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海洲

　　自1999年7月中國證監會頒布的《關于進一步完善股票發行方式的通知》首次引入戰略投資者制度以來，首鋼股份成為國內首家引入戰略投資者的上市公司。雖然隨后的日子里，戰略投資者演化成侵占掠奪公眾投資者利益的“占掠投機者”，但那些總股本在4億股以上的公司在IPO時始終忘不了給戰略投資者給一個重要位置，甚至總股本沒達到4億股的公司，在IPO時也出現了戰略投資者的身影。

　　不過，這種在新股首發時引入戰略投資者的做法，在去年6月中國遠洋發行后，從去年6月底7月初發行的西部礦業開始便宣告停止了。從西部礦業、南京銀行、寧波銀行、北京銀行到中石油、中國中鐵、中海集運，其新股首發過程中都沒有了戰略投資者的身影。也就是說，實行了8年的戰略投資者制度被叫停了。而據知情人士透露，戰略投資者的叫停，管理層并沒有下發文件，而是“以窗口指導的形式施加影響的”。換一句話來說，戰略投資者制度是暗中被叫停的。

　　這種暗中叫停戰略投資者的做法，給市場一種不倫不類的感覺。偷偷摸摸的，好象是在做什么見不得人的事情似的。其實，作為管理層來說，大可不必如此暗中進行，而改為公開叫停戰略投資者。

　　應該承認，在新股發行中引入戰略投資者的做法，對于推動新股發行確實起到過積極的作用。因為在1999年之前的時候，由于滬深股市的容量有限，加上投資者在投資理念上喜好小盤股而拒絕大盤股，所以，每逢大盤股發行時，往往會給股市帶來較大的震蕩。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管理層在新股發行過程中引入了戰略投資者的做法，此舉對于大盤股的順利發行，對于穩定股市，確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但戰略投資者的負面作用同樣也是很明顯的。由于中國股市特有的新股不敗神話，新股上市后往往會受到市場的炒作。特別是由于最近幾年來機構投資者的發展壯大，大盤股同樣也成了市場炒作的對象。并由此造成了股票一級市場的發行價格與二級市場上的價格存在巨大的差價。如此一來，持有一級市場股票的投資者在二級市場上是穩賺不虧。因此，引入戰略投資者，實際上變成了向戰略投資者的利益輸送。并且，戰略投資者在占據了新股發行的額度后，又使得公眾投資者的中簽機會大大降低，因而又損害了公眾投資者的利益。

　　而且，正是由于戰略投資者能夠拿到低價新股，投資上穩賺不虧，從而又導致了尋租現象的出現。不僅一些大企業大機構，動用各種關系與手段游說發行人，以獲得戰略投資者的身份，因此而出現尋租現象；而且在這一制度下，甚至出現了專門提供戰略投資機會的“中介機構”。這些掮客能夠從發行人或戰略投資者手中直接拿到新股，然后再將新股份額轉給其他投資者(如私募基金等)。疏通“關系”的掮客們會從中獲得不菲的中介費，而這些中介費又有一部分比例劃轉給起到關鍵作用的個人，尋租由此產生。

　　正是基于戰略投資者制度所引發的利益輸送行為以及尋租現象，因此，叫停戰略投資者制度是很有必要的。那么，為什么在這個問題上，管理層采取的只是“暗中叫停”而不是公開叫停戰略投資者呢？這顯然反映了管理層的一番苦心，那就是擔心股市走熊，萬一再出現新股發行不出去的情況時怎么辦？因此，只要沒有公開叫停戰略投資者制度，屆時再允許向戰略投資者定向配售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但管理層的這份擔心顯然只是一種多余。因為目前的股市已較七、八年前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是機構投資者有了飛速的發展。不僅社保基金、QFII、保險資金相繼進入A股市場，而且，包括投資基金在內的這些主要投資者的規模也是明顯擴大。根據中國證監會提供的數據，目前我國基金行業資產管理規模已由兩年前的5000億急速擴展至3萬億的規模。二是投資者的投資理念也已發生了變化，市場不再懼怕大盤藍籌股的發行，甚至是熱烈追捧大盤藍籌股的發行。所以，只要發行制度合理，發行價格合適，大盤股發行難的問題將不再存在。因此，作為管理層來說，大可在當前市場強烈呼喚新股發行制度改革的情況下，理直氣壯地在新股首發的過程中公開叫停戰略投資者制度。此舉不僅有利于消除股市中的不公平做法，打擊新股發行過程中的違法違規行為，維護股市“三公”原則，同時也有利于保護公眾投資者的合法權利，何樂而不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