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個承認GDP注水的省份會是誰? | 小巴侃經濟
所有較真的財經觀察者,大概都曾被中國的經濟數據困擾過。
文/巴九靈(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每年這個時候,都是國家統計局存在感最強的日子,也是他們最鬧心的日子。
不信你看:
中國的統計數據、統計核算制度并不因為有一些地方、一些企業、一些單位的數據真實性存在一定問題而受影響。
——國統局局長寧吉喆,2018/1/18
中國GDP核算有扎實的、準確的基礎數據,有制度、體制和機制保障,中間不存在有人干預或者修改數據的可能。
——國統局前局長王保安,2016/1/19
近兩年已經陸續查處了若干起在統計上弄虛作假的案例。希望各個地區,都按照中央的要求科學評價發展成果,不單以GDP論英雄。
——國統局前局長馬建堂,2014/1/20
每年年初舉行的上一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原本是“見證奇跡的時刻”,為什么歷任局長總要提這些掃興的事?
因為中外媒體偏偏抓著同一個問題不放——這些數據真不真?
局長們的內心也是無法可說的,每年都有那么幾個地方不爭氣,曝出統計失真等問題,授人以柄。
今年是內蒙與天津。
而且根據多家媒體和券商研報的預測,兩地只是一個開始。
1
這么巧,你也被經濟數據玩過?
如果你是一個有點較真的財經觀察者,無論是高校經濟學專業的學生,還是中國經濟50人論壇里的大佬,那你大概率曾因中國的經濟數據而困擾。
或是數據可疑,或是數據缺失,或是統計口徑和國際接不上,總之讓人想捶墻。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每年都有媒體問局長:為什么中國各省區域生產總值加和,不等于全國GDP總量?
2017年各省數據未出;2016年各省加和是78萬億,全國GDP是74萬億,(都未計入港澳臺)差出一個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
對此,局長的解釋是,中國的統計制度是分級核算,工業聯網直報,農業抽樣調查,服務業采用電商等數據,所以全國數據不是各地加出來的,一地造假也不會影響總量的真實。
可是不僅各省加和大于全國,一省之內,各市加和也大于全省。
印象最深的就是遼寧。
2017年6月,小巴曾做過一期沈陽與大連的城市對比,當時要查經濟數據,發現兩地尚未發布2016年統計公報。
國家級公報2月發布,省級公報3月發布,省內外其他城市,再怎么拖沓,4—5月也發布了各自數據。然而,沈陽和大連并沒有。
當年年初,遼寧省長陳求發首次對外確認,遼寧所轄市縣,在2011年—2014年存在財政數據造假,“我們頂著面子上難看的壓力,認真地擠壓水分,2015年夯實了財政收據,2016年以來努力夯實其他經濟數據。”
擠水分嘛,總是不易,沈陽和大連又在全國的聚光燈下,難以自處,其實很好理解。
可是分析還要繼續,于是我翻出兩地的市人大會報告,幸好上面提到了預計地區生產總值,沈陽是6712億,大連是8150億。
新的問題隨之而來,這兩個數據加上其他城市的產值,比遼寧省經濟總量高出2700億……
無可奈何的小巴,決定仍然采信這兩個數據(也別無選擇),同時在備注中說明情況。
成文之后,發布之前,隨手翻查,意外發現,遼寧統計局官網的局長信箱里,靜靜地躺著一份回復,回答一位高校學生,2016年遼寧各市GDP初步核算數據。
那個無人問津的角落里寫著,沈陽5460億,大連6730億,恰好抹平了和全省總量的差距,而這一數據不見于任何公開報告。
那一刻,我覺得數據在玩我,遼寧在玩我。
此刻,再次查詢發現,沈陽直到9月、大連直到11月才發布統計公報,數據恰如局長信箱。
我仍然覺得他們在玩我。
2
自曝注水,下一個是誰?
2017年,遼寧自曝;同年,中央巡視組查出,吉林和內蒙古經濟數據造假。
2018年,截至目前,內蒙古和天津自曝。
內蒙古核減2016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2900億,占全部工業增加值的40%。天津濱海新區核減2016年地區生產總值,從10002億至6654億,幅度約為33%。
網友調侃,濱海新區變成了“賓每新區”。
在此之前,濱海新區簡直是全國(數據)明星,2016年率先實現萬億產值,經濟總量占據天津過半,直接把天津拉升到中國大陸人均GDP最高的省級行政區。
然而,早在去年討論時,就有很多天津讀者表示,經濟數據和日常感知相去甚遠。注冊地在天津的三家獨角獸企業,實際都是北京企業的關聯公司;而天津的某些國企,也有左手倒右手做大營收的嫌疑。
此刻問題曝光,只想說誠不我欺。
那為什么地方政府撲通撲通都跳出來了呢?
一是,十九大報告強調,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不再唯GDP論,這是中央給地方發了一張“我全都清楚,你坦白沒事”的保命牌。
二是,地方領導集中換屆,新任官員沒必要為前任吹下的牛皮負責,還不如一擠到底,為今后的實際經濟增長讓出空間。
三是,營改增之后,原歸地方的營業稅變成了中央和地方分成的增值稅,虛報產值意味著要自己貼錢上繳中央財稅,這個牛皮吹起來肉疼。
四是,去年6月中央深改組通過了《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改革方案》,以后各省經濟核算不再由省級統計局負責,而是國家和地方共同完成。等到國家統計局親自查出問題,性質可就變了哦。
四層激勵之下,各地相繼自曝注水。這也是為什么,很多人拭目以待,誰是下一個,乃至下下個。
3
統計,國之重器
唐初的人口冊是極完密的。戶口冊叫籍,同樣須造三份,一本存縣,一本送州,一本呈戶部。政府的租調,全都以戶籍為根據。賬則是壯丁冊,在今年即預定明年課役的數目,這是庸的根據。唐制每歲一造賬,三歲一造籍。
這樣大的一個國家,普遍經常地調查登記改動校對,絲毫不能有疏忽與模糊。
唐代很快便走上了太平治安富足強盛的光明時代,那時人不免感到小小漏洞是無關大體的。……然而這些便是此后租庸調制(唐代稅賦制度)失敗的最大原因。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回顧中國歷史,中央對地方的管束力衰弱,往往始于統計制度的失效。誰掌握了更多信息,誰就掌握了博弈的主導權,因此統計乃國之重器。
這個道理,如今的中央政府不可能不懂。
所以,你看,上面的每一項舉措,都透著一股恩威并濟的勸誡意味:我都放下GDP了,你怎么還抱著?你給我真實,我給你真實的力量。
圍觀中央與地方的博弈,圍觀他們對于信息不對稱的拉鋸,大概是中國的財經觀察者在困擾之外,難得的樂趣吧。
本篇作者 | 木有藥師 | 當值編輯 | 李夢清
責任編輯:李彥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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