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編自馮侖新書《行在寬處》

　　王石講不行賄，大家認為他這是吹牛，其實，治理結構會讓一個人在處理政商關系時變得理性。股東結構相對分散、創始人所占股份在30%左右的公司是相對比較理性的。而且，這樣的公司的老板沒有動力去拿錢行賄，

企業家如何才能不失足

　　就我自己的觀察，以及在和大家的交流中，我發現，能夠幫我們處理好政商關系的法寶就是我們的價值觀和治理結構，也就是在正確的價值觀的引導下建立合理的治理結構。為什么有些人干勁非常大，半夜抱著錢去送給那些不該要的人？

　　我聽說過一個故事，有個做房地產的人，有一次拎著包去給人送錢，結果發現那人家門口有很多人。他覺得自己拎的包有點兒小，應該拎個大的，所以他想干脆下次再來吧，于是就回去了。

　　過了一些日子，他又去給這個人送錢，結果這個人生病住院了，病房里人很多，所以他又回去了。第三次，他又去送，結果被一些便衣攔住了，說不能上去。回去后他才知道這個人已經被雙規了，錢還沒有送出去，這人就坐牢了。后來，他跑到監獄圍墻下轉悠，想這件事。他想，如果當時我的包夠大，現在就和他在一起了。

　　黃光裕的案子也涉及一些民營企業給官員送錢。另外，有人在香港也出了類似的問題，也是在給別人送錢的時候被當場發現。相反，有一家民營企業，就是萬科，王石[微博]一直在講，不行賄是他的標簽。他為什么不做這件事？他的智商比大家低嗎？很多人認為，只要搞定領導，就能得到利益。

　　王石活了60 多歲，珠峰都上去兩回了，他能不知道這事兒嗎？世界上最高的地方他都上去過，金錢的高峰他也爬上去了，為什么他不做這件事，而有的人做？這就涉及治理結構的問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股東的結構不同。

　　大家知道，王石是個非常有理想的人。在萬科，王石不是最重要的股東，在創辦了萬科之后，他做了一個決定，就是只做經理人，不做老板，所以他擁有的股份是微不足道的。而犯錯誤的這些人，大部分是自己當大股東，甚至是百分之百的私人公司。

　　王石講不行賄，大家認為他這是吹牛，其實，大家低估了王石作為正常男人的判斷力。作為一個正常人，他不可能做這樣的決策—我去行賄，讓所有股東得利，最后我一個人坐牢。所以，治理結構在這里起了作用。

　　如果是私人老板，那他就會想，我拎著錢進去搞定領導以后，我至少能得70%。那他的干勁得有多大，他可以鋌而走險。而王石不會用自己坐牢、失去自由這個代價讓所有股東獲得更多的回報，這是他的理性。

　　大家會發現，股東結構相對分散、創始人所占股份在30%左右的公司是相對比較理性的。而且，這樣的公司的老板沒有動力去拿錢行賄，因為行賄的回報不如他做好人的回報高。

　　比如你持有30%的股份，搞定人你得30%，給別人70%，最后你還可能坐牢。如果你做好人，對于在A股市場上市的公司來說，做好人的溢價大概是10%~15%。也就是說，你的治理結構、價值觀、團隊、領導人魅力、產品等所有這些在資本市場上的溢價是10%~15%。

　　舉例來說，如果公司的價值是100億，你占30%的股份，溢價10%就是10億，那你就能得3億。也就是說，你做好人可以多賺3億，而且永遠不會出事。但如果做壞人，你得3億，別人拿7億，最后你還得坐牢。

　　所以，治理結構會讓一個人在處理政商關系時變得理性。我們在海南的時候就發誓，不管別人怎么樣，我們一定要堅持做好人，我們希望自己成為“夜總會里的處女”，我們要堅持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如果你沒有這樣的信心和決心來建立自己的價值觀，并且把你的股東結構做好，那你就有可能像我前面講的這個朋友一樣，拎的包稍微大一點兒，就進去了。

　　(本文作者介紹：與出版社合作，定期推出名人傳記類圖書連載，合作建議請發郵件至zhuanlan@staff.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