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誰在浪費糧食：是廠家、商家、消費者，還是后現代經濟的消費主義文化？

　　文 | 馮皓辰 （中國人民大學碩士研究生）

　　社會學家巴塔耶說，現代世界既苦于匱乏與不足，又困于無度的揮霍與無休止的消耗。N-1就餐、杜絕浪費vs促進消費、活躍經濟，其實也成為今日中國社會的兩難。本文將從經濟分配和文化策略兩個維度剖析，為身處現代和后現代的國人提供一個思路和方案。

　　7月13日，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國際農業發展基金、世界糧食計劃署等5個組織聯合發布的《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年報顯示，自2014年起，世界范圍的饑餓人數從原本逐年穩步下降的趨勢又重新轉為緩緩上升，截至2019年末，全球有近6.9億人面臨饑餓問題，約占世界人口的8.9%。此外，由于新冠疫情所引發的經濟衰退，加之自然災害所導致的糧食減產，報告預測到，到2020年底，世界饑餓人數將大幅增加，全球或將面臨至少50年來最嚴重的糧食危機。

　　在疫情影響與自然災害之余，久而難治的全球性糧食浪費現象亦成為導致糧食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發現，在全球每年制造的食物總量中，約有三分之一遭到各種形式的浪費，其數量高達13億噸。據相關統計數據顯示，在歐洲社會，平均每人每年大約會浪費123千克食物，而其中80%屬于仍可以食用的食物。而在美國，每年則會有價值高達1650億美元的食物被直接丟入垃圾桶。

　　浪費在食物的生產、儲存、流通與消費等環節均有發生：在食物的生產端，作物的收獲成為食物浪費的關鍵性環節，平均31.4%的谷物損失發生于此；在零售環節，食物主要以庫存積壓與食物過期的方式被浪費掉；消費端的食物浪費更貼近大眾對于浪費概念的直觀理解，而其情形也更為復雜：據估計，約有35%的食物浪費發生在食物的消費端，其中既包括餐廳與家庭內的食物浪費，同時，伴隨著外賣行業的逐漸興起，外賣食物的浪費亦成為食物浪費的主要環節之一。

　　“保質期”如何促進重復消費與浪費 

　　在社會學意義上，商品的浪費之于市場秩序的持續運作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從宏觀社會結構的角度來看，作為一種調節機制，浪費，無論是通過銷毀滯銷商品所造成的，還是對于過度消費與重復消費的刺激所造成的，均成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與市場秩序用以調解其所具有的生產過剩的內部矛盾、以規避其所可能帶來的嚴重的經濟危機的手段，從而獲得來自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結構性支持。換言之，浪費現象本身即根源自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病。

　　而行動層面上的浪費，則由商家對于產品銷售策略的制定，與消費者的日常消費習慣所共同造成：諸如沃爾瑪等大型連鎖零售超市往往會對水果蔬菜等生鮮食品的形狀與顏色制定統一的標準以便更順暢地進行售賣，從而導致大量形狀不符合收購要求的食品在農場中即遭到銷毀。包括7-11等在內的大型連鎖便利店則明文規定上架時間超過48小時的生鮮食物一律禁止再向顧客發售。

　　類似的，諸多食品生產商與加工商對于食品保質期的界定大多指代食物的“最佳食用期”，而非字面意義上的“食物可食用期”。換言之，部分因超過保質期而遭到處理的食品實際上仍然處于可食用的期限內。這種做法一方面是出于利潤的考量：“最佳食用期”的標注可以減少顧客對于消費品的保存與使用時長，刺激重復消費，從而使商家獲得更多利潤；另一方面，它也可以使商家規避生產過剩，即商品的生產量與銷售量之間的失衡所導致的諸多潛在性風險；同時，出于對食品安全的考慮，商家會有意縮短食品的保質期限以規避其可能帶來的一系列顧客糾紛。

　　除此之外，大型食品零售商所制定的以“便利、快速與廉價”為特色的銷售策略，與優惠活動等營銷手段往往刺激著消費者進行過度而重復的消費，從而造成食物在消費端的浪費：在美國社會，由于家庭食品的出售價格相較于其國民人均收入而言十分低廉，使得普通民眾對于食品的過度購買日趨常態化。

　　中產生活方式反倒帶來更多浪費

　　消費主義文化同樣構成了食品在銷售與消費環節產生浪費的文化性因素：商家通過標記食品的最佳食用期等方式以標榜其事物品質，往往能夠抬高其所出售商品的“符號價值”。

　　法國后現代主義社會學家鮑德里亞即在其經典著作《消費社會》中撰寫道，在后工業資本主義時期，消費主義風潮的興起往往依賴于：一方面，文化與心理要素成為資本市場借以兜售其商品的絕佳手段；另一方面，消費者對于商品中所蘊含的符號與象征意義的考量將逐漸取代對于商品本身實際使用價值的考量。換言之，商家往往需要借助一定的文化性力量打開其產品的銷路，而人們購買一件商品的動機亦往往并非基于該商品自身的、實際的、使用的意義，而是更多考慮其連帶的象征性內涵：或象征著消費者對于某一群體的身份認同，或象征著消費者力求界定自身優渥階層屬性的心理需要，或象征著某種更為顯貴的生活方式將通過消費得到踐行。

　　反觀食品消費市場，最佳食用期的界定賦予所售賣食品更新鮮、更健康、品質更佳的潛在意涵，往往迎合了中產階級消費者對于健康、精致與富有格調的生活方式的追捧，由此形成了流行于中產階級之間的食品消費文化：不同于藍領工人通過攝取份量大、高熱量的食物以獲取足夠能量從而投身于高負荷的體力勞動當中，作為有閑階級的中產階級往往更注重飲食所帶來的感官體驗、心理愉悅，及其所蘊含的精致生活方式的象征性意義。而節制飲食與營養平衡等所謂健康飲食文化的炮制既迎合了中產階級對于健康的追求，同時又是其體現自身良好自我約束力這一社會品質的絕佳方式。因此，相比體力勞動者，白領工作者與中產階級更加注重食物的品質及其除滿足人體基本能量供應之外的連帶性意涵。

　　然而，這種看似同食物浪費截然背反的精致飲食觀念本身反倒助長了更進一步的浪費：無論是日本餐飲行業基于所謂的“匠人精神”，對于食物“最佳賞味期”錙銖必較的極致追求，還是近年來備受爭議的，將核心顧客定位于白領人士與中產階級群體的盒馬鮮生在營業時間結束當日便處理掉剩余食品的做法，商家基于迎合消費者對于食物品質及其所連帶的諸多象征性內涵的追求，所制定的一系列銷售策略，總是以食物的浪費作為盈利的代價。

　　而近日被批評為鼓吹暴飲暴食，助長食物浪費的吃播行業，其興起則同樣與此種節制飲食的中產式健康飲食觀念相關聯：當中產階級內所流行的精致飲食的生活方式被日益推廣于普羅大眾，并且逐漸建構著人們對于飲食健康的理解時，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慢慢奉行著節制飲食的健康準則并對自身的飲食習慣加以規訓，而五花八門的吃播節目則成為了人們壓抑生理飲食欲望之后的備擇：只需緊盯屏幕，觀者便可在諸多視頻網站與直播平臺所鋪就的駁雜景觀之中來獲得替代性的滿足感。

　　基于以上背景，加之我國政府的相關倡議，近日，各地餐飲協會紛紛開始嘗試推行“N-1”或“N-2”的點餐模式，以求杜絕餐飲行業中的糧食浪費現象。然而，此種點餐模式一經倡議便受到了部分網民“過于形式主義”的批評與質疑。盡管“N-1”的點餐模式的倡議的確是基于對糧食問題的反思與警惕而生的積極行動，但它的局限性并不僅僅在于該模式在實踐的層面上充滿了形式主義的色彩，還在于此種個體化的辦法并無力解決作為現代社會的一種結構性癥結的浪費現象。

　　換言之，浪費之所以成為一種現代性積弊，既源自資本主義市場不受限制的逐利行動，及其力圖規避生產過剩所引發的諸種風險的自保需要，又影響自社會階層的分化所導致的部分階層通過食品當中的象征性消費來界定自身階層屬性的后現代式新情形，同時亦和日益兩極分化的不平等的世界體系相關聯。種種矛盾均難以憑借點餐方式的簡單改變而達到改善。

　　正如左翼社會學家巴塔耶在其著作《被詛咒的部分》所言及的一般，現代世界不僅僅苦于匱乏與不滿足，發達工業社會荒誕的瘋狂之處還根源自無度的揮霍與無休止的消耗。而此種揮霍與消耗，則指向巴塔耶所稱的諸種“被詛咒的部分”，終究會成為某種導致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破壞殆盡的元兇。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是“N-1”點餐模式的推廣，還是對于吃播行業亂象的批判，都是我們對于糧食問題進行反思并嘗試加以改善的起始，而非終點，從制度性層面解決糧食問題，并喚起人們對于這一事宜的危機意識，依然道阻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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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薛永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