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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趙穗生：中美關起門來平心靜氣，將越來越以平等地位交往
兩國在發展模式和經濟制度方面會展開激烈競爭，但競爭不意味不能合作，大國利益總是有很多重合，因為有國際義務
圖/中新
文｜《財經》記者 王曉楓
編輯｜郝洲
北京時間3月20日，中美高層戰略對話在美國阿拉斯加結束，這場對話給外界留下深刻印象，既有開場過程中的激烈交鋒，也有會晤結束后所形成的務實結果，以及就廣泛議題進行坦誠深入磋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會后接受采訪時表示，雖然雙方在一些問題上仍存在重要分歧，但這次對話是有益的，有利于增進相互了解。中國將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希望雙方在各個領域加強溝通、交流和對話。雙方應按照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原則處理中美關系，使中美關系沿健康、穩定軌道向前發展。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采訪中也表示，美方在此次對話中實現了既定目標，有機會向中國闡明自己的優先事項和意圖，并聽取中方優先事項和意圖。正如沙利文所說，來的時候看得很清楚，走的時候也看得很清楚。
丹佛大學約瑟夫·科貝爾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趙穗生認為，此次中美高層會晤達到預期效果。他對《財經》記者解釋說，在外界看來雙方很難談得到一起的背景下，能夠舉行兩天會談本身就是一個成功。這讓雙方從戰略層面上，對彼此觀點、利益訴求和預期能有一個非常直觀的接觸。特別是美國尚在評估對華政策，這更凸顯本次對話重要性。
并非一些美國政客所鼓吹的對話無用論，此次兩國對話產生了一些看得見的積極結果。例如，雙方均致力于加強在氣候變化領域對話合作，雙方將建立中美氣候變化聯合工作組。雙方探討了為各自外交領事人員接種新冠疫苗作出對等安排，雙方將本著對等互惠的精神就便利彼此外交領事機構和人員活動以及媒體記者相關問題進行商談，雙方還討論了根據疫情形勢調整相關旅行和簽證政策并逐步推動中美人員往來正常化事宜。
雖然尚未有明確的后續會議時間，但兩國都不同程度表達愿意繼續對話的意愿。央視新聞報道中指出，雙方同意按照兩國元首2月11日通話精神，保持對話溝通，開展互利合作，防止誤解誤判，避免沖突對抗。白宮副新聞秘書卡琳·簡-皮埃爾（Karine Jean-Pierre）也表示，美方將會繼續以外交方式推進，將繼續舉行這種各個層級的對話。
趙穗生認為，此次會晤后，兩國對話意愿加強。在他看來，中美兩個如此大國，怎么可能不進行對話溝通，管控分歧。基于這個目的，應該盡快恢復中美已有的功能性對話機制，以更好地解決中美之間存在的問題，因為這些機制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而存在的。
在取得成果的同時，中美兩國高層也坦承在一些議題上尚存諸多分歧，這在開場激烈交鋒中就充分體現。但趙穗生并不認為這種激烈交鋒就意味著中美之間的分歧無解。趙穗生在采訪中解讀了美方就這些敏感議題觀點的背后邏輯，理解這種邏輯，會更有助于管控分歧以及更有針對性地制定打交道方式。趙穗生強調，這些分歧議題一直存在，但不會造成兩國沖突對抗，例如，美國不會在臺灣問題上挑戰中國底線，在香港問題上，美國也會最終回到現實上來認識問題的復雜性。
對于未來中美關系展望，趙穗生認為，競爭會大于合作，要盡快恢復對話機制，避免讓競爭滑向對抗。在這個過程中，中美關系將從新起點出發，這個新起點就是中美實力對比發生變化，彼此都要清晰認識自身實力，然后據此制定務實政策。
圖：趙穗生
《財經》：你認為本次中美高層戰略對話是否達到預期？
趙穗生：我認為達到預期效果，因為會晤前彼此預期都不高，雙方在會晤前都做了一些想占據制高點的舉動，以強化己方觀點和地位，讓人感覺雙方很難談到一起去，也談不上任何妥協，但是在這種背景下，雙方能夠舉行兩天會談本身就是一個成功。
此次見面的目的并不是要一下子解決分歧，而是要各自了解分歧焦點、對方關切、對方觀點以及這些觀點為何對對方來說這么重要，當然還有各自對對方抱持的預期。最后一個非常重要，因為近年來中美關系發生翻天覆地變化，不僅是競爭關系和各種競爭議題越來越大，最大的變化就是中美之間力量對比變化，力量對比變化會產生預期不同和變化，這次會議讓彼此看到了中美在力量對比變化下產生的各自預期。我常和美國同事說，拜登總統雖然說美國回來了，但是回到一個不同的世界上，這個世界和四年前完全不一樣，美國要重新認識這個世界，包括認識與中國的關系。
從美國觀點來看，此次會晤召開時機非常重要，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還沒有成型，還在探索過程中，特別是國防部對中國的評估即將有結果。不僅如此，拜登政府班子中的各部門也要協調，布林肯和沙利文雖然都是拜登心腹，也要逐漸有個適應期。正是因為美國尚在對華政策制定過程中，貿易談判等具體問題都還沒有任何行動，所以表達的議題大都集中在新疆、香港議題上，因為這些話題備受全球矚目。
在如此關鍵時刻雙方能有這樣一個兩天會談這很重要。美方還是愿意解決問題的，布林肯提出三點很重，能合作的地方合作，該競爭的地方競爭，對抗的地方會對抗，競爭、合作、對抗是美國對華政策三個選項，沒有一個選項不存在（take off the table），在這種對策框架下了解中方想法，直接向中方表達他們的一個“不成熟”的觀點。我個人認為，美國對華政策還真是不成熟，特朗普政府時代是東一榔頭西一棒子，政策一直在行動中，今天這樣明天那樣，不知所措，拜登政府則希望形成比較成熟對華政策，然后按照這個框架進行行動，這與特朗普不一樣。
《財經》：拜登政府是否會根據此次會談調整其對華政策評估？
趙穗生：整體說應該不會，拜登的對華政策評估主要在戰略層面提出政策對策，但是在具體問題上這次會談的觀點和形式會影響他們與中國同事打交道的方式。
《財經》：中美兩國媒體都聚焦在會議第一天公開環節中兩國代表激烈交鋒，你認為這種對抗場面是否意味中美之間分歧不可調和？
趙穗生：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以美國現在的國內環境，要是不說幾句硬話根本不可能過關。在公開場合唇槍舌劍，關起門來還是會平心靜氣，畢竟參與會談的是老資格外交官，從之后的雙方聲明表態中看就可以知道談了很多內容。他們心里明白要把中美之間的對抗控制在可管控范圍內。在這個新的基礎上，雙方對彼此政策都作出現實的評估，再據此采取行動，這是很好的一個機會。
《財經》：所以你不認為這種低預期和激烈交鋒意味著中美之間分歧不可調和？
趙穗生：開場交鋒激烈，布林肯和沙利文在各自講話中強調要建立聯盟關系，對他們所認為的“中國不符合現存國際規則和美國價值觀的做法”提出美方看法，這在外交場合是正常的，美方還是理智的，但這些會讓中方聽起來刺耳。
預期很低是因為特朗普這四年對中美關系造成傷害太大，但低預期并不意味著中美之間分歧和矛盾一定不可調和，包括貿易問題、臺灣問題、香港問題、新疆問題，我認為雙方都必須回到現實和事實的基礎上控制分歧。
在貿易議題上，我們已經看到關稅顯然不起作用，雙方最終要在多邊框架下，通過彼此妥協，解決貿易爭端。
在臺灣問題上，我更是認為美國不會挑戰中國的底線，這是這么多年來的慣例。即便特朗普政府已經走得很遠了，最終還是沒挑戰中國底線，拜登絕對不會比特朗普走得還遠。但拜登也不得不說這個話題，特別是考慮到臺灣地區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現，但拜登沒在臺灣問題上采取任何實質行動。
在香港問題上，在美國看來，“中國違反中英雙方的國際條約”。其實，符合利益的國際公約就用，不符合就不用，這是大國慣常做法，大家都理解，美國在這一方面比中國走的還遠。中國會批評美國一些做法，美國也會就這樣的議題批評中國。但以我在美國這么多年的感受，我認為美國人最終會務實，會回到其現實能力中，就像歷史上美國最終承認越戰失敗，向中國伸出橄欖枝以解決越戰問題。
在新疆問題上，“種族滅絕”的說法顯然站不住腳，但是面對特朗普留下的惡劣政治環境以及美國輿論的大量報道，美國暫時不會退讓，中國方面可以邀請他們來新疆看看現實。
綜上所述，這些分歧雖然會繼續存在，因為彼此價值觀不同，但不會因此導致兩國全面沖突對抗，就像拜登政府所言的該對抗對抗，該合作合作，當然他們現在不能提該妥協妥協。
《財經》：就像你所提及的如今美國輿論環境讓美國外交官必須做出強硬表態，你認為是輿論讓他們“言不由衷”，還是他們希望通過借助國內輿論來實現施壓目的？
趙穗生：雖然美國民意對他們會有影響，但作為政客更重要的是引導民意。在美國當今政治潮流下，拜登政府不完全是言不由衷，因為他們有自己的價值判斷。但我不認為他們想借助美國輿論實現某種目的，因為輿論對他們壓力很大，他們雖然一定程度上同意這樣的輿論，但同時希望能引導輿論，只是目前非常困難。
在現今這種環境下，拜登團隊即使對中國有一定了解，他們也需要重新認識中國，希望某種程度上能塑造美國民意。他們不是想利用民意推波助瀾，他們的判斷大多是基于和盟友溝通后的判斷，正如布林肯在開場白中提及接觸很多國家相關官員，他們除了談及聯盟關系，這些國家關切最多的還是中國，因為中國崛起是在21世紀讓全世界都要適應和重新認識的重要議題。
《財經》：此次會談后雙方并未明確表態何時繼續進行對話，被特朗普政府暫停的中美一系列對話機制是否有機會重啟？
趙穗生：美方對何時延續這樣的對話沒有表態，正如我上述所言，這恰恰說明美國正在審視評估其對華政策。在這個情況下，從戰略層面上，彼此對對方觀點、利益訴求和預期能有一個非常直觀接觸，這就是一個成功。
因此，我認為這次會晤加強雙方交流意愿，中美兩個大國，不對話可能嗎？特朗普任期最后兩年，中美對話機制幾乎全部中斷，只留了貿易談判這么一個。斷絕對話絕對不是拜登風格，但他的對華政策還在形成過程中，因此也沒法現在就表態，對華政策還在跨部門評估中，連駐華大使都還沒任命，一切都還在過程中。
中美之間原本有100多個對話機制，功能性對話機制都會逐步恢復，例如美國國務院和中國外交部，以及軍事和商貿領域對話機制等等。中美在對話中預期很不相同，中方希望先有個大的原則性合作框架，例如，新型大國關系、戰略對話，不沖突不對抗等等。美國則是問題導向，他們認為要解決沖突問題，不談問題怎么談合作原則。這些功能性對話機制就是為解決這些問題而存在的，恢復這種對話機制是當務之急，但無法一蹴而就。中國在這方面有意愿，但美國還沒搞清楚怎么做，再加上美國政府當務之急是緩解國內疫情提振國內經濟。
《財經》：但美國國內一些政客認為，對話必須有結果，沒結果還不如不對話，也就是所謂的“對話無用論”，這種論調將如何傷害中美關系？
趙穗生：此次對話有具體結果，可以從兩國各自聲明和表態中看出。當然我們希望對話是結果導向，但過去四年特朗普政府傷害太大，而且中國崛起帶來的心態變化導致雙邊關系的變化，雙方都要適應，所以對話本身就是結果。如果斷絕了對話會有非常可怕的后果，那就不是唇槍舌劍了，而是用行動傷害彼此，例如，特朗普政府時期抓間諜等舉動，這荒唐至極。
《財經》：此次會晤積極成果之一就是中美將建立氣候變化合作聯合工作組，你認為氣候變化合作能像王毅外長所言給中美關系帶來積極的“氣候變化”？
趙穗生：完全可能，（王毅外長表態）這是一種很積極的態度，比較務實。氣候變化是拜登政府最重要議題之一，他在國內政策上主推新能源，遇到很大阻力，也是為了氣候變化議題，如果美國能夠與中國合作，包括在新能源汽車和能源技術發展領域，這對拜登很重要。
《財經》：有美國媒體報道，借助氣候變化合作，兩國元首可能在4月22日“世界地球日”進行視頻峰會，雖然雙方對此尚無表態，你認為是否存在這種可能性？
趙穗生：有這種可能，就像兩國元首在中國新年通話，拜登認為與中國打交道，與高層接觸很重要，需要找到合適的機會，因此不能排除這個可能性。
《財經》：除了氣候變化，會晤中兩國還就便利彼此外交領事機構和人員活動以及媒體記者相關問題進行商談，還探討根據疫情形勢調整相關旅行和簽證政策并逐步推動中美人員往來正常化事宜，這些問題近期會得到改善嗎？
趙穗生：媒體記者、領事待遇和旅行簽證正常化這些都是技術性問題。拜登政府在國際交流議題上比特朗普政府開放和自由化，這些問題不會糾結，例如，不會拿留學生開刀。
《財經》：布林肯用競爭、合作、對抗定義中美關系，當下中美關系是合作大于競爭還是競爭大于合作？如果是競爭大于合作，是否會因為競爭過多而滑入對抗？在這個過程中該如何管控分歧？
趙穗生：我認為是競爭大于合作，奧巴馬政府之前是合作大于競爭。中國經過多年發展，已經開始平視美國，甚至網民都開始俯視美國，在這種情況下，不只是心態，在軍事和經濟利益競爭上也如此。在軍事上，中國在南海、東海等問題上嘗試突破美國在第一島鏈的包圍網。在經濟上，原來中國主打低端制造業，但現在已經要自主創新，成為科技強國，這顯然與美國是有利益沖突的。美國曾認為自己是世界民主制度燈塔， 但如今逐漸暗淡，中國模式雖被西方批評為“威權制度”，但國內支持率很高且有一定國際信譽，所以競爭會成為主導，因此兩國在發展模式和經濟制度方面會展開激烈競爭。
然而，競爭不意味不能合作，大國利益總是有很多重合，因為有國際義務，從氣候變化到抗疫，到打擊國際犯罪，有很多很多合作空間。再加上兩國都依賴出口，因此貿易依存度也比較高，特朗普如此行事都無法實現中美脫鉤，因此兩國一定會合作。為了避免滑向對抗，就要建立危機管理機制，就像美蘇冷戰，雖然劍拔弩張，但游戲規則很清楚，包括武器控制、必要交流、對彼此的軍事偵查，因此要預防擦槍走火，設立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的規則。兩國政治家絕不會有意發動戰爭，但就怕擦槍走火，這就要恢復那些停掉的對話機制。
《財經》：很多觀點認為這次會晤將為中美關系定義新起點，這是一種怎樣的新起點？
趙穗生：中美關系回不到從前，絕對會是新起點，是中美越來越在平等地位上進行交往的新起點，要相互適應，彼此都不要走太遠，美國絕對不是二戰后占全球GDP一半那種地位，中國也不要超越自身國力。彼此都要在清晰認識自己實力同時，定義彼此交往的關系。
責任編輯：陳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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