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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應博采眾長，為我所用，緊密結合我國實際，以我為主，制定適合本國需要和發展階段的可持續發展報告規則。

　　● 本報記者昝秀麗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原理事，上海財大和清華大學教授張為國日前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自5月1日起實施的《上市公司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引》的發布是我國可持續發展領域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標志著我國ESG標準新時代到來。《指引》將大幅提升A股整體可持續發展信息披露質量。

　　張為國主張，我國應博采眾長，以我為主，制定兼顧本國實踐和國際通行規范的可持續發展報告規則。

　　張為國認為，上市公司應行勝于言，不斷提升對可持續發展的重視程度，扎實推動內部管理改善，把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落實在日常經營管理中，抓住機遇，避免風險，為高質量可持續信息披露奠定扎實基礎。

　　具有法定正當性和權威性

　　張為國坦言，此前，上市公司和各相關方面反映的問題主要集中在我國資本市場尚未建立一套系統完備的規則體系，公司可持續信息披露內容較為粗放，質量不高。《指引》的發布將恰到好處地解決上述問題和相關方面訴求。

　　“相比我國此前各種可持續發展信息披露要求，《指引》具有權威性、內容廣、要求高和循序漸進的特點。”張為國總結道。

　　“《指引》具有法定的正當性和權威性”，他表示，國務院近期印發的資本市場新“國九條”明確提出，要健全上市公司可持續信息披露制度，《指引》的出臺正是落實國務院決策部署的具體舉措。制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具體規范，并監督其有效實施是證券法賦予證券監管部門的權力和責任，非其他部門能替代。經過三十多年努力，證監會已建立起一整套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規范。考慮到信息披露范圍廣而復雜，也需要根據市場發展與時俱進，證監會已逐步將一些制定信息披露具體規范的權利和一線監管職責交由交易所等自律機構承擔。這與上市公司關聯交易、退市等方面規則制定和一線監管在過去二十多年的發展相類似。此次發布的《指引》就是證監會根據已有法律法規、部門規章等，指導三個交易所制定的，具有法定正當性和權威性，也更便于調動證監會管轄下各相關機構力量，形成可持續發展信息披露業務鏈的合力，并適時充實調整，有效監管。

　　“內容廣是指《指引》確定了豐富的諸議題披露要求。”張為國表示，《指引》細分了21個具體議題。議題選擇既體現國際共識，例如包括應對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等各種國際準則優先關注事項；又充分彰顯具有中國特色的優先關注事項，例如鄉村振興、創新驅動、逾期未支付中小企業款項等議題。

　　要求高是指《指引》提出了相比以往更為嚴格的披露框架。《指引》參考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ISSB）準則、歐洲可持續發展報告標準（ESRS），和制定歷史較長且國際上運用較廣的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準則，提出對于滿足財務重要性的議題，公司應圍繞治理、戰略、影響、風險和機遇管理、指標與目標等核心內容對擬披露的議題進行分析和披露，不僅讓報告使用者獲得更為全面完整的信息，也有助于與國際接軌。

　　“循序漸進是指《指引》考慮到中國上市公司現狀，設置了多種緩釋措施，上市公司ESG信披提升將經歷較長時期。”張為國認為，實事求是、循序漸進是《指引》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為此，作出了適當放寬部分披露要求、設置差異化披露要求等制度設計，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披露主體差異化。《指引》對頭部上市公司提出了較嚴格披露要求，強制披露公司數量僅占總體上市公司數量近10%，但它們的市值之和占我國證券市場總市值比例約50%，能夠充分發揮資本市場“關鍵少數”的作用，形成示范效應。二是議題和內容差異化。不同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影響、風險和機遇存在差異，《指引》對一些議題涉及的重點行業做出要求。如相較征求意見稿，《指引》在產品與服務議題中，特別納入了金融、醫療、電力、通訊、公用事業等與國計民生息息相關的行業，并鼓勵這些行業企業披露產品和服務的可獲得性。

　　因地制宜博采眾長

　　談及《指引》與其他國際規則相比有何特點，張為國表示，當前，ISSB和美國證監會（SEC）僅針對氣候變化議題提出披露要求，且均側重財務重要性，與《指引》在議題和重要性識別層面差異較大。

　　在應對氣候變化議題方面，與ISSB的重要要求差別在于，《指引》鼓勵有條件的上市公司可以披露范圍3溫室氣體排放，而ISSB的氣候相關披露準則（IFRS S2）則要求披露范圍3溫室氣體排放。《指引》鼓勵有條件的披露主體采用情景分析等方式進行氣候適應性評估；IFRS S2則要求主體使用氣候相關情景分析評估其氣候韌性，評估方法應與主體的情況相匹配。實際上，IFRS S2也規定企業可在一些情形下豁免披露。如考慮到企業可能面臨數據可得性、數據質量以及數據收集成本等方面的挑戰，IFRS S2作出了過渡豁免規定，即企業在首個年度報告期間，可以選擇不披露范圍3溫室氣體排放。

　　《指引》與SEC規則主要差異體現在各種范圍溫室氣體排放披露要求和鑒證兩個方面。《指引》要求相關報告主體披露范圍1和范圍2溫室氣體排放，鼓勵有條件的主體披露范圍3溫室氣體排放，并鼓勵有條件的報告主體聘請第三方機構對溫室氣體排放數據進行核查或鑒證；SEC規則僅要求相關報告主體在將范圍1和/或范圍2溫室氣體排放識別為具有重要性的前提下才需進行披露，也未鼓勵或強制要求披露范圍3溫室氣體排放，并分階段引入“有限保證”水平或“合理保證”水平的鑒證要求。

　　“ISSB去年頒發首批共兩個可持續披露準則，歐盟頒發了首批共十二個可持續報告準則。這標志著可持續披露確實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但這只是國際可持續披露準則協調的初級階段，還談不上趨同，因為ISSB、歐盟、GRI準則，以及美國SEC最近頒發的氣候相關披露準則在服務對象、導向、規范的結構、具體要求、詳盡程度、實施進度、豁免規定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差異。”張為國說。

　　張為國認為，《指引》的出臺難言與哪一準則趨同。在上述準則存在不同程度差異的情況下，僅向某一準則趨同是不恰當，或完全沒有必要的。相反，我國應博采眾長，為我所用，緊密結合我國實際，以我為主，制定適合本國需要和發展階段的可持續發展報告規則。“《指引》正是因地制宜、兼顧國際和本國經驗的典范。”張為國說。

　　行勝于言推動實踐

　　在張為國看來，《指引》將大幅提升A股整體可持續發展信息披露質量。“高質量的ESG信息披露將有效促進高質量ESG評級、評價機制發展，進而成為衡量上市公司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重要依據，有助于投資者和其他相關方面判斷和決策。”張為國說。

　　“對個股而言，披露可持續發展報告能否促進ESG評級、評價等提升，還取決于ESG報告質量，特別是上市公司對重要議題的把握。”他分析，一方面，上市公司應按照一定規范披露高質量ESG信息，否則評級、評價等機構會陷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困境；另一方面，評級、評價等機構應因時因勢，調整評級、評價指標所涉議題和權重，以反映投資者等利益相關方的最新關切，或納入最新可得的數據信息。

　　張為國提醒，上市公司要行勝于言，促進自身價值提升和可持續發展，并以此為基礎做好可持續發展報告工作，供投資者和其他利益相關方判斷和決策。為此，上市公司應不斷提升對可持續發展的重視程度，扎實改善內部管理，把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落實在日常經營管理中，為高質量可持續信息披露奠定扎實基礎。不能為講故事而講故事，荒廢主業。可持續發展是長期主義的體現，因此，不可盲目將可持續發展信息披露與短期股價掛鉤，非理性熱炒概念。

　　張為國認為，未來，隨著《指引》的實施，我國上市公司，可持續發展及報告的咨詢服務和認證、鑒證機構，評級和指數公司等數據集成商等將逐步歸納出最佳實踐，各交易所也會按計劃不斷細化和優化相關規則。在積累一定實踐經驗基礎上，根據需要，將一些基礎要求上升至證監會部門規章，甚至證券法，或者正在制定的上市公司監督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此外，中國證監會和各交易所還應根據需要，與境外監管機構及交易所共同協商兩地或多地上市公司可持續報告規則應否以及如何協調或趨同，以通過實踐，逐步摸索出兼顧各地實際和國際通行準則的可持續報告披露標準體系，便利跨境上市和資本流動，促進企業和社會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