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景建國 祝宇航
[ 美聯儲不斷加息和美國經濟復蘇情況良好，導致全球范圍內的美元升值、其他部分貨幣貶值的態勢，如日元對美元匯率自今年年初以來已累計貶值超過10%。 ]
受國際和國內雙重因素的影響，客觀上我國目前已進入了低通脹、低增長和低利率的“三低時期”。近期，人民幣匯率持續走低，根據萬得金融的數據，美元對在岸人民幣（CNY）匯率今年前兩個季度累計下跌36個基點，最低已跌破7.2730，美元對離岸人民幣（CNH）匯率更是一度跌至7.2855。
因此，國際社會及我國不少專家、學者和民眾都對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產生了擔憂，社會上甚至出現了一些對人民幣匯率問題過度解讀的不正確觀點。實際上，人民幣匯率的合理波動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是常態。
人民幣匯率持續貶值的原因
近期，人民幣匯率一直處于貶值趨勢，主要原因如下：一是美聯儲不斷加息和美國經濟復蘇情況良好，導致全球范圍內的美元升值、其他部分貨幣貶值的態勢，如日元對美元匯率自今年年初以來已累計貶值超過10%。美聯儲自去年以來已持續加息500個基點，而人民幣利率自2021年12月20日以來已累計降息5次，1年期LPR累計下降30基點，5年期LPR累計下降35基點。其間，美元利率水平已大幅超過人民幣利率，使得市場主體的人民幣持幣需求減弱，美元持幣需求增強，從而導致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下跌。二是我國出臺的一攬子經濟刺激政策的效果還在逐步釋放，且由于尚未出臺具市場轟動效應的強刺激政策，市場對我國經濟基本面的復蘇還處于觀望階段。三是每年6月都是我國外商投資企業的分紅期，大量外商投資企業短時間內集中購匯，形成“購匯→貶值”的市場反應，一定程度上也加劇了人民幣匯率的走貶態勢。四是部分媒體對市場情緒的負面渲染。
近期，在一些自媒體上出現了一些聲音，一是認為相關國家利用與我國簽署貨幣互換協議，使用大額的離岸人民幣在我國進行自由兌換貨幣的購匯，影響了我國人民幣匯率走勢；二是認為現階段人民幣匯率的大幅貶值，是我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超越了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而導致的。這些觀點加重了市場的負面情緒，加深了人民幣貶值預期。
人民幣真正國際化的重要標志
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人民幣獲得國際市場的廣泛認可和接受，最終成為國際計價、支付結算和儲備貨幣的過程。我們認為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是一種常態，人民幣匯率波動是我國人民幣真正國際化的重要標志。我國人民幣匯率的波動與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是緊密關聯的，是指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而我國人民幣匯率的最終形成還由市場供求、政府管理和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等多方面因素決定。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與國際社會的進一步接軌，人民幣被更多的國家、機構和主體使用，都將引起人民幣匯率的變化與調整。因此，我們必須完整正確地認識到人民幣匯率波動與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之間的關系，對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形成足夠的容忍度，政府部門也應做好對市場預期的管理。
進一步注重建設國家信用體系
我國要采取各種措施來保證人民幣國際化的有序推進，首先要打造人民幣國際化的國家信用體系這一基礎性條件。因為只有在國際社會充分信任我國國家信用的前提下，持有離岸人民幣的機構和企業才能放心、大膽地參與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而人民幣國際化的國家信用體系建設，就必須打造既有中國式現代化特征，又與國際接軌的法律體系和市場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在此我們強烈建議設立專門支持人民幣國際化的國家信用保險機制。
人民幣國際化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要持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既要在與人民幣國際化強關聯的宏觀政策、市場機制、金融及市場中介機構、國內外金融機構和各國政府間的國際合作等方面不斷發力并取得實效，也要形成讓境內外機構和企業能真正放心使用人民幣開展貿易、投資等經濟活動的客觀環境。
積極引導市場主體使用離岸人民幣
目前離岸人民幣市場的存量貨幣已達到1萬億元，如何讓境外機構和企業持有的離岸人民幣能夠獲得更便利可靠的投資渠道，這是我們必須考慮和做好的基礎性工作。目前境外機構和企業持有的離岸人民幣大致有五種使用途徑：一是在條件允許的前提下將離岸人民幣與該國貨幣或他國貨幣進行貨幣兌換；二是用離岸人民幣購買第三方國家的商品和服務；三是償付該國對第三方國家或國際組織等的債務；四是將離岸人民幣投資到中國境內，五是將離岸人民幣用于購買中國的技術、物品和服務。
我們認為，境外機構和企業持有離岸人民幣的前提條件是我國具有強大的綜合國力和我國經濟雙循環的強大效果。而在使用過程中，離岸人民幣的上述五種使用途徑還存在不足，還不能真正解決境外機構和企業持有離岸人民幣后的實際使用、增值保值及資金回流的問題。
因此，我們不僅需要提升我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更要從安全、便利和盈利等角度努力解決離岸人民幣使用途徑不夠通暢的問題。一是要讓更多持有離岸人民幣的國家購買更多的我國的技術、服務和商品，這也是保證我國經濟發展“三駕馬車”中外貿出口形勢持續向好的客觀需要。二是完善我國外商投資的相關政策，要從政策上積極鼓勵與我國簽署貨幣互換協議國家的機構和企業更好地投資我國的股票、期貨、債券和負面清單以外的企業。三是建議對使用離岸人民幣投資國內企業或資產的境外主體，應逐步簡化、取消資金跨境的審批要求（如QFII和QFLP等），改為只要符合相應前置性條件即可進行跨境投資的便捷做法。四是要大幅簡化與此相關的離岸人民幣進入和退出我國關境的相關手續。
應盡快豐富我國人民幣匯率衍生產品
人民幣匯率衍生品是指與人民幣匯率相關的雙邊合約或支付交換協議，包括期貨合約、交換協議、遠期合約等，而人民幣匯率衍生產品的作用就是為持有人民幣的機構和企業提供匯率波動等風險的對沖產品，以鎖定匯率風險，降低持有貨幣的機會成本。我國現有的人民幣匯率衍生產品主要包括遠期結售匯、交叉貨幣與利率的互換、人民幣與外幣的掉期、人民幣期權等，產品結構仍較為單一。
豐富我國人民幣匯率衍生產品不僅是維護我國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的需要，也是我國防范其他國際貨幣波動對人民幣匯率造成過大影響的重要手段，更是防范人民幣匯率波動風險向全球各國傳導的防火墻。隨著我國人民幣國際化的不斷深入，我國應確保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而人民幣匯率衍生產品因其特殊的市場價值、風險化解能力以及杠桿效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人民幣匯率穩定器的重要作用。人民幣匯率的衍生產品是我國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獲得全球話語權的重要配套產品，因此我國應鼓勵金融機構開發出更豐富的人民幣匯率衍生產品，從而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有序引導企業開展人民幣購匯業務
我國的人民幣國際化還有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我國央行已經在29個國家和地區授權了31家人民幣清算行，與40個國家和地區的央行或貨幣當局簽署了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協議總額超過4萬億元。一般而言，我國與相關國家簽署的貨幣互換協議主要包括以下內容：時間、匯率、數量、貨幣種類。我國與其他國家簽署的貨幣互換協議明確了一方將本國貨幣賣給對方后承諾在未來固定日期換回該本國貨幣這一貨幣互換行為，協議并不涉及雙方之間的貨幣借貸行為，也沒有其他國家用其持有的人民幣向我國購買第三方貨幣的內容。也就是說，我國與其他國家簽署的貨幣互換協議即便得到執行，也不會影響我國正常的外匯儲備以及第三方外幣兌換人民幣的匯率。
目前，境外機構和企業辦理人民幣購買美元等自由兌換貨幣的渠道有兩種，一種是通過境外金融機構來辦理，另一種是通過我國的境內金融機構來辦理。但據了解，目前境外機構和企業通過境外金融機構來辦理人民幣購匯業務的情況較少發生。例如，阿根廷政府在6月30日使用特別提款權和人民幣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償付27億美元到期外債，其中約17億美元使用特別提款權支付、其余部分使用阿根廷政府持有的人民幣支付。實際上就是IMF同意阿根廷政府用人民幣直接償付美元外債，而不是用離岸人民幣購買美元后再做償付，因而該筆交易并不會影響到我國的外匯儲備和當天的人民幣匯率。
為了人民幣國際化的需要，更為了保證我國的整體國家安全，建議各中資境外金融機構應在做好資金平盤的前提下才能辦理離岸人民幣的購匯業務，對于沒有做好事前資金平盤的，各中資境外金融機構應主動做到在自我核定額度內的人民幣購匯業務。
（景建國系上海首席經濟學家金融發展中心離岸金融研究所所長、雄安新區離岸金融創新實驗室主任，祝宇航系交通銀行國際部/離岸中心高級客戶經理。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責任編輯：周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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