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羅思義

　　穩定經濟增長是中國2015年和中期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目標。但該目標正遭受威脅，因為未能了解到一個事實，在發達經濟體中，資本投資遠比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更大。中國在制定經濟發展戰略時，需要一個切合時宜的經濟增長分析方法。

　　2014年中國經濟表現(GDP增速達到或略低于7.5%)尚算令人滿意，尤其是在當前非常不利的全球經濟形勢下——日本或歐盟經濟陷入停滯或衰退、美國經濟增速低于歷史平均水平、數個主要發展中國家增長放緩。而公認的觀點認為，中國面臨的短期風險是可能出現的經濟增長嚴重下行，這也是中國必須要避免的——正如近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的那樣，要努力保持經濟穩定增長。

　　但最根本的危險來在于，中國在制定經濟決策時，所采用的是過時的經濟增長分析方法，它不僅會影響眼前的形勢，而且還會影響下一階段的整體經濟發展。錯誤的經濟分析方法會引導中國全盤走錯方向，導致各種決策失真。因此，有必要弄清經濟增長的關鍵問題和其對中國經濟戰略的影響。下文將首先陳述事實，然后對實際政策的重要性作出分析。

　　圖1所示的是1990-2010年間發達經濟體(中國希望成為的類型)經濟增長來源年均增長率。該圖使用的是得到經合組織等國際統計機構正式認可的最現代的計量經濟學測算方法。

　　圖2所示的則是1990-2010年間經濟增長來源對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清楚地反映了資本投資、勞動力投入和全要素生產率(TFP)對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貢獻大小。

　　可以看出，發達經濟體絕大部分增長( 57%)來自于資本投資。 

　　勞動力投入是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的第二重要來源，貢獻率為32%。勞動力投入又劃分為增加勞動時間(貢獻率為19%)和改善勞動力質量——改善教育、技能培訓等(貢獻率為13%)。 

　　發達經濟體僅11%的經濟增長來自于全要素生產率。

　　事實上，“資本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這一結論不僅適用于發達經濟體，而且適用于所有經濟體。姜明武最近對所有國家數據進行全面研究后發現：“這種靠密集的資本投資拉動經濟快速增長的模式已經過時間檢驗，且對于不同規模、地點和發展水平的經濟體都屢試不爽。”

　　事實上，如果發達經濟體主要依賴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來發展經濟，那么其經濟發展速度一定慢如蝸牛——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太小，無法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關鍵引擎。以1990-2010年間發達經濟體最全面的增長核算數據來看，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長率僅為0.2%。相比之下，勞動力投入年均增長率為0.7%，資本投入則為1.3%。

　　1990-2010年間，主要發達經濟體G7中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率最高的國家是德國，為0.8%，美國則僅為0.54%。因此，如果美國經濟的絕大部分增長是來自于全要素生產率的話，那么美國經濟最高增速將僅為1.08%——其實際增長率為2.4%。

　　此外，經濟越發達的經濟體，其經濟增長會越依賴資本投入。與此同時，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會下降。從下表可以看出：    

　　資本投資對非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的貢獻率為50%； 

　　資本投資對最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5%；     

　　資本投資對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7%

　　相比之下，全要素生產率對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18-22%，對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11%。

　　亞當-斯密、馬克思及包括凱恩斯在內的重要經濟學家所做的“經濟越發達的經濟體，資本投資對其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越大”理論預測，被現代統計研究全面證實。這意味著，當中國越發達時，其經濟將越多依賴資本積累，越少依賴全要素生產率。

　　更確切地說，投資對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全要素生產率的五倍。按這個比例計算，如果投資率下降1% ，要維持同樣的經濟增速，全要素生產率就得增長5%來彌補。同樣地，投資率增長1%，相當于是全要素生產率增長5倍的效果。因此，投資，而非全要素生產率，是拉動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

　　但既然這些都是事實，為什么中國某些人仍然熱衷于推銷“全要素生產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的錯誤觀念呢？原因是，他們仍在使用至少已過時20年、早已被國際統計機構棄用的經濟增長測算方法，因此，有必要概述過去數十年來經濟增長原因測算方法的變化歷史。

　　經濟增長原因測算方法，術語稱為“增長核算方法”，是由羅伯特-索洛于20世紀50年代發明的。然而，索洛犯了兩個錯誤，后來這兩個錯誤被其他經濟學家糾正了。而這和分析經濟增長以及制定經濟增長的政策有關，中國需要的也正是這些。

　　索洛的分析沒有包括”中間產品“，一個行業轉移到另一個行業時未完成的投入(例如汽車行業之中的鋼材)；

　　目前討論的關鍵問題是，索洛的計算沒有將投資和勞動力質量改善因素考慮在內。這導致他得出了“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來自生產率提高”的錯誤結論——這樣的錯誤在中國的一些討論當中反復地出現。這一錯誤后來被其他經濟學家糾正，美國、聯合國[微博]和經合組織隨即正式宣布采用正確的增長核算方法——分析見下文。

　　一旦第二個錯誤被糾正，就很容易得出“資本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全要素生產率發揮的作用相對較小”的結論。事實上，這一領域的首要統計權威、哈佛大學教授喬根森運用現代統計方法證實這一結論不僅適用于美國，而且也適用于其他國家：

　　“格里利切斯和我的研究反映了資本和勞動投入的質量變化，這種變化說明，‘索洛殘差(全要素生產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動力’是錯誤的。根據我們的計算，在1945-1965年間，資本和勞動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85%，生產率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僅為15%。”

　　喬根森還簡要概述了過去三十年經濟增長的官方測算方法自從發現索洛計算方法錯誤后而發生的變化：

　　傳統(源于索洛)的生產率測算框架的終結，始自于艾伯特-里斯(Albert Rees)主持的國家研究委員會生產率統計審查小組。里斯1979年所作的《生產率的測算和解釋》報告成為了新的官方生產率統計測算框架的基礎……

　　美國勞工統計局(BLS)框架納入資本投入不變質量指數，取代了庫茲涅茨(Kuznets)和索洛傳統框架的兩項指標。

　　美國勞工統計局官方所做的多因素生產率計算結果，推翻了阿布拉莫維茨(Abramovitz)和肯德里克( Kendrick)以及庫茲涅茨和索洛等人的研究結果……

　　我1987年與戈洛普和弗勞梅尼合著的書里論述的增長核算方法，以及美國勞工統計局1994年發布的多因素生產率官方統計數據，現已被公認為國際標準。經合組織編寫的概述生產率測算新框架的《生產率測算手冊》(Measuring Productivity)業已出版。

　　經濟增長及其決定要素的計算方法變化，獲得了世界最重要的統計機構的正式認可，這也印證了“資本投資對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遠比全要素生產率重要”的研究結果。因此，中國有些人仍在使用已被棄用的經濟增長測量方法 ，以及錯誤地宣稱“全要素生產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正確的經濟測算方法已顯示這是錯誤的)令人驚訝，也正在損害中國經濟。

　　發展中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遠快于發達國家的原因也很好理解了。這是“后發優勢”——發展中國家可以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管理方式，而不向他們支付研發成本。當一個經濟體越發達，就越接近技術前沿，生產率提高成本就會增加，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則會放緩。因此，當中國成為更發達經濟體時，全要素生產率對其經濟增長的作用就會減少，資本投資發揮的作用將越大。

　　事實上，“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主要通過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拉動”的想法更是大錯特錯，因為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對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很小，僅為11%。研究發現，發達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沒有明顯的相關性——即使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相對較高，這并不意味著產生較高經濟增長率的結果。

　　這不同于資本投資和勞動力投入增長率，兩者均顯示與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有顯著的正向相關關系 。正如圖表上的精確數字顯示： 

　　發達經濟體資本投資增長率和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為0.64 ——相關性較強； 

　　發達經濟體勞動力投入增長率和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為 0.66 ——正相關性也較強；    

　　發達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和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為0.01 ——基本上相當于零相關性。

　　因此，資本投資增加和勞動力投入增加可以有效地預期到經濟增長率也將會提高。然而，沒有理由認為，發達經濟全要素生產率快速提高就會實現經濟高速增長。

　　這樣的結果對中國經濟戰略而言具有顯而易見和深遠的意義。下列結論是考慮到中國特有的經濟特點而得出： 

　　因為中國正邁向發達經濟體，其經濟增長將更依賴資本投資，而非更少。因此，維持較高水平的資本投資對實現中國經濟發展目標就尤為重要；   

　　由于中國存在勞動年齡人口不再增長的事實，工作勞動時間不可能出現顯著增長，事實上，總體的工作時間可能會下降。因為預期壽命增加，退體年齡將會有所提高，但在勞動年齡人口開始顯著下降前，這至少將會被諸如受教育時間增加、休閑時間增加等其他因素抵消。因此，勞動力投入的增長或穩定將不得不依靠提高勞動力素質(改善教育和技能)來實現。  

　　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對中國經濟增長發揮的作用將會下降的事實，并不是要忽視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潛力或者放任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進一步放緩。但這意味著，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會較小。

　　下面運用更精確的政策術語來解釋這些問題： 

　　高投資率需要高儲蓄率融資。有三種可能的來源增加儲蓄——降低政府負儲蓄，提高居民儲蓄或企業儲蓄。降低政府負儲蓄，即削減預算赤字，不太可能通削減政府的戰略性支出來實現，例如養老金等社會保障領域已備受壓力。

　　恰恰相反，需要增加稅收減少赤字，然而出于社會穩定的考慮，增稅對象就必須聚集在較高收入的人群身上。提高利潤占GDP比重需要工資增速略慢于GDP增速——但就維持生活水平來說，工資增速的下降可以通過經濟整體快速增長得到彌補。 提高居民收入中儲蓄比重的政策，對于幾乎所有國家來說，切實執行都存在一定難度。除了放棄促進消費的錯誤嘗試外，幾乎沒有更有效的措施能提高居民儲蓄率了。 

　　勞動力投入現狀受到中國人口政策的限制。由于沒有其它措施可以實施，就長期來說，改善勞動力質量以增加勞動力供給的方式將至關重要——這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源到培訓和教育領域。這反過來將需要政府支出增速快于GDP增速，就如其他快速發展的亞洲經濟體一樣。  

　　維持全要素生產率的方法，例如在競爭激烈的時候，可以通過在調控領域中降低行政管理程度，得到維持。但這不會產生大的效果，因為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太小，不足以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邁向發達經濟體

　　最后，更重要的一點是要知道，全要素增長率可以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的錯誤戰略將會帶來什么樣的嚴重后果。目前情況下，采用這樣的錯誤戰略就短期而言，中國宏觀經濟和其經濟調控杠桿足夠強大，不會產生重大危機——所有的“中國崩潰論”不過是中國的敵人一廂情愿的想法。

　　但是有可能發生的是，中國經濟不能實現其最大潛在增長率，生活水平增速和國家實力上升的趨勢隨之放緩。出于實用主義，即使不是很奏效，刺激經濟政策的政策還是會周期性的推出，但只要還是在錯誤的總體戰略下，這些努力還是不能夠阻止經濟持續放緩的。相反，經濟發展會面臨不穩定的結果。

　　當所有努力勉為其難地使向提高作為經濟主要驅動力的全要素生產率時，經濟會顯著放緩。這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努力也會夾雜著出于實用主義和非戰略性考慮的投資增加，而后者才是控制經濟放緩的唯一有效手段。因此，經濟效率將會下降，經濟增速會變得不穩定和變緩。

　　但是錯誤的經濟戰略累積造成的后果將非常嚴重：  

　　中國的下一個發展目標，是成為國際標準的高收入經濟體。如果中國經濟繼續保持7%或以上的增速，中國應可在本世紀20年代初實現這一目標。但如果中國經濟放緩，中國將需要花更長時間才能成為高收入經濟體。

　　國際經驗顯示，消費增長的80%來源于GDP增長，因此一旦經濟放緩，中國中長期的消費增速也將會放緩；    

　　因為預期壽命以及社會和個人的其他福利指標都與人均GDP存在密切的相關性，中國民眾生活質量增速將會更慢； 

　　經濟增速放緩將會妨礙中國建設面對國際挑戰的國防能力；   

　　中國對于其他國家的吸引力將會降低，削弱中國的外交地位。

　　如果以上任一種結果或者所有這些趨勢都發生，社會內部緊張局勢可能會上升。

　　因此，中國采用過時的經濟增長來源的分析方法，等于是在使用錯誤的導航設備，這將威脅其經濟發展。也許用下面的說法來解釋更恰當。英國流傳著一種說法，議會擬通過一項法律，稱男人就是女人——但即使這樣的法律真通過，也改變不了男人不能生孩子的事實。同樣地，如果企圖讓“中國通過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實現經濟高速增長”，根據上文概述的原因，經濟不會增長。

　　所以，中國經濟要持續發展，中國需要一個當前最先進的經濟分析方法，它會顯示資本投資，而非全要素生產率，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這不僅適用于發達經濟體，而且也適用發展中經濟體。這對中國的經濟穩定和發展至關重要。

　　(本文作者介紹：前英國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署長，現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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