具有很高的性價比優勢，但與歐美公司高價高品質的芯片相比尚有差距。因而在一個幾近空白、有需求且對價格敏感的印度市場，為什么不前去一試？

　　2007年，紅豆集團在柬埔寨投下海外發展的第一單，在西哈努克港建立并且運營著一個11平方公里的工業園。

　　從事紡織服裝生產的紅豆集團是國際許多著名品牌的供應商。外貿企業對價格異常敏感，2007年前后，中國勞動力成本開始快速上漲，增幅超出了企業的預期，紅豆運動裝公司總經理高品亞說，“我們外貿的規模和體量都不小，不得不分散風險，我們在海外選擇生產基地，會綜合考慮政治、宗教、氣候、經濟發展趨勢、人工成本以及與中國的關系等多重因素，比如，柬埔寨紡織品進入歐盟等國是零關稅。”

　　泉州卜碩機械有限公司總經理黃文棟近來加大了拜訪東南亞客戶的頻率。20世紀90年代，福建泉州逐漸形成紡織機械圓緯機的產業帶，在中國成為紡織大國的進程中，圓緯機跟著紅火，只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遇到一個小波谷，但是從2013年開始，隨著中國人工成本的上升，下游的需求不斷萎縮。

　　“織布工人的工資從月薪三千元漲到了五六千元。”黃文棟說。“2008年后，我們開始加大海外市場的布局，除東南亞國家外還有埃及、烏茲別克斯坦、摩洛哥、南非、韓國，尤其是東南亞國家正處于對紡織機的需求上升階段。”

　　相比越南，黃文棟更看好印度市場。雖然越南發展快，但是人口少，大量企業涌入后，工資上漲的速度超出了預期。“2015年越南人均工資大約在1200元，現在約2000元-2200元，以這種速度，五年以后工資與中國也差不多了。”黃文棟說。

　　而目前印度人均工資在200美元左右，約合1400元人民幣，“印度人口多，招工不成問題，雖然工作效率低，這是可以改變的。重要的是，印度市場對中國的設備很認可。”

　　中國制造業向東南亞和周邊國家轉移似乎已是大勢，由此給中國本土制造業帶來的是機遇還是制造業的流失呢？這個問題困惑著很多人，也是《商學院》做這次深度調研的出發點。

　　供應鏈轉還是不轉，轉哪些是個難題

　　由于柬埔寨員工工作能力低，供應鏈不健全，企業信用低等問題，紅豆選擇將量大、對供應鏈上的輔料要求低，且工序簡單的訂單放在柬埔寨，而數量少、交貨期短且品質要求高的訂單依然放在國內。

　　在《樞紐》一書中，外交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教授提到一個假說：在技術條件沒有出現實質性變遷的情況下，制造業向中國的轉移，在可預見的未來是終局性的，因此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可能是終局性的。

　　然而近來，中國的制造業正在向越南等國轉移，且轉移的規模越來越大。在這個大背景之下，越來越多的評說認為，越南即將替代中國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中國制造業的地位即將不保。

　　施展在越南考察后，最終看到的結果是，那些勞動力成本在總成本中占比高的，以及對于技術條件需求比較低的，這些生產環節是可以遷移到越南的，除此之外，往越南遷非常困難。

　　那么，在牽動就業神經的制造業轉移這個問題上，中國的制造業及其背后的供應鏈究竟有沒有轉移，以怎樣的形式在轉移，留在國內的供應鏈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向外走，道阻且長？

　　在《商學院》記者的調研中，一家從事消費類音響代工的電子企業總經理薄仲明（化名）告訴記者，2015年，公司在越南胡志明市買了一塊工業用地，盡管當時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和物料一直在上漲，但究竟要不要轉出一部分的產線，管理層始終猶豫。

　　“越南最大的問題是供應鏈，胡志明市在南越，那里是鞋服家具的生產基地，電子業集中在北方。一旦轉過去，供應鏈跟不上。我們找了一些當地的供應商，報價比深圳貴40%~50%，甚至兩倍。”薄仲明對此憂心忡忡。

　　令薄仲明擔心的還不止是供應鏈，越南當地的人工成本和原材料已經不便宜了，越南工人的技能和效率也成問題，一個工位往往要拆成三個人，反復多次訓練才能掌握，“雖然單個人工成本低，但是整體效率下降。”

　　令薄仲明擔心的還有越南人不愛加班。當地是一周六天工作制，但是工廠設備一旦運行就需要24小時連開，“中國跟這里太不一樣了，有員工甚至會因為企業沒有加班的機會而跳槽。”如果把部分產能轉移到越南，從目前的評估來看，前兩年的運作成本反而比在中國生產要貴5%左右。

　　紅豆集團進入柬埔寨開發工業園時條件極為艱苦，長期戰亂百廢待興，在圈定的開發區內從排雷、炸山、鋪路開始。更艱苦的還是在員工的培育教育上，高品亞說，“柬埔寨的員工很多沒有讀過書，放個假回來就不知道怎么做了。我們進入當地需要做很多企業社會責任的工作，培訓員工，援建學校，教育他們為明天的生活而儲蓄。”

　　但是紅豆不得不走出去，低端產線在中國做不了，除了人工成本高，制造業很難招到員工，90后勞動力不愿進入工廠。紅豆集團把量大、對供應鏈上的輔料要求低，且工序簡單的訂單放在柬埔寨。數量少、交貨期短且品質要求高的訂單依然放在國內。高品亞說，服裝供應鏈是否有效，一看技術能否達標，二看能否保證貨期，“這兩端控制好才有議價權。”

　　黃文棟去一些東南亞國家拓展市場時會遇到惡性競爭和企業的信用問題。“有同行在越南遇到客戶要求欠款，有的工廠訂單不好，把廠一關機器搬了，人都找不到，還有的國家當地銀行國內銀行不認，設備銷售做遠期信用證也沒有。我們也考慮過是不是在海外設廠，但是供應鏈不健全，成本下不來。”

　　紀然在印度的考察中發現，印度中小企業對產品質量要求不高，甚至不要求通過CE認證，只要能用，壓根不在意能耗和體積。因此，東科電子在中國做的高端產品線在印度沒有市場。另外就工程能力而言，“目前大部分印度工程師無法進行獨立的設計，當需要做電路板的設計，或者做配套開發的解決方案時，只能依賴中國的工程師。”

　　但是由于印度立足發展本地制造業，有強大的內需市場，紀然考慮讓東科電子成為印度制造一份子，在當地建立供應鏈。

　　東科電子目前生產的是小功率電源管理芯片，應用在36W以下的電子設備中，比如手機充電器、適配器等。印度本土沒有半導體生產企業，必須依賴進口，東科電子的芯片可在印度關稅免除，因而在這個價格敏感度很高的市場擁有不錯的利潤。

　　未來在印度布局時，東科電子打算先從芯片周邊的供應鏈做起，逐漸形成以芯片為核心的供應鏈生態，引入周邊被動件廠商，完整的把解決方案輸出給當地客戶。

　　在轉還是不轉的問題上，供應鏈成為制造業能否遷移的核心問題。向外走除了增量的市場機會，很大的因素還在于成本壓力。面對國內巨大的內需和豐富的人才資源，供應鏈的轉型升級成為解決內外壓力的核心節點。

　　成本壓力促使中國供應鏈快速升級

　　面對來自終端品牌的成本壓力，國內供應商需要改進設計、優化工藝和材料，對整條供應鏈上成本分解，才能實現增強競爭力。隨著供應鏈的創新升級，也將與終端品牌形成深度融合。

　　過去十年，全球供應鏈變得越發復雜和動蕩。中國作為低成本地區的傳統概念已經被顛覆。2019年，貝恩公司時隔五年后，再次對100多位在華企業的首席采購官進行訪談，《2019中國首席采購官調研》報告顯示，采購部門的成本壓力持續上升，并因為成本壓力而嘗試各種提升營運效率的最佳實踐。除了傳統的節能增效，2019年采購官們將創新和數字化轉型放到極為重要的位置。

　　供應鏈伙伴加速合作創新

　　2019年，中國乘用車整體銷量連續第二年下滑，但是卻出現有升有降的全新競爭局面。一方面是豪車品牌通過降價來擠占下一級品牌的空間，另一方面是具有絕對價格優勢的汽車品牌銷售上升。2019年11月的汽車銷售排行中，某10萬元級別自主品牌銷量進入前三。在降價機制的傳導中，供應商對汽配零件成本變得異常敏感。

　　作為汽車零配件企業的上游原材料供應商，德國化工公司朗盛2019年的業務卻保持穩定。據該公司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性能材料業務部客戶經理介紹，“車企如果要保持利潤不變，勢必會把成本壓力往零配件供應商處轉嫁，供應商一般通過變更設計或是優化工藝和材料來精減成本，同時也會把整條供應鏈上的成本進行分解，做進一步優化。”

　　朗盛高性能材料部門是中國汽車行業一級配套商的原材料供應商。該客戶經理介紹，公司2019年的訂單有兩個特點，一是客戶要求在保證品質的前提下降低原材料成本。朗盛通過研發和實驗驗證，成功地在多個項目上成功地使用成本更低的尼龍6材料（一種工程塑料），從而取代供應不穩定，且價格高出近50%的尼龍66材料，“某些特定零件，我們通過優化設計，雙方協同驗證幫助客戶減輕了成本壓力。”二是客戶希望通過工藝改進達到降本增效的目的。朗盛投入研發力量，優化高性能改性尼龍材料的吹塑工藝，其加工過程經濟高效，可生產各種尺寸且結構復雜的零部件。又如，朗盛和客戶一起，從產品結構出發，針對傳統的零配件注塑工藝進行改進，從100秒縮減至70秒，“加工效率提升后，能有效提高產能，到達讓客戶可以少開模具以節省成本。畢竟一個模具的成本幾十萬元到幾百萬元不等。”此外，針對輕量化的趨勢，研發部門采用金屬/塑料的復合工藝來生產車身頂棚骨架，汽車內部橫向懸架梁等，既滿足強度的要求，又實現了輕量化，提升了加工精度和加工效率。

　　“2019年我們看到各大廠商對研發和創新產品的熱情到了空前的高度。從2018年開始，如果不進行技術升級，還是用傳統的方法去競標，很難獲得新項目，逼著整個供應鏈創新升級。”該客戶經理表示。

　　每一家強健的企業莫不是在強敵環伺、充分競爭的市場中廝殺出來的。中國市場自身從空白到飽和，本身就要大浪淘沙淘汰掉一批先天不足的企業，每一次轉折都是機會。當前，無論是擁有核心技術的企業還是擁有強大渠道和資源的企業，為了更好的發展，都在打破自身的邊界，尋求在供應鏈上的深度融合。

　　貝恩公司全球合伙人、亞太區績效提升業務主席暨大中華區制造業務主席曾偉民說，“中國供應鏈采購的成熟度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始于十多年前，以流暢運營為目標，追求每一單采購的絕對低價。第二階段是系統成本優化。企業從物流、使用、維護等全生命周期比較綜合成本；第三個階段是價值鏈整合。企業與供應商達成戰略性采購，合作研發。“如果能做到這一點，企業不單降低產品成本，還能擁有比其他廠商更好的技術”第四個階段則是參股供應鏈上的重要合作伙伴，建立戰略性競爭優勢。“歐美企業大多走到了三四階段之間，中國企業有不少進入了第二階段，在向第三階段發展。”

　　創新強度決定市場份額

　　今天，創新的速度和強度正在決定各家的市場份額。東科電子每年在研發上的投入占比達15%~20%，每年銷售的產品中，新品約占30%，而新品在利潤中的占比超過一半。看到研發對業績的影響，東科電子越來越有動能往研發領域投入，“我們的研發投入在同行中是偏高的，但銷售增長也達到了30%以上。中國企業對知識創新越來越重視。”紀然說。

　　“雖然我們做的是低端芯片，但是材料不同，其中也有高低端之分。”目前芯片以硅基為主，東科電子在研究以氮化鎵為基材的芯片，將比硅基芯片充電速度提高一倍以上，且能耗低、體積小，發熱低。紀然說，“不少公司看中這一方向，在拼誰的速度更快。”

　　未來東科電子將進一步分層發展，圍繞歐美市場開發高端新品，中國主做中端市場，南亞和東南亞進行低端產線的布局。

　　卜碩機械早在十多年前就開始建立自己的研發團隊，一百多人的工廠，研發人員約占7%。“我們按照客戶的需求來做研發，一些東南亞企業對產量的要求高，就得加快設備的轉速；還有一些老客戶，對設備精度和復雜性的要求每年都在提高，這是因為下游對面料和品質的要求在提高。”

　　如今，卜碩憑借服務和性價比優勢，在東南亞國家建立起了自己的品牌，從德國和日本競爭對手處贏得了一些客戶，“我們年銷售在行業中始終處于前幾名。”

　　供應鏈的效率和彈性是中國制造業獨特的優勢

　　得益于專業化分工形成的效率，以及大規模協作形成的彈性，讓中國供應鏈企業以“供應鏈網絡”為前提，獲得了承接大規模外包合作的機會，并且成長為原料研發基地，甚至提供一體化服務。

　　施展在談到中國供應鏈的特點時指出，外包的承接者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必須足夠有效率，有效率的前提是足夠專業化，而專業化帶來的麻煩是被鎖死在上游特定的產品中，一旦上游有變，生產商立刻遭殃。

　　為了不至于承受這么大的風險，生產商必須得讓自己的生產特別有彈性，而彈性的前提是不能專業化，一旦專業化就會喪失彈性。

　　因此作為大規模的外包承接商，就必須同時滿足效率和彈性，而這兩者彼此矛盾。中國能夠解決這一矛盾是因為在市場化過程中演化出了新的變化。

　　例如，在中國東南沿海聚集著大量極度專業化的中小民營企業。施展看到的最極端的案例是，在生產拉桿天線的企業中，一家工廠只生產其中一節，另有工廠專門負責拼接。

　　專業化到極致意味著產品被拆解為最基礎的元器件，到了這個層級后，產品的通配性反倒會變得特別好。

　　此外，供應鏈網絡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變量——規模。規模越大，意味著其中的單個小企業越多，分工的深度越深，相互配套組合的可能性就越多，網絡的彈性就越好。放在龐大的網絡里相互組合成完整的產品，彈性和效率兩個不可兼容的東西同時得以實現。

　　正是以“供應鏈網絡”為前提，中國才獲得了承接大規模外包的機會。

　　《樞紐》一書的假說認為，一旦規模越過了某個門檻，就會形成某種成本黑洞，勞動、土地這些生產要素在成本中的占比將大幅下降。

　　紅豆集團的發展恰好印證了這一點。

　　中國供應鏈的專業化和規模化并舉

　　“我們現在從事的OEM不再是來料加工，而是要對接客戶的設計團隊，給他們提供輔助設計，提供面料建議。”高品亞說。

　　中國在面輔料的開發生產上已經日臻完備，形成了自己的面輔料產業帶，常熟是搖粒絨基地，張家港是體育用品滌綸的生產基地，紹興有面料展示基地，“每個基地之間信息公開透明，相互合作，我們知道到哪兒去采購。”

　　但是這樣的競爭優勢能持續多久，是否會受到新興國家的挑戰，不能不居安思危。在中國成為紡織大國之前，曾經的榮耀屬于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臺灣。

　　紅豆集團是眾多國際品牌的成衣代工企業，掌握著最新的面料信息，“客戶只要提需求，從方案到生產我們提供一體化的服務，我們不僅提供最新的面輔料信息，還能提供成品。我們通過自行開發面料獲得議價權。盡管越南企業可能報價比我低，但是我的服務要比他們好。如果客戶單純要價格最低，我們東南亞工廠也能滿足。”

　　面對供大于求以及全球經濟下滑的狀況，高品亞說，“國際化、研發和數字化是提升企業綜合競爭實力的支柱。當企業處于行業頭部的20%時，可能會活得更好，因為能力不足的企業已經退出了競爭，資源會向好企業集中。”

　　全球最大的供應鏈企業馮氏集團在中國基地生產的服裝在其全球服裝生產中占比約為30%-40%。在供應鏈管理中，馮氏集團將家居、鞋服的組裝逐漸轉向成本更低的地區，但是將高附加值的業務留在中國。

　　“服裝面料90%都由中國提供，服裝面料開發與輔料的關聯性很強，中國在這方面有很強的優勢，中國未來還將繼續保持面料基地的戰略性地位。”馮氏集團中國服裝業務總負責人李暉說。

　　由于奢侈品牌大多來自意大利、法國等歐美發達國家，因此，中國并不能主導全世界最尖端的服裝潮流趨勢，但是這些設計在落地的過程中，需要面料開發與生產時，大多都在中國進行。

　　“歐洲開發出的面料，其成本只能提供給奢侈品品牌，沒法大眾化，而中國面料企業已經能夠把優質的面料成本降到大眾能夠接受的水準，這是中國的優勢。馮氏集團全球有8000多家客戶，中國在面料部分貢獻了80%以上的研發成果。很多大品牌在做面料采購時第一位考慮的是中國。”李暉說。

　　用“效率”重新定義成本

　　面對國內外的競爭，紅豆集團開始了下一個征程——進行全供應鏈的數字化轉型，提升服務能力。紅豆第一期投入3000萬元，在中國籌建數字化襯衫生產工廠，嘗試個性化定制。“我們在門店裝有掃描艙，將客戶的數據傳輸至生產工廠，量身定制。過去這個過程可能需要兩年左右才能完成。”

　　在中國工廠，薄仲明正在加緊自動化產線的布局。像測試、擰螺絲等簡單的組裝，通過自動化可將70人的產線縮減至5-10人，綜合成本優勢便能顯現出來。“在我們的蘇州工廠，一個筆記本電腦中小喇叭的產線只有七個人，勞動力成本差異可忽略不計。”

　　“我們現在對中國的定位是從中國制造轉向中國管理。把低端業務轉向海外，把高附加值的產業留在中國市場也是必然的趨勢。”李暉說。馮氏集團充分借助中國數字化人才的優勢，圍繞服裝設計的全周期展開數字化管理，從產品概念開始，到打版、生產、庫存管理和銷售。“如果只是打版數字化，在供應鏈環節中只能節約三到四周，而從最耗時間的設計概念開始，我們把成品的造型和面料用3D呈現給客戶，可以把傳統六個月的生產周期節省至三個月，降低一半。這意味著我們的客戶將比競爭對手快一倍的時間。”

　　而馮氏集團看到的更大的機會在于，過去幾十年，消費品貿易一直是從亞洲工廠流向西方，但現在反向流動已經開始，歐美的消費力在下降，亞洲的消費力在提升。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國家正成為全球的消費中心，對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有著巨大的需求。這新興的購買力可以為世界的可持續、包容性增長提供新動力。

　　“馮氏集團經過多年發展已經形成自己的核心價值，一是在全球布局，有能力和實力在多變的時代保持競爭力，分散供應鏈的風險；二是轉變成本的觀念，工人、機器都是固定成本，不固定的成本是企業的效率，由速度和創新帶來的效率的提升在成本中起著非常大的作用。”李暉說。

　　評估產業轉移對中國的影響和對策

　　中國低端初級產品的出口早在十多年前就開始下降轉型，而中高檔、高端產品的出口依然在不斷增長，超越其他新興經濟體。一些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的轉移也符合產業發展規律。

　　中國現在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究竟是怎樣的？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管理學院教授何帆選取2009-2011年UN Comtrade（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的數據測度不同產品的技術密集程度，然后從低到高排名，分成四類，第一類是低端技術，第二類是中低端技術，第三類是中高端技術，第四類是高端技術。

　　第一類產品，中國低端產品的出口從2007/2008年開始一直下行，這說明，中國低端產品出口早在十多年前就開始轉型。

　　第二類產品，中低檔產品的出口有起伏，但所占比重大體沒有變化。

　　第三類產品，中高檔產品的出口在逐漸增加。二三類產品出口占比60%，是中國出口的主要部分。

　　第四類產品，最高端產品的出口在增長，只是近來有所放緩。

　　根據四類產品的出口來比較兩條線，藍線代表新興經濟體，包括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印尼、柬埔寨、菲律賓、印度、巴西、南非、土耳其等，黃線代表中國。

　　在第二類技術產品出口中，中國和新興經濟體出口的差距在過去幾年是在逐漸拉大的，呈喇叭型，中國的步子走得越來越快。

　　但是在第三類產品中，中國起先比新興市場的增長速度要低，但最近幾年中國加速發展，中國和這些市場的差距在拉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何帆認為，中國在經濟相對不發達的時期就建立起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并且享受到了一段“后冷戰紅利”。隨著貿易保護主義興起，其他新興經濟體很難享受到這一國際政治紅利。

　　在第四類競爭激烈的戰略制高點的產品中，中國增長速度最快，日本出口逐漸下降，中國在與美國和歐洲國家共同爭奪這部分市場。何帆認為，這是中國產業廣闊的腹地，至少有一倍增長空間。

　　產業轉移去向、行業符合規律

　　近來很多制造業在向外轉移，這個負面影響到底體現在什么地方？負面影響究竟有多嚴重？

　　何帆測量的思路有四點：1、2019年前6個月相較2018年前6個月中國出口的哪些產品在減少？2、計算中國出口減少的產品中哪些國家在增加？分別是哪些行業？3、在上述基礎上，假設其他國家增加的規模與2018/17增速一致，大致測算中國減少的規模被其他國家承接了多少？4、中國減少出口的產品對產業鏈的影響是怎樣的？

　　從不同國家來看，近來出口增長最快的國家，排名第一是墨西哥，出口增加規模為86.6億美元；第二名越南，增加70多億美元；第三名德國，增加69億美元，接著是中國臺灣、加拿大、法國、韓國等。

　　分行業看，每個經濟體里都會有一些跟中國競爭較為激烈的行業獲益良多。比如中國的家具制造業從中國轉移到了越南，德國主要出口專業制造設備，墨西哥是與汽車相關的交通運輸制造業，中國臺灣主要是儀器儀表、電子通信設備，與手機、芯片等相關。

　　未來假設其他國家產品的增幅和2018、2017年一樣，那么越南的后勁會更足，緊跟其后是的是韓國、中國臺灣。共同點在于這些經濟體都在東亞生產網絡中，而中國產業轉移更多是到相鄰經濟體中。

　　何帆認為，中國很多企業到越南、印度做投資，不是為了取代在珠三角、長三角原有的工廠，而為了備用。

　　如果分行業看，家具制造業、電子和通信設備制造業轉移的情況會比較嚴重，以及皮革、毛皮、羽絨、服裝等其他纖維制品，這符合產業轉移的規律。

　　除了轉移去向和行業特征，何帆認為，評價產業轉移帶來的影響，量級非常重要。根據測算，越南承接中國的出口產品規模為70億美元。2018年，越南出口規模為2435億美元，中國的出口規模為16.4萬億美元。“現有的轉移規模，完全無法稱得上替代，因為根本不在一個量級上。”何帆說。

　　擴大開放，緊跟消費者和技術趨勢

　　面對現有的產業轉移量級和規模，中國該如何應對挑戰？何帆認為，首先，中國不能脫離全球供應鏈，否則將失去發展機會。這也是為什么中國要加快對外開放的速度。第二，關注未來需求和技術變化。從長遠看，不能因為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地位不斷提高就可以放心，更不能因為中國制造業未全部轉移，或是暫時沒有被其他國家替代就掉以輕心。未來對全球供應鏈最大的挑戰可能來自別的地方。

　　何帆要求特別關注兩個變化：一是需求的變化，一是技術的變化。一方面，曾經一件襯衫在世界周游了一圈才送到消費者手中的“怪異全球化”正在變革。未來消費者的需求越來越個性化，更新越來越快，誰離消費者最近，誰最有優勢。“這對中國是一個好消息，因為中國龐大的消費群體正在崛起”。另一方面，新材料出現將直接影響全球供應鏈，原有生產環節中的某些環節可能從此消失。比如未來高性能材料直接防水，防水涂層這道環節將不存在。

　　“人工智能、柔性生產未來都會改變現有的全球供應鏈。技術躍遷，原有的全球供應鏈的生態系統就會完全不同。那么，中國會在新的全球供應鏈中處于怎樣的地位？這才是我們在未來真正需要關心和研究的問題。”何帆說。（致謝：感謝復旦大學EMBA為本文寫作提供的大力支持）

責任編輯：霍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