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認為自由秩序這個詞里面有非常鮮明的西方中心的視角，西方人在國際秩序表述中，一說起中國，明顯帶有一種語境，“你是不是要挑戰、要推翻現有秩序？”他們認為這個自由的秩序是在美國及其盟友為主導所建構起來的一套所謂的規范和規則運行下的秩序。這樣他們看中國的時候，就帶有一種傲慢的心態：“你必須表現很好，這樣才能獲得資格參與到現有國際秩序當中”。

附嘉賓發言全文

自由秩序這個詞實際上是西方學術界和政策界描述現存國際秩序時經常所用到的一個詞，這個詞實際上也是西方現代霸權很重要的元素和基礎。顯然自由秩序這個詞里面有非常鮮明的西方中心的視角。??

上個月，盤古智庫代表中國智庫參加慕尼黑安全會議。當時我在會議上提了這樣一個問題：這兩天我在慕尼黑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不少西方朋友提這樣的問題，中國是不是要挑戰現存的國際秩序，而且問這個問題時帶著某種焦慮。事實上，當他們談起國際秩序的時候，帶著西方中心的視角，仿佛他們擁有對現存國際秩序的“產權”。西方人在國際秩序表述中，一說起中國，明顯帶有一種語境，“你是不是要挑戰、要推翻現有秩序？”他們認為這個自由的秩序是在美國及其盟友為主導所建構起來的一套所謂的規范和規則運行下的秩序。這樣他們看中國的時候，就帶有一種傲慢的心態：“你必須表現很好，這樣才能獲得資格參與到現有國際秩序當中”。顯然，這樣的心態本身就有一種荒謬性。我曾經打過一個比方，好比量子物理一樣，中國到底在不在現存的國際秩序當中？既在又不在。我們當然是在現存秩序中，但是自由秩序的敘事認為從合法性角度上講中國不是。因此，當西方決策者、學者用自由秩序這樣一個概念描述現存的國際秩序時顯然帶有很大的局限性。???

這次在慕安會上感受到我們處在深刻變化的歷史時刻，美國從烏克蘭危機到敘利亞危機掌握世界局勢的能力在下降，與此同時我們不得不看到這個世界對于所謂美國領導的依賴還很明顯。譬如，美國國務卿克里做了一個演講，他的講話其實沒有什么內容，虛大于實，但還是引起很大的反響，這說明“多極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要實現真正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另一個感觸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望在升高，包括在會上，新加坡國防部長還有很多美國嘉賓公開承認中國事實上已經成為全球大國，而且認為中國在國際經濟、金融治理方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議，只不過在安全事務方面似乎還不太盡如人意。因此，客觀來講，無論從觀念到能力，中國離真正的全球領導型大國還有一定的距離。我們已經是國際秩序變革，乃至重塑國際秩序的非常重要的推動力量，當然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最后，對智庫而言恐怕要加強基礎研究，特別是國別和地區研究、以及對全球治理等問題領域方面的研究。我們如果要開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不僅要講好中國故事，同時要發出中國的聲音，講清中國立場，提出中國的方案，一步步實現國際話語突破，這是中國參與國際秩序變革中非常需要做的一件工作。

我研究冷戰時期的中美關系，發現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在當時冷戰大背景下，中國實際上是不承認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這當然背后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意識形態，反美帝國主義，后來變成同時反修。從戰略目標設定來看，把那時候和現在對比，現在中國整體對外戰略目標，或者說對國際秩序戰略設定上面，其實是比較內斂，或者是內向的。為什么直到1972年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才實現中美關系的緩和？從國際關系均勢理論角度來說，當上世紀60年初中蘇開始出現分裂的時候，中美就應該走在一起，但實際上一直拖了10幾年，我研究發現恰恰是因為中美當時在國際體系當中相互位置的認識產生了矛盾，我把它稱為“偏好困局”。中國不承認美國主導的西方國際秩序，而美國反過來也不承認中國的大國地位，它甚至連外交上都不愿意承認中國。這樣的戰略目標對雙方來講都超過了其力量的界限。無論中國還是美國到后來都發現這樣的目標是不合理的，所以才有尼克松最終承認中國是世界五大力量中心之一，而中國也意識到沒有能力挑戰美國。??

我之所以花時間講這段歷史，是想說明，我們如果看待今天的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系，60年代也有中國崛起問題，只不過那時候崛起主要是政治層面，一部分軍事上面，特別是中國擁有核武器之后實現戰略和政治地位的提高，但是從經濟實力來看并不匹配。???

我們研究那段歷史得出一個重要教訓，即無論對中國還是美國，戰略目標上一定要最后回歸理性，在這點上我非常贊同王帆老師的觀點。現在中美兩國最根本的問題之一，是需要戰略的自我克制，需要對自身力量的自我約束，還有戰略目標設定上的自我約束，這是很難的。我認為戰略約束、自我約束是國際政治中稀缺的美德。但中國和美國都要意識到這一點，做到這點對雙方都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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