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秦朔 

　　穩經濟，一定要穩人心

　　上周寫《經濟不能停》，最后一句是：“中國經濟不能停，人心在，就不會停。”

　　有企業家在我的朋友圈跟了一句：“前提是人心還在。”

　　人心在不在？如何穩？想了很久。

　　如果說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最具能動性的因素，人心就是最重要的經濟資源，不管做什么，最怕熄滅的就是心氣。

　　要穩經濟，一定要穩人心。

　　我在一線調研經濟脈動已30多年，無論民企、外企、國企還是區域經濟，都做過大量采訪跟蹤，親眼目睹了太多從白手起家到世界之巔的案例，由此建立起對中國發展的信心。

　　中國的成就和活力，根源是什么？大家都很熟悉“最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對我來說，這不是一句話，而是活生生的奮斗圖景，閉上眼就能想到無數，張開嘴就能一直講下去。

　　接著問，為什么能充分調動人心？

　　因為通過改革開放和法治建設，使人民群眾比過去享有了更加廣泛的權利，包括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權利；因為通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不斷做大蛋糕，進而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

　　馬克思曾說：“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們要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

　　今年下半年將召開二十大，人們期待二十大帶給人民更穩定的預期，讓人民的權利保障和全面發展更進一步。

　　中國經濟現在有些陰雨連綿，但把“穩經濟就要穩人心，穩人心就要更好地保障人民權益，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的基本邏輯梳理清楚，并通過政策信號和制度建設清晰地傳遞出來，人心就會慢慢穩住，經濟就能重回合理區間。

　　穩人心，需要更好的統籌能力

　　當下經濟為何不穩？有近憂，有遠慮。

　　近憂就是奧密克戎疫情所擾。最近和企業交流時，有企業說：“我們也經歷過汶川地震，很慘痛，但就是一下子，損失很大，但是是確定的。而奧密克戎像鈍刀子割肉，沒完沒了，很難受。”

　　有企業說：“我擔心的不是現在難，是將來更難。天天看著上海的藍天白云已經兩個多月，什么都做不了。如果以后每年都這樣，我最好現在就拿出幾千萬，把多年跟隨企業的老骨干和員工處置好，然后就休息了。”

　　有被列入復工復產白名單的說：“我們可以申請電子通行證，但企業不是自己想轉就轉得動的，比如設備就要供應商的工程師到現場提供技術支持。他們不復工，我們也難動。”

　　有做律師的說：“前一段來咨詢的企業主要是問訂單違約怎么辦，現在最多的是問裁員糾紛怎么處理。企業也不想裁員，確實是撐不下去了。”

　　為了生存，有的企業寧可讓員工先到外地被隔離14天，等行動自由后再出差，到各地見客戶。但各地政策的隨機變化，也讓他們戰戰兢兢。

　　《上海證券報》對長三角區域上市公司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截至5月7日收到的667家上市公司有效問卷顯示，約92%的企業表示疫情對公司產生影響，37%的表示已產生很大影響，上海的上市公司有約49%反饋其復工復產率不足30%。企業反映最大的問題是：疫情致使物流受阻，供應鏈斷裂。

　　在這些現實問題面前，人們的擔心也像傳染病一樣蔓延，影響未來預期。

　　其實，很多企業都意識到，疫情防控將常態化，“非藥物干預”也會常態化，如保持社交距離、戴口罩、核酸檢測、保持一定比例的居家辦公，對此是有思想準備的。比較郁悶的是，人流物流的凍結會不會變成常態？大面積長時間降低流動性會不會變成“常規武器”？這對企業的戰略和運營意味著什么？頗為迷惑，頗費思量。

　　也有企業家說，“動態清零”的指標很清楚、很硬，甚至有些地方連著十幾天無確診病例也要全員靜態管理，或者動不動就大范圍高頻次搞核酸檢測；但另外一些要求，如“科學精準”“用最小的代價實現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各個地方并沒有定量化，因此很難真正做好統籌。

　　能不能把這些要求也定量化，變成硬指標？比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能利用率、中小企業收入降幅、經營性現金流水平、靈活就業者收入與正常水平之比，等等。一旦越過指標底線，政府有義務采取措施，如給予補貼、減免、保障等。

　　還有企業說，生命至上作為一個哲學命題和作為一個操作命題，含義是不一樣的。在哲學上，生命至上百分百正確。但現實中，每個群體的“生命至上”訴求如何統籌協調，需要精細化、科學化地加以平衡。企業法人也有“生命”問題，企業停了，員工就沒收入了，也會影響身心和家庭。

　　今天和未來如何更好地統籌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很多企業心里仍在打鼓。

　　穩人心，需要政策的穩定性一致性

　　近憂之外，還有遠慮。歸結到一點，就是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條路轉向，怕“兩個毫不動搖”出現搖擺，怕政策不穩定。

　　所謂“兩個毫不動搖”，就是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有民營企業家說，以后能不能把“兩個毫不動搖”改成“一個”，就是毫不動搖地保護一切企業的產權，毫不動搖地支持一切企業的發展，只要他們是遵紀守法地經營。這樣就一視同仁了。

　　客觀地說，過去幾十年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很快。1980年個體工商戶不到1萬戶，1999年達到3200萬戶，2012年達到4100萬戶，2021年底登記在冊的已達1.03億戶，約占市場主體總量（1.54億戶）的2/3。民企也長出一批龍頭，在《財富》世界500強名單中已有一批非國有企業的身影，如華為、平安、騰訊、京東、阿里、碧桂園、聯想、吉利、美的、泰康、沙鋼、小米、海爾、格力、恒力、青山控股、魏橋、海亮、龍湖、萬洲國際等等。

　　但為什么企業的心還是不穩呢？

　　我在2020年寫過《像扶貧一樣安扶企業家的心》，當時提出了五個理由：企業家的作用很大；企業是脆弱的物種；企業家是一種高壓力職業；企業家是一種高危職業；企業家內心充滿糾結。

　　舉例來說，民營企業家最容易觸犯和最多觸犯的罪名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而國有企業家幾乎不涉及。這在客觀上與民企“融資難”有很大關系，也反映出在司法實踐中，這一罪名存在適用范圍不當擴大的問題。

　　在201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召開的民營企業家座談會上，有企業家指出，要樹立非公企業財產同樣不可侵犯的司法意識。查封、凍結和執行涉案財產時，應嚴格區分個人財產與法人財產、股東財產與公司財產、被告個人財產與家庭財產、涉案企業和人員的合法財產與非法財產；慎重處置民營企業的決定性生產經營財產，避免一個案子毀了一個企業。但現實中，不依法辦案，不依法保護企業家合法權益、隨意低價處置涉案人的企業財產的案例還有不少。

　　這次疫情中為什么很多人對入戶消殺特別敏感？有企業家說，他聯想到的是，好不容易建立起財產權保護的法律和意識，非常擔心將來被什么人用什么名目進到家里拿走財產。

　　回顧歷史，每一輪市場經濟主體的大發展，都是因為從政策到制度采取了積極性、肯定性、鼓勵性為主的方略。一旦變為以懷疑、整肅、管控為主，經濟很快就會出現滑坡。例如，1989-1991年被認為是民營經濟的徘徊期，那段時間整個經濟增長也相對遲緩。1988年中國私營企業有20萬家，1989年剩下大約9萬多家，1990年幾乎沒有增加，1991年恢復到10.7萬家。

　　新華社主辦的《中國記者》雜志1990年5月號刊登了《光彩的新概念》一文，文中說：“近來報紙和刊物上，有關個體戶的報道少了。原因呢？不少編輯感到‘拿不準’。至于社會上，則更有甚者。在有的人眼中，個體經濟已成了背時之物，最好是‘從重從快’懲罰打擊。有的人誤以為‘中央已經收了，取締是早晚的事。’新聞界在一段時間內的沉默，無形中增加了這種不安的情緒。前幾個月全國個體戶銳減360萬人，不能說和這種氛圍沒有關系。”

　　何謂“光彩”？源于1983年8月30日，胡耀邦等領導人在中南海接見300多名全國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先進代表時，鼓勵個體、私營老板們干光彩的事，做光彩的人。胡耀邦說，從事個體勞動同樣是光榮的，一切有益于國家和人民的勞動都是光彩豪邁的事業。凡是辛勤勞動，為人民做出了貢獻的勞動者，都是光彩的。好逸惡勞不光彩，違反勞動紀律不光彩。

　　在經濟遇到多重壓力和沖擊的當下，亟待進一步弘揚光彩精神、企業家精神。決不能一邊鼓勵建立信心，一邊又因為種種原因讓信心流失，那就會像漏水的水桶，怎么也難以裝滿。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十幾年前就指出，經濟好比汽車，剎車的主動權在政府，啟動的主動權在民間。中國經濟是剎車容易啟動難。比如有人聽到有親戚朋友下崗了，回來一定會和家人商量，可買可不買的東西不買。居民有后顧之憂，就不敢消費。企業有后顧之憂，就不敢投資。所以經濟能否啟動的關鍵是有沒有心氣，有沒有對未來的信心。

　　厲教授當年在山西呂梁臨縣磧口古鎮考察時寫過兩句題詞：世事恰如黃河水，緩流總比急流寬。意思是要像大禹治水一樣，用疏導與寬容的方法解決問題。當前的經濟也要注意這個道理，有時急于求成反而適得其反，還在人心中留下很長的陰影。

　　中財辦副主任韓文秀今年1月在《瞭望》撰文，各方面要積極推出有利于經濟穩定的政策，慎重出臺有收縮效應的政策。經濟社會發展是一個相互關聯的復雜系統。要防止出現合成謬誤，避免局部合理政策疊加起來造成負面效應。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成員王一鳴在今年全國兩會上說，“穩預期，就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發展是硬道理，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穩預期，就要把握好政策出臺的時度效，堅持先立后破，穩扎穩打，保持戰略定力和耐心，不把長期目標短期化，系統目標碎片化，不把持久戰打成突擊戰”。

　　正因為經濟活躍主要靠民間，所以經濟的大政方針一定要穩，社會輿論的主基調一定要穩，否則企業就會惴惴不安，甚至如驚弓之鳥，再喊它們飛也飛不起來。而環境穩定了，萬物蔥蘢，天高海闊，它們自會翱翔。

　　企業家立身正，自然行得穩

　　我長期研究商業文明，呼吁市場化、法治化和國際化的清水市場的建設，反對渾水摸魚的污水市場。在這篇文章最后一節，我也想強調，廣大企業家要走正道，正道光明。企業健康發展，個人健康成長，這兩個健康和當年“干光彩的事，做光彩的人”的要求一樣，是行穩致遠的關鍵。

　　大量優秀的中國企業，正是因為走健康可持續發展之路，對利益相關方負責之路，所以并不會因為外部環境的一些變化就惶惶然。這樣的例子也很多。

　　從財富生成模式看，大致有四種，即生產性創新、套利性交易、尋租性分配和毀滅性攫取。這些路徑都可以產生財富。我一直認為，應該把生產性創新作為主線，將套利性交易納入一定范疇加以合理運用和控制（因為套利在一定程度上有改善要素配置、優化市場定價的作用，也是獲得財產性收入的一種路徑），同時，必須盡可能壓縮尋租性分配（“權力攪合買賣”）的空間，堅決遏制毀滅性攫取（經濟學家鮑莫爾稱為“黑社會資本主義”）的泛起。

　　企業家立身正，自然行得穩，自己一定要守住底線。中國證監會主席易會滿所說的上市公司和大股東必須牢牢守住的“四條底線”是，一不披露虛假信息，二不從事內幕交易，三不操縱股票價格，四不損害上市公司利益。最近講ESG（環境、社會和治理）特別多，在我看來，在中國推行ESG最重要的就是G，是公司治理，尤其是針對實際控制人的治理。這方面的教訓太多了，這方面過去管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太緊而是太松。億萬股民的無謂損失，無數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都是沉重的代價！

　　守住底線是基本要求，在追求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企業行有余力，理當善盡社會責任。中國越來越重視分好“蛋糕”，因為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一直在高位，反映居民財產差距的基尼系數更高。社會對于公平和普惠的要求是一個大趨勢。一直主張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家張卓元最近說，“我哥哥是梅州市退休教師，91歲了，一年從政府領取的高齡補貼只有120元，一個月10元，而我85歲的妹妹（退休工人）每月從深圳市領取的高齡補貼則有500元，差距太大了。這說明，在如何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方面，需要探索和創新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還很多”。

　　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主義，殺富濟貧，但對于共同富裕的訴求，作為企業也應從自身做起，身體力行，做出努力和貢獻。

　　在加強法治化監管，推動市場健康發展的同時，政府也必須為企業創新留出足夠空間，審慎監管，善意監管。只要是真創新，哪怕失敗了也要包容。

　　以我幾十年和企業接觸的體會看，絕大多數企業的要求其實就是依法辦事，公開競爭，不是特惠。他們最厭惡也最傷其自尊的，是那種打著監管之名、實為尋租的特權與裙帶主義，是某些掌權者的錢包一癟就想著打企業的歪主意，企業還不能不從。很多人心里積郁的憤懣和不公感都是來自這里。

　　“信心是人們在心理上對做某件事情的信任程度。”在當下的困境中，我們應當從深層次認真思考如何喚回東風，穩定人心，激發民氣。我個人覺得，法治化的市場經濟制度建設應該在未來扮演更為根本的角色。我們的經濟管理，要從行政性色彩較濃、陣發性忽上忽下忽松忽緊的路徑依賴中真正走出來。

　　以人民為中心，以長治久安的國家發展目標、法治化的現代治理機制，凝聚人和鼓舞人，則我們就能跳過各種現實的和心理的溝壑，再創明天。相信二十大對此也會做出引領性、長期性的安排。

　　去年底我在基于深圳調研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一個偉大的經濟體不會只依靠一種紅利，而是多種紅利的接力。

　　中國的第一種紅利是人口紅利、成本紅利，支撐了加工工業的發展；第二種紅利是人才紅利，在產業中主要表現為工程師紅利；第三種紅利是目前已經開啟的設計師紅利、品牌紅利；第四種紅利是正在孕育中的科學家紅利、基礎研究紅利；第五種紅利是未來有可能創造出來的思想紅利、藝術紅利、人文紅利。如果這五種紅利能一棒一棒順利交接，百年復興的中國夢就有了強大的經濟基礎。

　　歷經幾十年積累和進化，中國經濟好不容易建立了這種基本面，這是從政府到社會到企業都應該倍加珍惜的。作為中國發展和時代紅利的一個普通見證者、記錄者，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這種進程被打斷。寫這篇文章，希望為凝聚人心略盡微薄之力。

　　經濟不能停，心氣不能丟，我們都有一份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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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