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主辦的“第十八屆中國改革論壇”于2020年11月29日在北京舉行。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出席并演講。

　　王小魯提出兩個問題，如果解決不好，可能會制約未來中國經濟發展。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落實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形成充分競爭的、充滿活力的市場。另一個問題是如何推進結構再平衡，而要想取得結構再平衡，其背后有一系列的體制問題和政策問題。

　　王小魯認為，建立公平、充分競爭的市場，需要政策調整，要對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大中小企業一視同仁，公平對待、政策一致，同時要降低一些產業的進入門檻。他特別提到，在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也需要對內開放，讓更多的民營企業能夠更容易的進入某些產業領域，形成各種經濟成份長期共存、平等競爭、共同發展的格局。

　　他特別提及，這需要擺正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在競爭性領域，政府不能夠代替市場的作用，不能用自己的手來代替市場之手去配置資源。

　　第二，保持貨幣中性、降杠桿除泡沫。他強調，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只適用于個別情況下的短期政策，不能夠作為長期政策來使用。“我認為要設一個降杠桿的目標，要把杠桿率逐步的降下來。同時要配合土地制度的改革，控制房價總水平基本不再上升”。

　　第三，城鎮化以人為中心，加快落戶，擴大社會保障覆蓋。王小魯認為，有些地方重視“物”的城鎮化，忽視了“人”的城鎮化——很多地方政府大搞固定資產投資，大拆大建，大量征地賣地，但是忽略了人的問題——大部分人長期在城市工作，但是沒有被城鎮接受為城鎮市民，大部分人沒有納入城鎮的社會保障和城鎮的住房保障。

　　第四，改革財稅體制，轉變政府支出結構。王小魯認為，積極的財政政策的重點要從政府投資轉向保障民生，要降低政府投資、行政性管理支出占GDP的比重，擴大公共醫療、公共教育、社會保障和保障性住房的支出。“為此，需要改革轉移支付制度，需要制定公共教育、公共醫療衛生、保障房等等最低服務標準，有了這個最低服務標準，中央對地方的財政轉移支付就可以相應的和這些公共服務標準相掛鉤，哪些地區財政力量薄弱，經濟欠發達，達不到最低公共服務標準，就由中央通過轉移支付來滿足，這樣轉移支付就有的放矢，就能夠解決公共服務不足的問題”，他建議。

　　此外，王小魯建議增撥國有資本來補充社保基金，降低企業繳費負擔。“目前，企業社保繳費負擔偏重，疫情期間實行了大幅度減免企業社保繳費的政策，這個政策顯然是有效的，起了很好的作用，減輕了企業在疫情中的負擔，使他們能夠更快的恢復。但是疫情之后我認為不能恢復常態，需要降低企業繳費的負擔，這個問題需要進一步解決”。

　　第五，開放土地市場，穩定地價房價。王小魯表示，應改變土地供應由地方政府獨家壟斷的狀況，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要實現同等入市，同權同價。同時要允許農民閑置的宅基地進入市場，“這些閑置資源不應當浪費，應當允許進入市場，一方面使土地資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另一方面使農民得到應有的財產收入，對過高的土地收益可以增收土地增值稅，用于平衡收入分配”。

　　第六，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在其看來，在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改革應按照市場導向，效率優先，優勝劣汰的原則進行。政府對國有企業的管理方式要從行政性管理方式轉向資本的管理方式。“現在國有企業頭上的婆婆還很多，各個部門管各種各樣的事兒，管高管的任命，管工資，管撥款，管投資等等，這種行政性管理方式不改變的話，國有企業很難煥發活力”。

　　王小魯認為，應當重新設計政府和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混合所有制改革應該引進競爭原則，效率原則，不應該按照所有制還劃分主次，不能說誰是國有企業誰就是混改的中心，別人要圍著我轉，這種觀念應當改變。在天然壟斷和非競爭領域的國有企業，他們承擔了重要的職責，他們有存在的必要，但是需要引進社會監督機制來使他們能夠正常的符合社會利益最大化的原則進行活動”。

　　第七，調整收入分配，促進消費回升。王小魯提出，要提高居民收入和勞動報酬在GDP中的占比，縮小過大收入差距，實現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全覆蓋。

　　第八，實行市場優先的產業政策和科技政策，多鼓勵公平競爭少用特殊優惠，少用行政限制和價格干預，各級政府不得超越法律對企業進行干預。

　　第九，改革科研和教育體制，科研和教育體制要去壟斷去行政化，公辦民辦并舉，鼓勵多種形式辦科研辦教育，鼓勵產學研結合，放開企業辦職業教育，促進人力資本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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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