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連平

　　隨著經濟下行、企業盈利下降，加之去產能、去杠桿加速，2016年債券違約事件將有所增加。未來股票、債券、外匯、房地產、信托、私募等各市場風險互相傳染、互相促進，醞釀系統性金融風險。

　　2016年伊始，中國匯市、股市同時出現劇烈震蕩，令人矚目。外匯儲備大幅下降也引發了市場的擔憂以及對匯率干預合理性的討論。

　　人民幣貶值預期驟升是受美聯儲加息、國內經濟下行壓力不減、資本和金融賬戶階段性逆差以及投機猖獗等內外部、短中長期各種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

　　當下，應密切關注資本市場和外匯市場波動所帶來的風險，尤其是要警惕各個金融市場相互傳染和相互促進可能引發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在保持市場平穩運行和規避系統性風險方面，作為人民幣資產價值重要標志的人民幣匯率，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關鍵作用。

　　金融風險增大形勢下匯率穩定至關重要

　　2016年伊始的市場動蕩給市場敲響了警鐘，今年境內外經濟金融形勢非常復雜，不確定性很大，各種因素相互交織和相互疊加，導致我國金融領域風險增大。

　　未來仍應防止再次出現股市匯市動蕩、資本流出壓力加大的不利局面。

　　2016年中國經濟增速可能繼續小幅下行。在實體經濟指標不見明顯好轉的情況下，加之美國仍有可能再次加息、全球資本市場動蕩、地緣政治沖突等導致國際資本風險偏好下降，市場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難以在短期內完全消退。

　　一旦應對不當，特別是若再次出現一次性大幅貶值，不排除在市場恐慌情緒帶動下，出現股市、匯市聯動殺跌效應，造成市場大幅震蕩。

　　曾經出現的匯市動蕩表明，人民幣離岸市場對在岸市場的影響遠超預期，離岸市場動蕩對在岸市場的沖擊不容小覷。由于離岸市場投資者對人民幣貶值預期受國際市場非理性觀點影響較大，而受境內貨幣當局的影響相對較小，未來離岸市場有可能再次出現動蕩、人民幣貶值壓力加大并帶動在岸人民幣貶值，對此不能掉以輕心。

　　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商業銀行資產質量仍有下行壓力，但風險總體可控。

　　2016年，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仍將繼續較快增長，風險點也將進一步由民營小微企業向國有大中型企業、由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擴散。特別是在加大去產能、去杠桿力度的背景下，產能過剩相關行業信用風險有加快釋放的可能。年末不良貸款率可能會上升至2%-2.2%的水平。

　　小微企業、產能過剩行業、三、四線城市房地產貸款和部分類信貸業務可能是主要的風險點。但結合部分發達國家銀行資產質量數據分析，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增長符合當前經濟運行的實際狀況，風險水平尚處于合理區間。

　　中國作為中高速增長的新興經濟體，財政和貨幣政策仍有較大的調節余地，且商業銀行對各類風險的內部消化能力依然較強，資本較為充足，撥備覆蓋率較高，應該有能力通過發展等多種手段消化存量不良資產。

　　但鑒于目前銀行與股市的連接程度以及銀行業務國際化程度已大幅提高，未來不排除在資本市場和外匯市場劇烈動蕩情況下，銀行體系的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和市場風險階段性大幅上升的可能性。

　　未來應警惕債券市場出現動蕩的可能。

　　2015年下半年“股災”后，大量資金跑步入場，債券市場持續火爆，當前泡沫跡象已經開始顯現。債券市場的風險正在上升。目前債市估值過高。在過去的五年內，相同期限的高等級公司債券的收益率，比政府債券要高2到個3百分點，而目前這一差別收窄到1個百分點左右。

　　隨著債市火爆，投資者以高杠桿配資投資債券類結構化產品增多。各銀行紛紛推出含優先劣后級的結構化理財產品，以債券市場各類產品為投資標的，配資杠桿最大可達1：9。

　　盡管債市結構化產品基本不存在被迫平倉的問題，但風險也不容忽視。隨著經濟下行、企業盈利下降，加之去產能、去杠桿加速，2016年債券違約事件將有所增加。在剛性兌付尚未徹底打破的情況下，債券違約增加對整體債券市場的影響可能較大。

　　尤其應關注的是，未來股票、債券、外匯、房地產、信托、私募等各市場風險互相傳染、互相促進，醞釀系統性金融風險。

　　2016年初股市、匯市同時出現劇烈震蕩表明，在流動性寬裕、經濟下行、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較低、市場信心比較脆弱的情況下，過多的資金在各個市場游走炒作，各市場之間極易相互傳染，導致整個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和脆弱性明顯上升，風險形勢更加復雜。

　　即便是單一的個體風險，也可能因“蝴蝶效應”引發系統性風險。尤其是市場形成強烈、持續的人民幣貶值預期，推動短期投機資金外逃，應引起高度關注。在股市、債市、信托、私募、理財及P2P等本身因各種問題而十分敏感的情況下，這很可能引發上述市場出現共振，導致資金迅速撤出，引發市場恐慌。

　　房地產市場在高庫存和部分城市泡沫擴大的情況下，也存在資金大量流出的可能，屆時可能引起房價快速、普遍下跌，而人民幣快速貶值往往是房價下跌的重要推手。

　　應清醒地認識到，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是個具有相當開放程度的國家。對于全球投資者包括國內投資者來說，人民幣匯率是人民幣資產價值的重要標志。人民幣持續貶值并形成強烈預期，必然會增強全球投資者拋售人民幣資產的動機。

　　中國改革開放30余年以來資本大規模流入，注定了持續貶值條件下資本流出會有較大的壓力。而正在推進的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則將為資本流出提供便利。如果人民幣資產價格持續大幅下跌，資本持續大規模流出，則必然會使當前下行壓力較大的宏觀經濟“雪上加霜”。

　　有鑒于此，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是保持金融市場平穩運行和避免爆發系統性風險的關鍵。

　　人民幣“一步到位”貶值不切實際

　　為了應對人民幣貶值壓力持續加大和貶值預期持續增強局面，一種觀點認為，人民幣應該實施一次性的大幅貶值或者“一步到位”的貶值，以達到釋放貶值壓力、分化市場預期和穩定匯率的目的。我們認為，這種觀點過于理想，并不切合實際。

　　迄今為止，盡管有一定深度的研究報告層出不窮，但有關人民幣的“均衡匯率”究竟處在何種水平，依然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難以形成共識。有觀點認為人民幣明顯高估，但也有人認為人民幣并不存在高估，離均衡匯率不遠。因而，“一步到位”的“位”在哪里，并不清楚。

　　從國際經驗看，均衡匯率水平是市場經過較長時間運作出來的。有關人民幣均衡匯率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處在學術探討層面，難以成為實際操作的指南，更談不上準確定位。因此，人民幣貶值“一步到位”，究竟去向何方？而在市場上卻始終存在一種傾向，即強烈希望將建立在偏重學術研究和過于理想的主觀判斷之上的政策建議付諸實踐。

　　眾所周知，市場出現超調是常見現象，幾乎可以說是市場規律。既然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而離岸人民幣匯率波動基本上已經市場化，人民幣匯率就必然存在不小的隨機性。

　　在均衡匯率難以準確定位和匯率波動有較大隨機性的條件下，實施理想中的“一步到位”貶值必然會出現超出預期的調整。這意味著即使市場明白均衡匯率在哪里，但匯率波動也會大幅超過這一水平形成劇烈振蕩，更何況市場本就并不清楚均衡匯率水平在哪里。

　　因此，所謂“一步到位”貶值勢必成為“空中樓閣”而難著邊際。加上投機力量乘機推波助瀾，屆時人民幣很可能出現難以想象的劇烈貶值。這種慘烈景象在部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中似曾相識，其結果必然是經濟體發展水平大幅倒退。

　　亞洲金融危機中韓元出現超過100%以上的劇烈貶值，是外匯儲備耗盡后貨幣當局只得聽任匯率隨波逐流；為避免匯率進一步貶值，在IMF的指導和要求下，韓國貨幣當局大幅提高利率，經濟遂出現了嚴重衰退。

　　既然現階段人民幣均衡匯率水平難以清晰界定，而市場匯率又往往會出現超調，那人民幣為何要“一步到位貶值”呢？那樣做豈不是先放棄已有的防御陣地，退避三舍再說。

　　在當下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中美貨幣政策分化和資本流出壓力明顯加大的形勢下，人民幣存在階段性貶值壓力乃至于較大的貶值預期并不奇怪，人民幣隨市場供求關系出現階段性、一定程度的貶值應屬合理，也可以接受；而在退往何處都不太清楚和退卻過程中還可能遭受投機力量攻擊的情況下，先放棄已有的陣地，實非明智之舉。

　　在當今國際政治和經濟環境下，那些不愿意看到中國崛起的勢力和國際投機力量會毫不猶豫地覬覦并推動新的退避三舍局面的出現，屆時很可能會出現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局面，甚至陷入“自毀長城”的境地。

　　其實，“一次性大幅貶值”或“一步到位貶值”有點“任性”。殊不知，與很多經濟變量不同，匯率屬于較為典型的國際變量。匯率變動牽動著利益攸關國家的神經，尤其是貿易伙伴國和競爭對手國。對他國經濟具有很大影響的主要國家貨幣匯率波動，尤其是政府明顯主導的，必然會引起國際范圍的高度關注甚至強烈反彈。

　　現階段，中國有沒有“任性”的充要條件呢？不錯，中國已經是一個大國，實力不可謂不雄厚。但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中國作為大國的一些特點：發展中國家、非西方陣營、正在崛起、排行老二且與老大實力差距明顯。

　　這些特點決定了，我國既不可能像某超級大國那樣在政治、軍事及貨幣金融領域為所欲為，他國雖可口誅筆伐卻也奈何它不了；也不可能像某些中小型新興經濟體那樣大刀闊斧推行政策而不太引人關注；更不要奢望像西方陣營中的某些經濟體實施“以鄰為壑”政策，還可以被該陣營一定程度上包容。

　　如果實施所謂“一步到位的貶值”，美國方面應該不會甘于沉默，發難恐怕難以避免。雖然資本流動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短期匯率已成為共識，但美國仍會以中美貿易的巨大不平衡為由來詬病人民幣貶值，甚至會采取相應的措施。

　　歐盟目前是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人民幣若一次性貶值幅度過大，自然會觸痛其利益，屆時不排除歐盟跟隨美國起舞的可能性。東亞國家的產業結構與中國緊密相連，中國早已成為這些國家最大的出口市場之一。人民幣大幅貶值必然引起這些國家采取競爭性貶值的舉措來跟進，從而帶來區域性的貨幣戰。

　　考慮到中國已是第一貿易大國，人民幣大幅貶值必然引起全球貿易伙伴不同程度的針對性舉措，全球范圍的貨幣戰難保不會發生。到那時，“一步到位貶值”可能不僅撈不到好處，而且還會背上一個“全球貨幣戰”罪魁禍首的惡名。而中國作為一個非西方陣營的崛起中大國，未來一個時期內，負責任的姿態和良好的國際形象至關重要。中國還遠沒有到可以“任性”的時代。

　　更何況“一次性大幅度貶值”或“一步到位貶值”明顯含有行政操作的意味。通常，市場供求關系帶來的匯率變動會有一個漸進的過程。而多年前我國貨幣當局也早已明確表過態，今后不再搞一次性升值和貶值的舉措。因此，再次推行“一步到位貶值”舉措，必然有損于貨幣當局乃至于政府的聲譽。到那時，說再多的“人民幣不存在長期貶值基礎”也將無濟于事。

　　除了“國際變量”，匯率還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特點：

　　一是戰略變量

　　人民幣匯率需要從我國經濟的長期發展著眼，應有助于產業結構升級和轉型、技術進步以及區域經濟結構的改善。很顯然，“一次性大幅貶值”與我國的戰略需求應該是背道而馳的，至少也是格格不入的。

　　當前人民幣存在對美元適度貶值以減輕出口壓力的需要，但卻不存在一次性較大幅度貶值以解救整個出口產業的需求。畢竟我國出口份額已是全球第一，而且近幾年仍在走高，貨物貿易順差也在不斷擴大；而資本和金融賬戶雖有逆差，但規模不大，國際收支整體上仍為順差。從這一點上看，似乎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適度升值是合理的。

　　作為一個全球出口第一和貿易順差第一的國家，居然還要搞一次性大幅貶值，邏輯上似乎是“南轅北轍”，實踐上也有些太過“任性”了。

　　二是綜合變量

　　即國際經濟關系和本國長期發展戰略等綜合性因素，決定了主要國家貨幣匯率很難在短期內給出一個十分確定的均衡水平，而是隨著政治、經濟和地緣等各種作用因素的強弱變化而變動，其合理水平應該是個浮動區間。因此那種過于強調匯率測算技術或者過度強調匯率學術研究的做法，我們認為是不可取的。

　　發揮外匯儲備的功能正當其時

　　2015年我國外匯儲備減少5127億美元，為歷年來首次縮水，因央行干預外匯市場而消耗外儲是主要原因之一。有觀點認為消耗大量外匯儲備來維護匯率穩定造成財富損失，并不可取。我們不認同這一觀點。

　　外匯儲備是由一國貨幣當局持有的、并可隨時運用的對外資產；是一國滿足潛在的國際收支需要、緩沖外部流動性和維持匯率穩定的重要手段。IMF在2013年對儲備成員國的調查發現，多達3/4的國家將外部流動性緩沖列為外匯儲備積累的最重要原因。歷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經驗表明，充足的外匯儲備是新興經濟體抵御外部沖擊、防范危機和減少危機沖擊最重要的安全墊。

　　我國巨額外匯儲備主要是被動積累起來的，當前運用外匯儲備維護匯率穩定的做法是“一脈相承”的。前幾年，由于歐美等發達國家實施量化寬松政策，導致資本大量流入，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為了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央行不得不大舉買入美元，使我國的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因此，我國外匯儲備很大程度上是被動積累起來的，而非貨幣當局的政策目標。

　　既然前些年人民幣升值壓力較大時，貨幣當局在外匯市場上投放人民幣以避免人民幣過度升值，從而形成巨額外匯儲備“蓄水池”；那么當前人民幣面臨貶值壓力時的應對思路也可以是類似的，即在市場上適度投放外匯以防止人民幣過度貶值，因而消耗一定規模的外匯儲備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從削弱貶值預期和打擊投機活動的實際需要來看，外匯儲備的消耗也是不可避免的。反過來說，如果不動用外匯儲備穩定外匯市場，不排除2015年人民幣匯率有出現更大幅度的貶值。

　　事實上，早在2009年，當我國外匯儲備突破2萬億美元大關之后，很多市場聲音認為外匯儲備偏多了；而目前外匯儲備雖明顯下降但仍在3萬億美元以上，市場卻又出現了不接受這一結果的強烈反響。

　　從國際上看，德國馬克的國際化進程中，正是將大量外匯儲備作為平準基金，調節馬克匯率，維持了穩定的幣值和匯率，從而奠定了馬克的國際信譽，最終使其成為國際硬通貨，也為后來歐元的誕生奠定了堅實基礎。

　　可見，盡管外匯儲備在各國發揮作用的形式和使用方法有所不同，但其作為避免匯率大幅波動并減輕資本流動沖擊的基本用途是一致的。從這一點上看，外匯儲備的本質是手段和工具。盡管外匯儲備是對外資產，象征國際財富，但其主要功能是平衡國際收支和穩定本幣匯率。

　　當資本流動和本幣匯率大幅波動影響本國經濟時，外匯儲備“該出手時就出手”。既不能怕“財富損失”而舍不得花銷外匯儲備；也不應為了保持強大的國際信用保證而抱著高額外匯儲備不放。那種任憑市場劇烈動蕩和金融風險陡增而不贊成用外匯儲備進行干預的想法，顯然是本末倒置的。

　　對于目前外匯儲備消耗問題，我們認為大可不必憂心忡忡。2015年我國外匯儲備大幅下降是由多重因素導致的，包括央行在外匯市場的操作、非美元貨幣貶值、市場主體資產負債結構調整及儲備支持“走出去”的資金運用等。

　　但主要的原因還是人民幣貶值預期下一定規模的短期資本流出。如果通過消耗一定數量的外匯儲備可以有效減弱貶值預期，穩定人民幣匯率，為我國的結構性改革及經濟觸底回升贏得時間，那么這種消耗就是值得的，也可以說外匯儲備恰到好處地發揮了功能。

　　當前，我國的外匯儲備仍然充裕，可運作空間較大。國際上，一般認為外匯儲備如果能夠滿足3-4個月進口額，或者滿足償還30%的短期外債需求就比較充足。按照這些標準，我國維持1萬億美元左右的外匯儲備就足夠了。

　　當然，最近兩次危機表明這種觀點已經過時了。按照外匯儲備與M2比率來衡量，2萬億美元左右的外匯儲備可能是較為充足的。因為對固定匯率國家而言，這一比例一般為10-20%，而中國目前已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而且我國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外匯管制，必要時還可以適當加強，存款短期內流出10%幾乎不可能發生。

　　綜合經濟規模和國際收支狀況考慮，我國目前維持2萬億美元左右的外匯儲備可以認為是基本適度的。近年來，隨著“藏匯于民”的發展，除了官方的外匯儲備之外，目前我國金融機構和企業還擁有2萬億美元左右的境外資產，這其中的部分資產從廣義上看也是一種潛在的國際清償力，必要時可以通過政策工具促其回流。

　　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人民幣一定程度上已是國際結算貨幣，我國貨幣當局已與三十多個國家簽訂了貨幣互換協議，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也將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未來人民幣在儲備貨幣中的地位將持續上升。保守估計，未來五年左右，可能會有約1萬億美元流入人民幣資產，這都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外匯儲備的消耗。

　　因此，對于外匯儲備減少，不必過度恐慌。當然，究竟多少外匯儲備才算合適并沒有標準的答案，但從各國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信心、中國國際收支狀況、人民幣國際化程度及監管層對資本流動的引導和管理能力等綜合來看，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仍是比較充裕的。從長期來看，隨著中國經濟企穩、人民幣匯率趨向均衡合理水平，國際資本將呈現有進有出的雙向波動態勢，我國外匯儲備有增有減亦將成為常態。

　　有關政策建議

　　為保持匯率基本穩定，避免系統性金融風險，促進經濟健康運行，在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貨幣政策保持穩健基調

　　2016年，中國經濟仍面臨一定下行壓力，經濟增速有望逐步企穩，但快速回升的可能性較小；美國仍可能再次加息并帶動美元走強，在此背景下中國仍將面臨資本流出和貨幣貶值的壓力。因此，貨幣政策應圍繞“穩增長”和“控風險”兩個核心目標運行，總體保持穩健、適度和靈活。

　　在貨幣信貸增速偏高，杠桿率繼續上升和市場流動性寬裕的情況下，貨幣政策應不易再明顯向松調整。具體操作上，應更加精細化和有針對性，注重傳統工具（準備金率、基準利率）和新型工具（SLF、MLF、PSL）的靈活搭配、組合使用，在助力穩增長的同時，需要將經濟體的杠桿率控制在合理水平上，防止貨幣政策寬松過度吹大房地產類和股權類資產價格泡沫，增加風險隱患，同時兼顧資本流動和匯率基本穩定的需要。

　　有效干預市場和控制匯率風險

　　在市場非理性行為的作用下，一次性大幅貶值會進一步加劇貶值預期。2015年“8.11”匯改后的人民幣一次性貶值，不僅沒有起到緩解貶值壓力的效果，反而加劇了市場貶值預期。在中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情形下，甚至推出CFETS籃子和2016年初的中間價下調等舉措都被市場解讀為競爭性貶值。因此，應避免再次出現一次性貶值，而是允許在市場供求關系影響下順勢逐步貶值，采取適度波動的策略，同時輔以外匯市場適時干預以避免大幅度貶值，推動市場預期分化。有限的干預操作應精準使用，每次干預應真正打痛投機者，以達到震懾一批的目的。

　　謹慎實施匯率市場化改革

　　當前的內外部環境可能并不是大力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的較好時機，可待內外部條件改善時，再適時加快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目前，可考慮繼續通過調節離岸市場人民幣銀根來掌握離岸人民幣匯率的定價權，適時抬高做空投機者的成本，增加其杠桿，從而有效調控市場，穩定匯率。

　　為縮短匯率決策流程，提高快速反應能力，建議可考慮由國務院授權貨幣當局在一定目標區間內自行決策、相機調控匯率。在人民幣貶值壓力較大、市場悲觀情緒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貨幣當局應及時與市場進行有效溝通、讓市場充分理解政策意圖，從而正確引導和管理市場預期。

　　理性審慎地推進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

　　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從市場需求和國家戰略的角度看，有必要進一步推進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但在目前國際環境和國內狀況下，進一步開放資本和金融賬戶風險較大，因此，宏觀上應審慎，微觀上應穩健。

　　在當前資本外流和匯率貶值壓力較大的情況下，建議合理和穩妥地設計資本和金融賬戶基本開放的步驟和路徑，采取先試點、再推廣的策略。諸如個人對外實業投資、不動產投資和證券投資等敏感領域的放開，尤其應謹慎。

　　建議進一步依托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制度創新優勢，在區內進行開放創新試點，并對區內與境內境外進行隔離。合理做好征收托賓稅的制度安排，以提高對危機的反應和處置能力。在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進一步推進時，應確保并加強市場干預能力，以有效應對市場發生的動蕩。

　　保持人民幣主要資產價格平穩運行

　　建議對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做好頂層設計。對實施注冊制所需的相關配套制度要有相應的安排，協同推進。事前對注冊制實施可能產生的影響要進行全面、系統地分析、模擬和預判，防止類似熔斷機制的“短命”經歷再次出現。

　　與股市類似，債市的杠桿風險主要來源于場外，建議做好事前排查摸底工作，密切監控，但也不宜立即予以限制，以免造成市場恐慌。對債市風險進行警示，合理引導市場預期。對可能出現的債券違約提前進行預警，提醒投資者做好準備，理性投資。

　　從長期看，還應著力在優化債券發行、改變多頭管理等制度改革上加大力度，做好債券市場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性工作。總之，對這些市場化程度已經很高的金融市場，監管者需要更多地按照市場規律順勢而為、疏堵結合，而不是一味地管制和干預，避免成為市場的對立面。

　　加快綜合金融監管體系建設，盡快提升市場化、綜合化的監管能力

　　建議按照功能監管的思路，將金融監管對象由特定類型的金融機構轉變為特定類型的金融業務，以適應金融不斷創新的需要，把新業務、新產品、新機構及時納入到金融監管體系之中，及時處理和解決監管中發現的問題。

　　建議短期內在現有機制的基礎上，盡快建立統一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實現宏觀調控政策和監管政策的協調，以及監管信息共享，切實加強對系統性風險的評估、分析、識別和防范。應加快步伐研究統一監管體制，以從根本上提升綜合監管能力，有效控制系統性風險的發生。

　　盡快建立系統性金融穩定機制，提高對金融危機的預警、防范和處置能力

　　從戰略高度和國家層面部署和推進金融風險防范工作。建議繼續有效發揮國務院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小組的關鍵作用，促其一定程度的實體化和常態化，賦予其適當的決策權力和管理職能。

　　盡快建立與國際接軌的跨境資金流動統計監測體系，針對性地開展情景分析和壓力測試，以前瞻、透明地監測跨境資本流動。密切跟蹤監測風險狀況，做好風險監測和預警。

　　建立境內外聯動的風險預警機制，與境外主要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監管部門加強協同聯動、信息共享，就離岸市場人民幣匯率、利率、股票、債券等價格異動、資金異常流動等信息及時進行溝通反饋。

　　為穩定市場，境內外監管部門應就聯合干預市場的條件、時機、方式以及成本分攤等事項事先協商確定。建立外匯管理應急機制，提前布局能夠控制資本流動的有效措施，包括臨時征收托賓稅、額度控制以及設置外幣兌換審批程序，一旦出現危機隱患，可以通過提高稅率、收緊額度、延長審批時間等措施控制資本外流。

　　(本文作者介紹：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金融40人論壇成員和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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