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專家解讀政府工作報告：實現碳中和或需百萬億，下步怎么走？

　　“碳達峰”、“碳中和”成了今年兩會的熱詞。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今年的重點工作包括扎實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各項工作。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

　　這兩個熱詞中的“碳”即指二氧化碳，“碳達峰”是指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歷史最高值，由增轉降的歷史拐點，“碳中和”是指排出的二氧化碳或溫室氣體被植樹造林、節能減排等形式抵消。

　　去年9月，這兩個詞正成為我國未來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表示，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碳達峰、碳中和的推進牽涉到產業結構優化、能源結構轉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立等多個領域，所需投資規模巨大。據清華大學發布的《中國長期低碳發展戰略與轉型路徑研究》測算，中國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2020年至2050年能源系統則需新增投資約138萬億元，超過每年GDP的2.5%。

　　“如果要滿足這么大規模的綠色投資，90%左右要靠金融系統動員社會資本，財政的能力相對有限，這是中國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要面對的現實。”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馬駿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采訪時表示。

　　下一步，我國的低碳發展之路應如何謀劃？碳達峰、碳中和將如何改變經濟社會運行及人們的日常生活？目前離實現碳中和、碳達峰還有哪些差距？馬駿在專訪中一一解答。

　　“碳中和”的未來世界

　　澎湃新聞：2030年實現碳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對經濟社會和人們的日常生活來講，意味著什么？

　　馬駿：

　　意味著所有的高碳行業都要減碳了。高碳行業主要是能源、交通、建筑、工業這四大領域，這些領域在今后的幾十年都要減碳到“近零”，有一部分產業從技術上來講，做不到完全零碳，就需要用其它方式去固碳，比如種樹。這是對實體經濟的影響。

　　就人們的日常生活而言，出行乘坐的交通工具將以電動車和氫能汽車為主；住的房子應該是綠色建筑，最好是“零碳建筑”；消費的各種產品，如家用電器，也應該是節能低碳的；電器用的電也應該是“綠電”，包括光伏、風電等。

　　目前全世界已經有了幾個零碳園區，那就是中國碳中和之后的模板。零碳園區里，所有建筑、交通運輸設施、電力設施都能做到零碳。現在國內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零碳園區，只有部分地區的某些領域已經做到“近零”排放，比如張家口的氫能公交、深圳的電動公交及北京的個別零碳建筑等。

　　但是30多年后，零碳的生活和生產方式要普及到中國的所有地方、所有產業。

　　“碳中和”需百萬億資金

　　澎湃新聞：在“零排放”普及的過程中，要解決哪些問題？

　　馬駿：

　　一方面是技術問題。就目前的技術路徑來看，清潔能源方面，水電、風能、光能比較成熟，跟“非綠”能源相比，光伏發電和風能發電已經可以做到平價上網。但潛力巨大的氫能、海上風能等技術還沒有完全成熟和做到可大規模商業化的程度。

　　此外，許多清潔交通工具，如電動車、氫能車還比較貴，比高排放的燃油車的成本更高。綠色建筑也比普通建筑的成本更高，在北京“零碳建筑”的建筑成本平均每平方米比傳統建筑要多出一千多元。許多零碳技術已經有了，但主要是成本較高，因此經濟效益達不到私營部門的目標，所以未來還需要加大研發，把成本降下來。

　　就一些高碳行業來講，比如煤炭開采和煤電行業，如果沒有成熟的、具有經濟性的碳捕捉技術的話，這些行業以后可能要被完全淘汰。目前碳捕捉在技術上是可行的，其原理是將排放的二氧化碳捕捉后埋藏在地下，或捕捉后利用起來制造其它原料等。但到目前為止，碳捕捉的技術還不具備經濟性。在碳中和的背景下，高碳的能源行業如果無法實現這類技術革新，將會完全退出市場，被清潔能源替代。

　　另一方面則是資金問題。我牽頭的《重慶碳中和目標和綠色金融路線圖》課題研究顯示，如果重慶市（GDP規模占全國比重約1/40）要實現近零排放，未來30多年累計需要低碳投資（不包括與碳減排無關的環保類的綠色投資）8萬多億，這是一個較小的省級經濟體所需的資金規模。

　　就全國來看，目前只有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牽頭的《中國長期低碳發展戰略與轉型路徑研究》測算過一個數字，為了實現碳中和，2020年至2050年中國需新增綠色投資約138萬億元，超過每年GDP的2.5%。

　　所以，所需綠色投資規模在百萬億以上是比較確定的，到底是一百萬億還是幾百萬億，還需更多研究。

　　澎湃新聞：未來百萬億的資金投入如何實現？

　　馬駿：

　　以過去幾年綠色金融發展的經驗看，在綠色投資中，靠金融系統動員社會資本的比例占了90%左右，政府出資在10%左右，碳中和所需要的投資的來源構成應該也類似。這是中國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在發展中國家，政府財政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要滿足規模龐大的綠色投資需求，就要以社會資本為主。即便是在發達國家，社會資本仍要占據主要部分，一些發達國家公共財政在綠色投資中的比例在百分之二三十左右。

　　澎湃新聞：如何動員社會資本投資碳中和項目？

　　馬駿：

　　要讓它們能有合理回報。按照目前的《綠色產業指導目錄（2019年版）》（發改環資〔2019〕293號），總共有211類綠色項目，我認為其中大部分項目是有經濟效益的。比如，許多污水處理、固廢、清潔能源等項目是有合理的投資回報的，銀行和綠色債券市場也愿意給這些項目提供融資。

　　有些綠色低碳項目屬于半公益性的，如某些海綿城市、部分綠化和林業項目、礦山修復、土壤修復等，這些項目或者沒有收入，或者回報率達不到社會資本的預期。社會資本不會自動進入這些領域。對這些項目，政府可以用許多辦法來吸引社會資本參與，如：政府出部分資金，或者出些便宜甚至是免費的地，或者給與低成本且較長期限的資金，或者提供擔保，或者將盈利性和公益性項目捆綁，或者提供某種生態補償機制，以上辦法亦可多項并舉。

　　以“碳價”引導資源配置

　　澎湃新聞：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快建設全國用能權、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以下簡稱“碳市場”）。碳市場將發揮怎樣的作用？

　　馬駿：

　　碳市場至少應該在兩個領域中發揮作用。其一，就是在被碳市場覆蓋的“控排企業”之間有效分配減排活動。未來這些“控排企業”會涵蓋石化、化工、建材、鋼鐵、有色、造紙、電力、航空等行業的大型企業。通過給企業設定碳排放配額，來激勵這些企業減排，如果減不下來，就要出資買配額。這對于參與碳市場的控排企業來講，就有了約束和激勵。但是這些企業的數量并不太多，估計未來全國碳市場大概覆蓋8000家左右。

　　其二，發揮碳價對所有企業和消費者行為的引導作用。我認為這個作用更為重要，因為全國幾千萬個企業都會參與其中，都應該受到碳價信號的引導。如果碳價被認為是要上漲的，那么所有的高碳行業就會預見以后的高成本，從而自覺減少對高碳活動（生產、采購、運輸、消費）的投資和參與，轉向低碳的經濟活動。這就是碳價引導全社會資源配置的功能。

　　因此，必須要有一個有效的碳定價機制，這是碳市場最核心的功能。有效的碳定價要建立在足夠的流動性基礎上，要動員更多主體參與進來，尤其是金融主體要參與進來。而且不能光要有現貨市場，還要有期貨和其他衍生品市場。比如，期貨市場可以給出未來五年乃至十年的碳價軌跡，這個價格信號就會影響企業中長期的綠色投資偏好。

　　澎湃新聞：哪些行業應率先進入全國碳市場？

　　馬駿：

　　目前進入全國碳市場的只有電力行業，從單個行業來講，它的排碳量是最大的。今后，其他重化工業都要納入全國碳市場，鋼鐵、水泥、石化、有色等行業都應該進入。至于對這些行業的約束有多大，則取決于碳配額的設置水平，如果碳配額設置得過松，碳價就不會上升多少，對企業減碳的壓力或約束機制就比較有限。

　　世界銀行有個測算，認為中國如果要落實《巴黎協定》（編者注：《巴黎協定》的主要目標是將本世紀全球平均氣溫上升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并將全球氣溫上升控制在前工業化時期水平之上1.5攝氏度以內），10年內中國的碳價應該要漲10倍。這就要求在總量上嚴格控制碳配額，這樣碳價才能上去，才能對高碳行業有足夠的約束力。

　　參與碳市場的許多高碳企業，天然有惰性，會抵制把配額設置得較緊的政策。我們需要有一個自上而下的目標，比如按照實現碳中和的目標來倒算配額的總量，并在此基礎上給企業設置碳配額。

　　低碳轉型風險需提早防范

　　澎湃新聞：各行業在低碳經濟轉型過程中，存在哪些風險？

　　馬駿：

　　所有高碳行業都面臨轉型風險，尤其是煤炭、煤電、石油、鋼鐵、水泥、石化、鋁業等行業。理論上講，30多年后高碳企業就不存在了。如果企業能通過技術升級轉型為低碳、零碳企業，它就能存活下去，某些行業或企業如果無法獲得這種技術，那整個行業或企業就得退出市場。

　　如果這些企業退出市場了，那么金融機構給它們的貸款可能會變成壞賬，投資機構所持有的這些股權的價值也會降為零。一些國家已經要求銀行系統計算高碳行業在銀行資產中的比例，這就是所謂的“氣候風險敞口”，部分歐洲國家報出的數字是在10%到20%之間。

　　國內目前還沒有銀行披露“氣候風險敞口”?，F在的問題在于，我們對高碳行業或棕色資產還缺乏一個明確的、官方的定義。從防范金融風險的角度來看，對于棕色資產的界定是比較緊迫的問題，有了這個界定，銀行就可以開始計算和披露棕色資產，明確其風險敞口。

　　此外，未來識別和控制氣候風險，銀行和機構不光要計算和披露棕色資產，也要計算和披露其投資或貸款項目所產生的碳排放和碳足跡。碳足跡有許多計算辦法，其中之一是每1萬元貸款所支持的項目的排碳量。碳中和就是要把碳足跡變為零。所以碳核算，包括碳足跡的計算是一個基礎性的工作。有了碳足跡這樣的數據之后，央行就可以使用合適的政策工具來支持減碳努力的銀行。

　　“碳中和路線圖”亟待出臺

　　澎湃新聞：為了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當下最緊迫的任務是？

　　馬駿：

　　各個省應該制定碳達峰、碳中和路線圖。有了規劃，才能明確要做哪些綠色能源、綠色交通、綠色建筑的項目，金融才能配套支持。在做碳達峰、碳中和路線圖的時候，必須注意，不可只考慮10年內碳達峰，而是應該同時考慮30多年內實現碳中和的路線。換句話說，不能制定出與碳中和相矛盾的碳達峰路線圖。

　　有些地方認為碳達峰就意味還有10年的機會可以增加碳排放，還可以新上不少高碳的項目。這種觀點是非常錯誤的。如果10年內上了許多高碳的項目，尤其是新的煤電項目，就會給此后30年的碳中和制造巨大的障礙，也會人為地導致這些高碳資產在此后30年內成為擱淺資產和銀行壞賬。因此，在未來10年，應該要盡量避免上比現在平均碳強度更高的項目。

　　澎湃新聞：據您了解，各地政府對于碳達峰、碳中和的認識水平及推動力度如何？

　　馬駿：

　　我覺得各地政府的認識在過去6個月里迅速提高。去年10月，我在一個副省級城市做講座，在座的多為當地政府官員及企業家，當時對碳中和有具體了解的人還很少。現在大部分人都知道了。一些省級政府還是比較關心高質量發展的，希望它們能在低碳、零碳發展方面做出表率。

　　澎湃新聞：路線圖制定中，您有哪些經驗值得推廣？

　　馬駿：

　　在《重慶碳中和目標和綠色金融路線圖》的研究中，我們總結出一個比較有意義的做法，就是要把綠色項目和金融緊密結合起來，中間需要有一個協調機制，一個橋梁。這個橋梁可以是項目庫的形式，需要由地方發改部門牽頭，各個主管實體經濟和金融的部門積極參與。項目庫既是信息平臺，同時也有一定的激勵機制，形成一個綠色項目找到低成本資金、資金和政府激勵機制找到綠色項目的對接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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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