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 周其仁

　　如果把整個國民經濟作為一家超級國家公司來處理，那就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經驗。一旦把這么個超級國家公司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唯一形態，誰能隨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義”的大詞匯，碰不得，只好拖來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不久前我問過一個問題，為什么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講起改革來還是頗為沉重？再進一步問，為什么我們這個體制，改起來那么難？這里有不少感慨。不是嗎？中國這個要改革的體制，從1952年國民經濟開始恢復，到1978年，總共也不過就是26年。其實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元素還在，農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勞動者私產的合作社，在理論上還可以退社。農戶自留地的面積蠻大的，此外尚沒有搞政社合一，沒有城鄉戶籍控制，也沒有從這個產業到那個產業，這不準、那不準的那一套。

　　換句話說，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命令體制，應該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間形成的。總計20年時間，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體制。可是要改這套體制呢？從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經35年了，人們還在呼吁改革、討論改革、建言改革。這么一個現象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為什么我們過去形成的那套體制，改起來特別難？

　　現在一個認識是，維系老體制的既得利益太頑固。這個說法當然有道理。改革以來國民經濟壯大了多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壯大了。現在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多少億、多少億實實在在的利益。即得利益很大、很頑固，于是改革就難了。

　　但是，哪個國家在哪個歷史時代都有既得利益問題。一套體制就是一個即得利益格局，從來如此。改革要改游戲規則，也就是要改變經濟競爭的輸贏準則。游戲規則改了，原先的贏家不一定繼續贏，當然不可能高高興興就退出比賽，總還想維系老規則，繼續贏下去。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樣。所以要問的，是中國的既得利益為什么顯得特別嚴重？

　　我的看法，計劃命令體制不是從實踐中自發建立起來的。它是按照一種理論構想、按照一個理想社會的藍圖構造出來的體制。如把整個國民經濟作為一家超級國家公司來處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經驗。發達國家的市場里是出現過一些大公司，但要讓公司大到覆蓋國民經濟，以至于可以消滅全部市場關系、完全靠“看得見之手”來配置一個國家的經濟資源，那還是要差十萬八千里。但是一旦把這么個超級國家公司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唯一形態，誰能隨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義”的大詞匯，碰不得，只好拖來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還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詞匯”的既得利益，才特別頑強，特別難觸動。誰也碰不得，一碰就成了“反社會主義”——50年代的中國還有一個罪名叫“反蘇”——本來是怎樣搞經濟的問題，非常實際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高度依賴經驗和實踐效果。要是意圖老也實現不了，不妨考慮改一改方法吧。但是“大詞匯”當頭，點點滴滴改進的難度驟然變大，一靜一動之間好像都觸犯了制度底線，既得利益就變得很僵硬。

　　推進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經驗的基礎上來，也就是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社會主義的理想要堅持，但究竟怎么在中國一步一步實現，要根據實際情況來決定，也要根據實踐效果來調整。非要人民公社，非要政社合一，非要搞得種田的人吃不飽飯，才叫“社會主義”？久而久之，人民對那套“大詞匯”就不會有信心，也不會有興趣。

　　其實世界上各種經濟體制，互相比賽一件事情，那就是糾錯能力。哪有不出錯的制度？資本主義了不起，《共產黨宣言》說它創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時代的革命性的經濟成就，但為什么老要鬧經濟危機呢？還不是那個體制會出錯？過去以為搞了計劃經濟就可以消除了危機，實際上無論在前蘇聯還是在中國，經濟決策同樣也會出錯，否則為什么隔幾年就來一次“調整”？經驗證明，出錯不可免，問題是糾錯能力強不強。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是個優點，但前提是決策要對。決策錯，又集中，那錯誤也大，且糾錯比較困難。

　　改革無非是系統性地糾錯。這里存在一個悖論：計劃體制本來就是因為糾錯能力不夠強，非積累起很多問題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幟，我們體制的糾錯能力就自動變強了嗎？實踐中還出現了一個新的偏向，千難萬難，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進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經濟成就，有一種輿論就認為我們的體制是全世界最靈光的體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這么難，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國已經建成了新體制，再也無需改革，行不行？想來想去，答案是不行。因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煩在后面。大體有三個層面：

　　第一，不繼續在一些關鍵領域推進改革，不繼續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的改革，不推進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會矛盾會呈現連鎖爆發趨勢。

　　瀏覽最近新聞，劉鐵男案、劉志軍案、東北四天里的三把大火，還有延安城管的暴力執法，看得心情不能不沉重。當然也可以說，這么大個國家，總有負面新聞，也總有偶發因素、純個人的因素。不過個人感受，這些新聞事件還是反映出高速經濟增長的中國社會機體里，帶有令人不安的體制性疾病。中國是比過去富了很多，但富得不很健康，到處可見富態，也可見病態。

　　以高官貪腐案為例，涉案的金錢數目巨大，本身就夠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搶銀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產品。“利用職權”能帶出如此數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現行的職權利用體制存在著巨大的漏洞。僅辦貪官，不改體制，老虎、蒼蠅生生不息，沒完沒了。

　　一個國家糧庫，一次過火面積就是幾萬噸存糧。網上議論，向著“天下糧倉”的方向去破案。究竟如何，要看調查結果，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過以過去的經驗推斷，倉儲存糧數目過于巨大，與價格機制被嚴重干擾總有某種間接的聯系。現在財政對糧食的補貼，到每戶農民頭上的還不算多，但總量已經不小。這對糧食總供求當然有影響。不補貼呢，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煩——是為兩難。出路之一，是適度提高糧食種植經營規模。為此需要進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權、發展農地轉讓權。就是說，需要土地制度方面的進一步改革。延緩地權改革，只靠糧食補貼，財政能力是一個問題，補來的糧食壓庫，社會成本過大，管理負荷過重，怕是過不長久的。

　　還有吉林那把大火，工廠里面工人在干活，但車間門被反鎖，著火了人也跑不出來，活活燒死！經濟發展當然要支持民營經濟，但民營企業也一定要保障工人權益。這些不同權利之間的平衡，不可能僅靠各方自覺就可以自動實現，要有政府來充當履行市場合約的第三方。可是平時管東管西、查這查那的很忙，偏偏人命關天的環節就沒檢查、沒監督。說此案暴露“政府缺位”，總不冤枉吧？問題是缺位了怎么著？用什么機制來監管政府，使之不再缺位呢？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樣野蠻的辦法。眾目睽睽之下，身穿國家制服，跳腳猛踩小商戶的腦袋——這樣的官民關系，離“官逼民反”不很遠就是了。說是“臨時工”所為，可事發整整七天之后，延安城管局長才現身道歉。他到底忙什么去了？官員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如此官制不改，就不怕國將不國嗎？

　　聯系到當下的經濟形勢，總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話說，“上山容易下山難”，就是下坡時容易出問題。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長時被掩蓋，但往下行時，平衡的難度就加大了。所以現在論改革，還不是擺開架式做最優的頂層設計，或慢慢摸到石頭再過河。很多問題久拖不決，正派生出更多的問題。我寫過“接著石頭過河”，就是挑戰一個接一個飛過來，逼你出手招架。這是第一層次。

　　第二個層次，更年輕的人群成為社會的主體，他們對體制、政策以及自己所處環境的評價，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參照系，也有他們對理想社會更高的預期。比如說，對經歷過1959~1961年大饑荒，經歷過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這代人來說，看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的變化，再怎么說也覺得進步巨大。但是，對80后、90后來說，他們的參照系生來就有所不同。他們生活在較開放的中國，對世界的情況有更多的了解，認為這個世界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那樣的，要是不達標，他們就不滿意。

　　現在社會人口的主體，也就是產業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消費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文化活動中最活躍的人口，他們的參照系究竟是什么，他們的預期值又是什么？他們對社會公正、對現代文明的標尺是不是比過去更高了一點，對改革不到位帶來的負面現象覺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國經濟總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為如此，人們對自己國家的期望，就比過去更高。我們不能動不動就講改革前怎么樣，更不能講解放前怎么樣，老靠“憶苦思甜”來維系人們的滿意度。

　　一個國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對自己社會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還要和正在成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過慢，跟不上年輕一代人對社會的期望，也會出問題，也可能讓失望情緒彌漫，那就無從動員一代代人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第三個層面，現在很多制度性的變量改得過慢，老不到位，正在激發越來越多的法外行為、法外現象。現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說一套，本本上說一套，人們實際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內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討生活。

　　看到這類現象，人們習慣于批評中國人有法不依，沒有尊紀守法得好習慣。這個問題存在。但有得情況下，也實在是因為我們不少的法，定的不合理。我舉過一個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機落地時，廣播里一定說請大家不要打開手機。可是前后左右，差不多人人都在開手機。可是搭乘香港國泰或港龍的班機，人家一落地就廣播說現在可以打開手機了。

　　我的問題是，要是落地之后開手機沒啥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讓大家開手機得了？這是說，有的情況下，改一改法或規章，不難做到有法必依。現在不少經濟管制，或曰法規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難執行，弄來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過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車”，為什么？常常是“白車”經營的門檻過高、負擔太重。凡白車服務不到的地方，黑車常常應運而生。再看所謂“小產權”，法律上沒地位，現實中有市場。單單天子腳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業？還有早就過時的人口控制政策，催生了多少“黑戶”？挺大一個小伙子，交談幾句就告訴你他是被罰了幾十萬元才來到這個世界的。他們對我們這個社會，會怎么看？金融改革講“利率市場化”，討論很熱鬧。可走近生活，哪種利率模式現實里沒有哇？所以，法外世界很熱鬧，到處都是“中國式過馬路”。

　　講到這些現象，“小道理”盛行——這個不讓碰，那個不讓改。但似乎忘了一條大道理，那就是要讓絕大多數人的絕大多數行為，在合法的框架里進行。在一個變化很快的社會，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為，把對他人與社會無甚損害的法外活動，盡可能地納入法內框架。否則，越來越多的人另起爐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敗。

　　改革本來就難。站在當下這個時點，改起來更難。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現實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敗或潰敗賽跑，還要和越來越年輕的社會主體的期望值賽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動，吸納到體制里來。在這三個方向上，要是跑不贏，大麻煩在后面。

　　(本文作者介紹：教授、博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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