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邁克爾-斯賓塞

　　在當前局面下，中國面臨嚴重挑戰。由于外部需求增長疲軟，并且許多商品已經占有大量市場份額，因此中國無法依靠出口增長維持短期經濟表現。盡管支持貿易伙伴的基礎設施投資，比如“一帶一路”政策，或許有助于增強長期外部市場，但這無法代替國內總需求。

中國減速的新常態

　　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美國和中國似乎再次忍受長期減速，但它們的增長軌跡仍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可能給資產價格、風險和經濟政策造成重大影響。

　　美國的年實際(經通脹調整的)增長率大概在2%左右，盡管這一水平是低于還是等于經濟潛力仍有待爭論。與此同時，中國進入了增長率6-7%的時代，政府在去年準確地指出這是中國“新常態”。一些觀察者認為這一增長率可以貫穿未來十年，如果未來幾年政府實施全面改革的話。但是，其他人認為中國GDP將繼續下行，并且可能出現硬著陸。

　　擔憂的緣由在于：歐洲的增長緩慢而不確定，而它是美國和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這給美國和中國帶來了不利影響。

　　此外，美國和中國，事實上是整個全球經濟，正在受困于總需求疲軟問題，總需求疲軟正在造成通縮壓力。央行[微博]試圖通過降低利率抵抗這一壓力，但這也在不經意間導致了杠桿率重新上升(一種不可持續的增長模式)、資產價格上漲(在低增長環境下，這意味著下跌修正風險)和貶值(這只能讓全球經濟需求有所移動，而不能增加需求)。

　　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仍依賴外部市場驅動經濟增長，因此，這一環境尤其不利，特別是歐洲和日本貨幣貶值進一步影響了出口需求。但是，即使主要外部市場不發生危機，像中國這樣的又龐大又復雜的中等收入經濟體期望獲得6-7%以上的增長率也是不現實的。

　　但是，全球經濟危機后，中國仍保持了兩年9%的超高增長率，這主要是依靠財政刺激、巨量流動性注入和人民幣暫停升值實現的。如果政府早點暗示“新常態”，期望就會有所不同。一些部門的過度投資將得到遏制，不良貸款將有所減少，公司部門杠桿過高的情況將有所遏制，大宗商品也將避免定價錯誤。增長仍有可能下降，但風險要小得多。

　　但是，在當前局面下，中國面臨嚴重挑戰。由于外部需求增長疲軟，并且許多商品已經占有大量市場份額，因此中國無法依靠出口增長維持短期經濟表現。此外，盡管支持貿易伙伴的基礎設施投資(特別是通過“一帶一路”政策)，或許有助于增強長期外部市場，但這無法代替國內總需求。

　　當投資回報率大幅下降時，投資便無法再持續地推動增長。在公共部門投資方面，轉折點發生在未來GDP路徑增量的現值(用社會貼現率計算)大于投資本身時。

　　好消息是成長部門似乎正在擠出低回報投資。有理由相信，隨著經濟資本基礎的擴大，投資仍將保持高水平。

　　但是，為了刺激需求，中國還需要增加家庭消費、改善高價值服務。最新數據表明，盡管最近工資有所增加，消費占GDP之比仍只有35%。家庭儲蓄率高達可支配收入的30%左右，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約只有人均GDP的一半。擴大社會安全網、增加儲蓄和投資選擇大大有利于降低預防性儲蓄和刺激消費。但真正需要的是改變收入分配格局，使之向家庭傾斜。

　　如果不有序增加家庭在總收入中的比重、提高消費占總需求的比重，那么供給端消費品和服務的增長將繼續不足。由于服務業是就業增量的重要源泉，該行業的擴張對于保持包容性增長特別有利。

　　另一大關鍵挑戰是房地產部門衰退。去年，房地產建設和價格均大幅下降。如果高杠桿開發商陷入壓力，傳統和影子銀行部門都可能出現不良貸款，從而產生巨大風險。

　　幸運的是，中國家庭杠桿率相對較低，這意味著危機期間一些發達國家所發生的、導致需求暴降的資產負債表損失不太可能在中國出現，即使房地產價格繼續下跌也是如此。這也意味著存在一些擴張消費信用以刺激需求的空間。

　　其他方面也大有希望：工資正在增加、存款保險即將引入、存款利率也正在自由化；互聯網投資企業正在成長，新民營企業，去年一年就有360萬家新企業開張，正在產生增量就業，這部分要歸因于許可制度新流程；在線平臺也有利于增加消費，同時也擴大了小企業的市場接觸面和融資面。

　　中國領導人應該把目標放在加快和構建這些趨勢上，而不是采取更多的財政和貨幣刺激。公共投資已足夠高；現在繼續擴大將把總需求組成引向錯誤的方向，而在公司部門杠桿率已經過高的情況下，大面積擴張信用也不安全。

　　如今，任何財政刺激都必須集中在改善公共服務、鼓勵消費和增加家庭收入上。假以時日，國家出資的社會保障的加速和擴張能夠讓家庭儲蓄率下降。總而言之，中國必須用其龐大的資產負債表增加收入和福利，讓家庭眼中的可安全消費的收入有所提高。私人投資主要根據需求情況波動，因此這些措施有助于扭轉當前的下降趨勢。

　　中國的進一步減速可能性不小。中國領導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確保這一減速不被視為長期趨勢。否則，經濟所急需的消費和投資可能遭到破壞。

　　(本文作者介紹：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斯坦福大學商學院研究生院前任院長和現任名譽院長，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教授，增長與發展委員會主席。著有《下一次趨同》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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