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 王建

　　如果通過推動城市化，把近9億農村人口的消費水平提高到目前城市人口的水平，中國的消費規模將會增加2.5倍，可保9%以上的增長率繼續20年。當前的生產過剩壓力自然會消除，住宅將變得嚴重供應不足，房地產與銀行間的不良債務循環也可被消除。

這么做中國可保20年9%增長

　　經濟增長率下降中伴隨著的一系列現象，只能說明目前中國的經濟下行，是因為存在著嚴重生產過剩，當次債危機打破了中國的外需引領增長過程，并顯示出危機的長期化的時候，中國必須進行從外需主導增長向內需主導增長的經濟轉軌，而能引領這個轉軌過程的只有城市化。

　　為何城市化才是惟一出路？

　　首先，不要指望外需會再度出現本世紀初到危機爆發前那樣的高增長，下一步能夠看到的，只能是危機的頻繁爆發與長期化。從美國看，雖然2008年-2014年經濟總共增長了8%，股市比2007年峰值高出28%，但直到2014年末，其制造業產出仍比2007年的峰值低14%，所以走的仍是危機前實體經濟停滯而虛擬經濟膨脹的老路，爆發新的危機就在眼前。

　　自危機爆發以來中國的出口就一直在萎縮，新千年以來中國出口的平均年增長率是17.3%，2008年-2013年平均是10.6%，但去年只有6.1%。反映海運需求的BDI指數到今年2月初已跌破600，就是在次債危機爆發后的2008年，BDI指數也沒有跌到過700以下。出現這種情況雖然有油價下跌影響，但也不能排除今年的世界貿易，可能會出現自次債危機以來的新一輪收縮。次債危機爆發后，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一直在跟著凈出口率往下掉，2007年-2013年，中國的凈出口率掉了6.2個百分點，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就從2007年的14.2%掉到7.7%，也是掉了6.5個百分點。由于外需下降又沒有內需接替，過剩的矛盾當然就暴露了出來。

　　其次，在生產過剩的背景下，打開內需的惟一選擇就不會是投資而是消費。雖然有人主張以投資開啟內需，但2009年以來用投資開啟內需的結果，是帶來更嚴重的過剩，因此這種觀點的聲音也不強，雖然政府也在走用基礎設施投資保增長的老路，但也是無奈之舉，因為政府也很清楚，沒有生產的增長，基礎設施投資也走不遠。那么就只剩下消費，又為什么必須用城市化來開啟呢？

　　我們先看城鄉收入差距是怎樣抑制了消費，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是農民的務農收入增長緩慢，抑制了農民消費。長期以來，農民家庭收入的主源是農業，農業收入占農民家庭純收入的比重，新千年之初還占一半以上，但到2012年已下降到39%。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占比下降，不是由于農業生產停滯，也不是由于農產品價格水平提高過慢，因為自2004年以來，中國農業已出現“11連增”，而新千年以來，農業PPI的年均增長率是同期CPI的3倍和工業PPI的5倍。

　　農民務農收入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是農業生產投入增長率顯著超出了產出增長率，2001年-2012年，農業現價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11.3%，這個水平幾乎追上了同期的現價GDP增長率，但同期農業物耗年均增長率高達12.2%，所以同期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年均增長率只有7.9%，是農業物耗的高增長吃掉了務農純收入。

　　中國以7%的世界耕地面積養活了22%的世界人口，在有限的土地上保13億人吃飯，靠增加物質投入保增產是無奈的選擇。顧了保農業投入卻顧不了保農民收入，如果不是農民外出打工收入支持了農村人均收入增長，如果不是2008年農民工資性收入首次超過了務農收入，就不會有2008年以來，農村居民收入增速超過城市居民收入增速的局面出現。

　　農業物耗過高抑制了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背景，還是中國“小農戶+大市場”的格局始終沒有改變。2013年，中國農業的總物耗率為41%，但發達國家的農業物耗率普遍超過50%，而農民收入水平卻普遍高于城市居民，究其原因，還是因為農村人口比重低，因此農村人均擁有的農業資源如耕地等，遠較中國為多。進入新千年以來，由于為保農業產出而不得不連年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致使目前中國主要農產品價格都已顯著高出國際市場水平，如3種主要糧食已平均高出進口價25%-30%，棉花和豬肉更是幾近1倍，這就使以提價保農業增長的路子走到了盡頭，而價格難有提升，農民的農業收入就會進入新一輪停滯，這個收入缺口，恐怕外出務工收入也難以補得上，所以從未來看，中國農村居民的消費，恐怕又會進入一輪新的萎縮期。

　　第二是農民在城市打工掙錢卻不在城市消費，直接壓低了消費率。根據2012年國家統計局的家計調查，當年城市居民消費率是68%，而同期農村居民消費率是55%，二者相差13個百分點。典型調查說明，打工農民的消費率只有40%，打工收入主要是帶回農村。

　　那我們就可以算一筆賬：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目前全國有2.7億農民工，他們的平均工資在月薪3000元左右，而他們在城市的消費率是40%，則每年農民工從城市轉移到農村的現金收入總額應在5.8萬億元左右。再按農村居民消費率55%計算，這近6萬億元中應該有2.6萬億元形成了儲蓄。但是因為2.7億打工農民基本不在農村消費，因此由農民打工收入所形成的儲蓄總金額在3.5萬億元，應該不算高估。

　　新千年以來，消費率從2000年的62.3%掉到2013年的49.8%，其間政府消費率只掉了2.3個百分點，主要是由于居民消費率從46.6%掉到36.2%，掉了10個多百分點。如果是因為打工農民的儲蓄行為壓低了6個百分點的居民消費率，則城市化滯后所導致的消費率下降，就占到了新千年以來消費率下降的六成原因，其他四成應是產權體制改變所導致的收入分配差距原因。

　　從這個角度看，由推動城市化引起的消費率回升，也只會使總儲蓄率從目前的47.8%下降到41.8%，還是很高的水平。我知道有些人反對城市化并不是因為反對轉向內需，而是擔心提高消費會損失了中國的發展后勁，但是宏觀大賬算下來，并不是會因推動城市化而導致儲蓄率下降到可怕的程度，就應該放心了吧？

　　實際上，即便今后把體制因素所造成的消費率降低也解決了，儲蓄率仍會在新千年之始35%的水平，這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已經足夠高了。儲蓄率與消費率都不是越高或者越低越好，而是保持合理比例最好，而衡量合理比例的尺度，就是產能可以充分利用，產品沒有積壓剩余。

　　筆者在2009年就曾指出，“工業化創造供給，城市化創造需求”，就是說只讓9億農民參加城市的工業化建設，卻不讓他們進入城市生活，這實際上是一種儲蓄機制，由此形成的儲蓄在全球化興盛的時候，是中國能夠形成大規模出口的來源，但是當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并且危機被長期化的時候，不轉向由城市化推動的內需擴張過程，中國就沒有了消除過剩的機制，就會走向生產過剩危機。所以推動城市化才是走出低谷的惟一通道。

　　第三是農民社保水平低，收入中就會有一部分轉化成社保儲蓄起來，直接影響了農民消費，這個道理很簡單，就不多說了。

　　最后，我們給中國的城市化來描繪一幅藍圖：

　　首先看看有多少農民應該進城。按照目前的統計，農村戶籍人口有8.9億，但其中有3000萬人已在城市長期生活，所以可按8.6億計算，這與衛計委統計的農村“新農合”人口數也是相符的。

　　如果按日本每個農業勞動力擁有3.2公頃耕地面積計算，中國有3300萬農業勞動力就夠了，如果每個農民家庭有2個勞力，則未來農村人口在7000萬以下就夠了，相應需要遷入城市的農村人口總量就是8億人。如果到2035年中國人口是15億，則屆時的城市化率是95%。在這個水平，無論怎樣衡量中國都已是一個現代化國家了。

　　目前第一產業仍占用了2.4億勞動力，如果在推動大規模城市化的同時，推動農業機械化與農業家庭規模經營，有3300萬勞動力就夠了，就可以解放出2億農村勞動力，中國就不會再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城市工資上升壓力相應就可以減緩了。

　　如果未來20年有8億農民進城，平均每年就需要安排4000萬農民轉為市民，要求城市化率的年均提升速度是5.4%，是目前的5倍。根據有關方面的分析，每個農民轉化為市民，包括居住、社保和城市基礎設施配套，共需25萬元，8億農民進城，20年內總共需要支出200萬億，分解到每年4000萬人進城，就是10萬億元，相當于去年GDP的15%。

　　中國政府目前的負債率還未超30%，提高15個百分點的負債率應該不是難事。此外，如果通過推動城市化，把近9億農村人口的消費水平提高到目前城市人口的水平，中國的消費規模將會增加2.5倍，可保9%以上的增長率繼續20年。當前的生產過剩壓力自然會消除，住宅將變得嚴重供應不足，房地產與銀行間的不良債務循環也可被消除。

　　(首發于國際金融報，有刪減)

　　(本文作者介紹：研究員、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