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陳恩摯
“專車”服務的出現,事實上是繞開了政府的管制,打破了原來出租車市場的壟斷,減少了乘車和司機之間的交易成本,提高了雙方交易的效率。司機們今后要交的“份子錢”可能沒有,至少是“減少了”。如此一來,將促進需求,增加社會福利。
“‘專車’的出現對我們老百姓來說,太好了。”談起“專車”及出租車的話題,有的朋友聊天時說。
不過,這兩天,“專車”的服務模式正遭遇“生死危機”。先是沈陽出租車罷運,后又有北京交管部門判定“專車”違法。
據《新京報》,某市交通執法總隊表示,私家車借助網絡平臺和手機軟件預約租車,提供的是門對門、按次計費、按里程計價的服務,實際上就是提供出租車服務。進而認為,“專車”就是黑車。
這簡直是不可理喻!事實上,各類包車,專車接送服務已存在二三十年。現在,有的企業只是憑借互聯網的技術,多接幾單生意,就說他是黑車,是非法。這合適嗎?
這就好比,前幾年,我偶爾會受邀請去學校或金融機構講個課。但近一兩年,借助互聯網的力量,良好的口碑讓我知名度所有提高,信息更加對稱,聯系我也更加方便。因此,出去講課的次數多了一些。如果有關部門硬要我出示教師證。這不是強詞奪理嗎?
當然,中國目前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期。法律法規畢竟是人制定的,如果不合理,是可以改的。所以,先拋開合法性問題不談。“專車”是否應該獲得鼓勵和支持,最關鍵的是,“專車”的出現到底給我們帶來好處多,還是壞處多?
對此,我從經濟學的角度想了好幾天,發現“專車”服務的出現,除了對特定部門和官員是利空,動了他們的奶酪外,對老百姓,對出租車司機,對經濟,都是利好。
“專車”服務的出現,事實上是繞開了政府的管制,打破了原來出租車市場的壟斷,減少了乘車和司機之間的交易成本,提高了雙方交易的效率。最明顯的一點是,司機們今后要交的“份子錢”可能沒有,至少是“減少了”。如此一來,將促進需求,增加社會福利。
對此,我們欣喜的看到,針對“專車”,交通部已經公開表示,鼓勵創新。接下來,就看各地因過度管制而手握權力的既得利益部門的具體行動了。
另外,還值得關注的是,打車軟件及“專車”服務是,繼余額寶[微博]之后,互聯網帶來的又一次顛覆。那么,下一個被顛覆的行業會是誰呢?
“專車”的出現帶來哪些好處?
對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毋庸置疑,“專車”的出現是利好。比較直觀的有:滿足多元的用車需求;服務體驗更好;打車,特別早晚高峰打車變得容易。
而間接的好處是,可能是降價。目前,即使不算促銷因素,有的專車的服務價格已低于出租車。這是因為,長期以來,出租車司機交的“份子錢”,其實是乘客在買單。“專車”不需要交或少交,那么乘客就成為最大獲益者。
此外,“專車”的出現可以減少擁堵。平日里,交管部門盡管會打擊黑車,但他們絕不對“下重手”,讓其消失。否則,罰款沒了,處罰權帶來的灰色收入也沒了。更不用說,他們有時還要完成一些查處任務。
但“專車”出現后,黑車將會大大減少。如此一來,路上隨行就市議價的黑車減少了,擁堵也一定程度得到緩解。
與此對應的是,家庭擁有汽車的積極性會下降。當經濟型汽車已經不再有炫富的功能,如果平日又很少開車,那么,“專車”的出現可能會使不少家庭放棄買車的打算。這可能可以節省資源和減排。
不過,對于“專車”,人們還有諸多顧慮。比如,消除管制之后,“專車”會不會無限多,滿大街跑?我想,“專車”企業不是雷峰。這個事,市場會自己調節,不用我們操心。如果車子跑在街上,一天到晚沒有顧客,“專車”企業們會自動減少車輛,甚至選擇關門。
還有人顧慮的是,“專車”的糾紛及安全問題。對此,知名經濟學家謝作詩先生很早就預見到打車軟件帶來的顛覆效應。他在去年出版《人人都是資本家》一書中曾提到:“因為交易在電子平臺上留記下了記錄,應該比傳統出租車更安全。”
同時,老百姓是理性的。管制松動之后,由于激烈的市場競爭,考慮到品牌形象,“專車”公司會比任何運管部門更加重視服務質量及投訴、紛糾等問題。
另外,人們還會問,目前出租車司機被收“份子錢”,那么,難道“專車”公司今后不會收嗎?我想,“專車”未來也會收。但是,如果這個市場足夠開放,不被壟斷。那么,相比以前,“專車”公司收的“份子錢”肯定大大減少。
司機需求的增加促使勞動力價格上升
盡管如此,地方交管部門可能會以“出租車司機的就業和薪酬”問題,作為繼續維護原有管制的借口。但是,這個借口其實站不住腳。
由于出租車牌照的管制,很多城市存在打車難的問題,特別是上下班高峰。但仔細分析,這種管制導致的出租車牌照稀缺,其受益的是既得利益部門和官員,及通過非市場手段擁有出租車牌照的人。
比如,牌照拍賣帶來的財政收入,辦理各種證件帶來各種收費,“黑車”罰款收入,以及管制和權力所帶來的尋租空間、機會。
不過,出租車牌照稀缺,出租車司機并不稀缺。駕駛員所處在的勞動力市場,是充分競爭的市場。駕駛員收入,是根據這個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的。
牌照越稀缺只是提高出租車的“份子錢”,并不能使出租車駕駛員獲益。至于失業,更無從談起。說的直白一點,出租車司機可以選擇不開出租車,去開專車。
事實上,專車的出現,不僅對出租車司機不是利空,反而是利好。因為管制的減弱,未來將使高昂的“份子錢”大大減少。交易成本大幅降低后,使這部分財富將做一些新的分配,首先是老百姓“分到肉”,而司機群體可能多少也能“喝到湯”。
而從勞動力供求與薪酬關系的角度分析,由于“專車”的出現,其便利性和服務的改善,會釋放和提升需求,使老百姓用車的次數增加,平均客單價可能也上升。交流中,多位朋友說,有了“專車”后,用車次數略有上升,特別是上下班高峰“敢干”出行,會選擇專車。
如此一來,將使勞動力需求和效率上升,這將有利于司機這個群體的薪酬增加。
由此分析,放松管制及市場化的推進,唯一受損的是,相關權力部門及官員。他們也正是外界說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很怕沒東西可管,因此失去權力。
那么,我們就要問,“管制”到底是為了民眾的利益,還是為了相關部門的利益呢?如果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能自己發揮作用,民眾已經不需要你再管了,你為什么還不松手呢?
近30年來,中國經濟取得巨大成就,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管制減少,提升了經濟活力。比如,以前連買個彩電都要走后門,批條子。
但是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是,這些年,中國經濟社會仍一直處于高成本運行,甚至正因此遭遇經濟天花板。其很重要的根源是,政府和官員們的權力過大,過度管制現象仍然大量存在。
老百姓和企業最直接的感受是,生活和商業活動中,需要各種審批,辦各種證件。在一些地方,要做一個房產項目要蓋一百多個章。
對此,我曾經在新浪財經上撰文指出,明確權力的邊界,放松管制,約束權力是本輪改革的核心。
通過“專車”這個事件的分析,我們可以更清楚的明白,通過放松管制確實可以釋放出社會福利,降低社會運行成本,提高企業的活力,提高老百姓的福利。
由此來看,這個事件更重要意義在于,給決策者啟示和提醒:除了出租車領域外,借助科學的管理或新的技術,還有哪些領域存在不必要的過度管制?
(本文作者介紹:青年經濟學者、財經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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