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垃圾分類的“上海樣本”

　　6月30日，上海，盒馬鮮生在就餐區為食客提供干垃圾和濕垃圾兩種垃圾桶。圖/視覺中國

　　上海靜安固體廢棄物流轉中心。 新京報記者 肖隆平 攝

　　“媽媽，濕紙巾是什么垃圾呀？”

　　“干垃圾呀！”

　　最近幾個月，楊莉（化名）與6歲的女兒之間經常發生類似的對話。楊莉家住上海市長寧區天山新苑，今年4月份起，小區開始執行上海最新的垃圾分類政策，居委會給每家每戶都分發了4個垃圾桶，“可回收物是藍桶、有害垃圾是紅桶、干垃圾是黑桶、濕垃圾是棕桶。”楊莉說。

　　在天山新苑，以前每兩三棟樓前就有一個垃圾桶，現在垃圾桶被撤掉，居民需要把垃圾統一送到投放點：西門、南門和垃圾處理中轉站。

　　楊莉女兒就讀的幼兒園，也請了專家來做培訓。女兒很快成了垃圾分類的小“迷妹”，吃飯時、散步時，總是纏著楊莉聊垃圾分類的話題。

　　天山新苑是上海推行垃圾分類新政的一個縮影。今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正式實施，它被稱為“史上最嚴垃圾分類措施”。在此前上海市政府下發的一份文件中，上海市稱要以生活垃圾“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為目標，形成政府推動、全民參與、市場運作、城鄉統籌、系統推進、循序漸進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體系。

　　上海迅速掀起垃圾分類風潮。在線下，遍布上海的8000個生活垃圾“兩網融合”服務點、170座中轉站開始建設，約5800個居（村）委中，垃圾分類宣傳普及活動開始進行。在線上，這一聲勢浩大的行動攪動了輿論場，有人贊同，亦有人質疑。然而，無論如何，正如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在2月份全市生活垃圾分類工作動員大會上的表態，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類，既是攻堅戰，也是持久戰。

　　“上海沒有理由不這樣做”

　　上海苦垃圾久矣。

　　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博士后李長軍曾在公號“知識分子”上撰文指出，隨著我國城市化的進程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大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逐年遞增，且由于近年來外賣、快遞等行業的快速發展，人均產生量還在快速增長中，垃圾問題形勢嚴峻。

　　具體到上海，據中國科學院大學上海高等研究院研究員史吉平團隊今年1月的調研結果，目前上海市生活垃圾日清運量在2.6萬噸至2.7萬噸左右。

　　因此，一直有“上海的垃圾，15天堆起一個金茂大廈”的說法。

　　數量如此龐大的垃圾，如果不做分類處理，會嚴重污染人類的生存環境。以幾乎家家戶戶都用的節能燈為例，一只普通節能燈約含有0.5毫克汞，如果滲入地下，可污染180噸水。汞還會以蒸氣的形式進入大氣，一旦空氣中的汞含量超標，會對人體造成危害。

　　不僅僅是節能燈，根據國家危險廢物名錄（新版）名單，家庭日常生活中產生的消毒劑及其包裝物、廢膠片及廢像紙、廢熒光燈管、廢溫度計、廢血壓計、廢鎳鎘電池和氧化汞電池等都是危險廢物。

　　然而，在采訪中，不少上海市民表示，此前對待家庭中的上述物品，均將其作為普通垃圾直接丟棄。據上海市生態環境局的數據，2017年上海市危廢產生量110.44萬噸，但綜合利用量僅有24.36萬噸，僅約五分之一。這無疑給環境帶來了巨大威脅。

　　不僅如此，垃圾不在源頭上作分類處理，會直接導致垃圾后端處理量居高不下，處理能力跟不上，甚至會出現“垃圾圍城”的情況。

　　此前，在垃圾的后端處理上，上海顯然有些力不從心，甚至出現過將部分生活垃圾跨省傾倒的情況。

　　2017年4月，中央環保督察組通報指出，上海市楊浦區綠容局與無運輸處置資質的個人口頭約定，由其承運處理生活垃圾，部分垃圾被跨省傾倒。嘉定區安亭鎮黃渡環衛所違規將生活垃圾及垃圾中轉站委托無資質的上海康家有害生物防制有限公司管理，并允許其違規將垃圾運至外省處置。

　　如果從源頭上進行分類，能極大緩解后端處理壓力。上海市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負責人曾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表決通過后表示，通過生活垃圾分類管理，可以減少約35%以上的垃圾處理量，從而減少生活垃圾焚燒、填埋過程中產生的空氣和水體污染，降低填埋場等垃圾處理設施對土地的占用。

　　能成為國內垃圾分類較早的“吃螃蟹的城市”，除了由于上述緊迫現狀外，也因上海具備了一定的基礎條件。

　　首先，上海是國內最早開展垃圾分類工作的幾座試點城市之一，2014年，上海出臺《促進生活垃圾分類減量辦法》，此次條例中“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干垃圾、濕垃圾”的“四分法”最早就是在2014年予以固化的。李長軍在上述文章中表示，2014年上海就已經有少部分小區在開展垃圾分類工作，有干、濕兩種垃圾收運車進行分類收運，并進行分類處置。

　　其次是經濟發展水平。2007年，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黃怡到德國斯圖加特訪學。剛到學校，接待人員給她發了一本非常詳細的垃圾分類手冊，“告訴你什么垃圾應該扔在什么顏色的垃圾袋里。”

　　黃怡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很多人說上海在學發達國家，但上海的經濟也達到了發達國家水平，（注：國際組織認定，人均GDP在2萬美元以上的是初等發達國家。2018年，上海人均GDP首次突破2萬美元）。因此，“上海沒有理由不這樣做，垃圾分類應該在超大城市先行。”

　　“撤桶并點”、定時投放

　　楊莉所在的天山新苑小區，4月份撤掉居民樓前的垃圾桶后，設置了3個統一的垃圾投放點，這在上海被稱為“撤桶并點”。與此同時，垃圾投放點限定了投放時間，僅在早上7點到9點、晚上6：30到8：30才允許居民投放垃圾，這被稱為“定時投放”。

　　和天山新苑一樣，上海不少小區都實施了撤桶并點、定時投放。虹口區香港麗園的業主徐新平告訴新京報記者，從6月1日起，物業把原本分布在各個樓層的垃圾桶全部撤掉，在小區設置了3個統一的垃圾投放點。同時規定，在早上7：00到8：30、晚上6：30到8：00可以投放垃圾。

　　這給一些居民帶來了不便。在香港麗園，一位葉女士表示，垃圾投放點距離自己家較遠，走過去要繞小區半圈，“權當夜跑”。還有居民調侃，下班后趕不及去投放垃圾，“垃圾分類將成為上海公司推行‘996’的最大障礙，加完班沒得丟垃圾了。”

　　在上海市政協5月29日組織的一次座談會上，也有與會者提到了這種聲音。一位政協委員表示，實行生活垃圾分類，意味著居民生活習慣的改變，對于不少居民而言，肯定要有一段適應的過程，從不適應逐步過渡到適應，最終養成習慣。

　　曾擔任過7年上海市綠化市容局負責人的政協委員陸月星更是直言不諱：“垃圾分類不是從方便老百姓開始，是從不方便老百姓開始！國內外成功經驗告訴我們，垃圾分類開始是極大麻煩不方便，有了這種不方便才能形成特定的意識和習慣。”

　　楊莉對此深有同感。她在一家美資企業工作，公司從2017年開始探索垃圾分類。在那之前，每個員工的辦公桌旁都有一個垃圾桶，大家習慣了將垃圾隨手扔進去。垃圾分類之后，五六個員工共用兩個大垃圾桶，一個套黑色袋子的裝濕垃圾，另一個套藍色袋子的裝可回收垃圾。

　　“大家一開始肯定覺得不習慣”，楊莉告訴新京報記者，但公司安排了員工志愿者來不定時監督，“扔錯就上‘黑名單’，按部門統計。排名倒數的老板還會點名批評。”

　　兩年下來，楊莉和同事們已經習慣了垃圾分類，在自家小區開展垃圾分類之前，員工們甚至會把家里的廢棄電池帶到單位來扔。

　　上海環保工作者周春也有類似的經歷。周春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去年年底，在他們開展工作的一個小區，最初居民也不配合，但在志愿者值勤一個月后，執勤時間段70%的居民都拎著干濕兩個垃圾袋來倒垃圾，并主動除袋。小區每天送去填埋焚燒的垃圾從原來的45桶，降到了28桶。

　　與此同時，上海市環保部門也在進行人性化的探索。上海市綠容局環衛管理處處長徐志平此前曾表示，“撤桶”不能簡單地看作是撤銷原來的樓層設桶，或者分散投放點的撤銷。各方要深入探討結合小區居民的實際情況來制定出最合理的定時定點的投放方案。

　　在長寧區，對于孤老殘疾人等行動不便的居民、上下班時間確與開放時段無法銜接的居民，綠容局提供約定時段志愿者上門分類收集服務，對于主觀意愿不配合的居民進行綜合勸導。

　　有些小區也在摸索中尋找平衡點。一位在上海從事垃圾回收工作的負責人告訴新京報記者，他家在浦東新區，撤桶并點后，因投放不便，引起部分業主反對，經反復協商，最終物業在每棟居民樓的樓道里放了四個垃圾桶，居民可以直接將分類好的垃圾分別投放在這四個桶里。

　　在一位老上海人看來，這些爭議只是上海人的“嘴仗”而已，“他們抱怨歸抱怨，還是會把垃圾分好類再投放。上海人的契約精神很強，你要是跟他們說好了規矩，他們就會按照規矩去做。”

　　“垃圾分類還在普及推廣階段”

　　垃圾到底如何分類，成了不少上海人口中“挑戰智商”的難題。

　　6月初的一天，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的袁婕準備將一根還沒吃完的雪糕連同包裝扔進路邊的垃圾桶，有志愿者看到上前阻止，告訴她手里的垃圾一部分是干垃圾（包裝袋），一部分是濕垃圾（雪糕），還有一部分是可回收垃圾（雪糕棍）。在那一瞬間，袁婕心想，“以后再也不吃了”。

　　網上廣泛傳播的一個段子反映了市民最初對于垃圾分類的迷茫。“豬吃的垃圾是濕垃圾，豬不吃的是干垃圾，豬吃了會死的是有害垃圾，可以拿去換豬的是可回收垃圾。”

　　隨后，上海市綠容局廢棄物管理處通過“垃圾去哪兒了”微信號發文，逐一指出其中錯誤，并給出了正確分類法。廢棄物管理處擬了一個辨別口訣，“可回收物記材質：玻，金，塑，紙，衣；有害垃圾記口訣：藥（要）油（有）電燈；濕垃圾記原則：易腐爛，易粉碎；其余都是干垃圾！”

　　還有微信小程序“垃圾分類小助理”，輸入生活垃圾的種類，就可以了解到屬于哪類垃圾。如輸入“奶茶”，會顯示“珍珠是濕垃圾，奶茶杯和塑料蓋都是干垃圾”。

　　除了網絡，新京報記者在上海多個區走訪發現，街頭、地鐵口、小區院墻上都張貼有不同類型的垃圾分類宣傳畫。

　　在漕寶路地鐵站6號口通廊處，兩邊的墻壁張貼了幾十張宣傳畫，其中一幅畫解釋了瓜子為什么是濕垃圾，“不要因為瓜子殼是干的就當作干垃圾處理，而是要看其是否容易腐爛，是否可以用于堆肥。”

　　6月29日下午，楊浦區綠容局舉行了一場“分類新時尚，公益千人行”活動。活動上，8個女孩兒邊舞邊唱，這是一段改編自流行歌曲《卡路里》的垃圾分類歌，“分類回收，我無敵/來……來……來，干垃圾/餐盒、膠帶、橡皮泥/陶瓷、器皿和廢紙巾……”在她們身旁，擺放著四種顏色的垃圾桶。有網友調侃，這簡直是“聞圾起舞”。

　　楊浦區綠容局一位負責人告訴新京報記者，當天，有上千名垃圾分類志愿者在商圈、高校和社區等100多個點位開展垃圾分類宣傳公益活動。

　　6月28日上海市政府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市綠容局局長鄧建平介紹，截至6月中旬，全市共舉辦培訓1.3萬余場，培訓126萬余人次。全市舉辦宣傳活動1.4萬余場，發放宣傳資料1500余萬份，完成入戶宣傳680余萬戶。

　　鄧建平在今年4月參加一檔民生節目時表示，現在垃圾分類的規則和知識還在普及推廣階段，不要求居民能夠百分百準確地分類，先養成好習慣，以后再逐步追求更加精確的分類。

　　“這是一個城市治理問題”

　　楊莉是垃圾分類政策的堅定支持者，但她有個擔心，“我們辛辛苦苦分好類的垃圾會不會被垃圾車一股腦裝一起拉走？”

　　6月16日晚，新京報記者在普陀區普陀路（近江寧路）附近看到，一輛“干垃圾運輸車”內混裝著干、濕兩種垃圾。垃圾箱房里散發出一陣陣腐爛的臭味。

　　一位熟悉上海垃圾末端處置情況的業內人士介紹，目前上海的末端處置能力還不能完全匹配，因此會出現一些垃圾車混裝的情況。

　　為改變這一局面，上海用于推進《生活垃圾全程分類體系建設行動計劃（2018年-2020年）》的投資在200億元左右，其中大部分投資聚焦末端處置能力的提升。包括2018年新、擴建5座濕垃圾處理設施，另有3座設施在2019年上半年開工建設；干垃圾以焚燒處理為主，計劃新、擴建的7座干垃圾處理設施在今年上半年全部開工。

　　走訪期間，新京報記者在長寧和靜安區看到，垃圾的運送情況已經與以往不同。長寧區的垃圾車將四個桶內的垃圾分別運輸，靜安區的干垃圾則會先被運送到固體廢棄物流轉中心，再運送到垃圾填埋場或者焚燒廠處理。

　　上海綠容局局長鄧建平介紹，截至今年5月，上海全市已配置及涂裝濕垃圾車908輛、干垃圾車3130輛、有害垃圾車35輛以及可回收物回收車29輛。如果居民發現來收運小區垃圾的運輸車有混裝混運的情況，可以撥打12345等電話投訴舉報。

　　據媒體報道，7月1日，上海市城管執法部門在靜安區愚園路的一家酒店檢查發現存在垃圾混投、個別容器未標明垃圾投放種類等情形，開出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正式實施以來的首張《責令整改通知單》。

　　做好垃圾分類還有很多細節需要注意。黃怡表示，街邊的垃圾桶應該設計成多大，什么形狀，應該放在什么位置，需要有更好的規劃和設計。楊莉就遇到了這類問題，他們小區發放的垃圾桶和超市里賣的垃圾袋不匹配，垃圾袋全部偏小。

　　李長軍也建議，社區應該注重配置人性化的設施，像遮雨棚、燈光、洗手池、除袋器等，要充分考慮到居民的各種不方便。

　　“這是一個系統工程，僅靠市民做好垃圾分類是不夠的”，從2007年開始研究垃圾處理問題的黃怡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從源頭上減少垃圾的產生量也很重要。以食物為例，黃怡認為，塑料包裝等垃圾并不是居民產生的，還涉及可降解等問題，因此，“這需要一個配套法律。”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亦規定要“推動源頭減量”。包括“推動旅館、餐飲行業限制或減少使用一次性用品，推廣使用可循環利用物品”，“提高快遞包裝物回收利用率”，“加大凈菜上市在標準化菜場和生鮮超市、大型超市等場所的推進力度”等。

　　垃圾處理的末端——垃圾填埋場、焚燒廠的設置也有很多講究。黃怡說，填埋場、焚燒廠一般會選擇建在城市的下風向、遠離水源或地域交界處，但甲城的下風向可能是乙城的上風向，因此需要全盤考慮。

　　“這是一個城市治理的問題，不是僅靠綠容局就可以做好的事。”黃怡表示，做好垃圾分類促進垃圾減量，是我國城市治理水平的體現，需要一整套比較完善的機制。

　　新京報記者 肖隆平 實習生 劉思圓 上海報道

責任編輯：張國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