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分析|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大幅降低會帶來什么影響？

　　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或將大幅下調。

　　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聯合國家發改委共同發布《關于為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下稱《意見》）。《意見》顯示，為促進金融和民間資本服務實體經濟，將修改完善民間借貸司法解釋，大幅度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堅決否定高利轉貸行為、違法放貸行為的效力。

　　最高法為何要提大幅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此舉將對民間借貸影響幾何？助貸行業是否會受到沖擊？

　　劃紅線的現有司法解釋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發布，為民間借貸利率劃定了24%的司法保護上限，明確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未超過年利率24%，出借人請求借款人按照約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超過年利率36%，超過部分的利息約定無效。

　　一位網貸行業業內人士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現有司法解釋的最大特點，是采取了直接劃紅線的方式，以固定的具體利率水平來劃定上限，這就可能與不斷變化的社會經濟形勢產生差距。

　　“近年來，有一部分市場主體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反映人民法院保護的民間借貸利率過高，不利于實體經濟的發展。”中倫律師事務所律師劉新宇如是說。

　　西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數字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陳文則認為，規定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本身價值有多大還是比較存疑。一方面從司法認定的角度，觸發條件是已經產生糾紛，且糾紛通過司法渠道解決，“但其實很多民間借貸糾紛產生后，是私下解決，而不是走司法渠道。司法渠道的話，成本也是相對較高的”。

　　另一方面，他表示，民間借貸真實的資金成本具有比較大的隱藏性。第一，付息的方式不同，實際利率不同。第二，成本可能存在多個鏈條上，比如砍頭息，額外收的擔保費，計算是比較復雜的。

　　“雖然這幾年，一直說是要把息費綜合計算，但是實際來看，因為尤其費這塊非常具有隱藏性，而且很多費是不留痕的，沒法通過司法舉證，證明超過司法上限。”他表示，“而且有些民間借貸明面上可能是24%，但如果考慮付息方式，司法也沒有說單息還是復息，其實已經突破24%，包括還有各種費沒有加進去。”

　　為何要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怎么降？

　　劉新宇對降低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持支持態度，原因包括：

　　第一，這是適應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形勢的舉措。在當前疫情防控常態化、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大形勢下，該經濟形勢可能不足以支撐24%的借貸利率。

　　第二，有利于引導民間借貸市場的規范化。遏制民間高利轉貸、違法放貸等行為，從源頭上打擊“套路貸”“虛假貸”等情形的發生。

　　第三，有利于緩解中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我國民間借貸市場作為正規金融市場的必要補充，對中小微企業融資起到了重要的分流作用。降低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意味著融資成本的降低，將有效紓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引導資本流入發展實體經濟、扶持中小微企業的方向。

　　上述網貸行業業內人士說：“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現階段來講，應該說已經形成了明確趨勢。宏觀上看，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的主要經濟體利率都在降低。具體到金融政策上，服務實體經濟是明確要求，民間借貸自然也是其中重要組成部分。”

　　“下降是大趨勢，現在對于浮動利率的呼聲也比較多。結合利率市場化來說，錨定一個基準來設置浮動計算的利率水平確實可行。但是浮動也意味著，后期執行時的合規成本較高”該業內人士表示。

　　另一位網貸行業業內人士表示，為了降低資金融通成本，民間借貸利率調降確實存在空間和必要。不過，金融不僅僅是簡單的借貸，金融的本質是跨時空的信用風險的交易。因此，對于利率的規定也要視具體產品而定。違約者承擔較高的懲罰性成本存在合理性，也符合國際慣例。

　　他認為，如果利率是借、貸雙方在完全公平、你情我愿的情況下達成的約定，而且在借款人違約的情況下，貸款人仍是通過合法手段予以催收，則這種商業行為完全符合利率市場化的規律，可以充分實現豐富金融市場層次、合理配置金融資源、增加借款人選擇空間的作用。

　　陳文則表示：“我一直認為不能單純強調降民間借貸的錢，而是降普通老百姓整體的資金成本。”

　　他指出，民間借貸只能說是補充，沒法解決資金便宜的問題，更多實際上是解決資金可獲得的問題。解決資金便宜的問題，仍需要推動正規金融機構，不斷去提高普惠程度，然后為更次級的客群提供一些更好的金融服務，從而導致借款人客群的成本下降。

　　需要注意哪些消極影響

　　劉新宇表示，降低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預計的積極影響主要來自于《意見》，但在《意見》之外，可能還應當看到一些可能的消極影響。

　　“比如在現行經濟形勢下，利率下調導致借貸風險向出借方轉移，可能會擠壓非銀放貸機構的生存空間，倒逼地下借貸市場的繁榮。”他表示，如果沒有對下調幅度加以精準控制，或沒有其他保障民眾和中小微企業獲得合理借貸等配套政策，可能結果將與政策目的背道而馳。劉新宇建議：“如果是為了解決小微信貸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倒可以考慮給予中小微企業稅收支持、進一步降低中小微企業的借貸門檻等政策支持。”

　　陳文也認為，這對表面的民間借貸，絕對是打擊，但對于一些根本不指望著走傳統司法渠道的民間借貸的從業者、從業機構，可能就會導致地下金融死灰復燃，“可能通過獨特的一些催收手段，甚至涉黑的一些手段，而不依靠司法支持”。

　　此外，陳文提及三點可能的影響：第一，從業者和從業機構可能會創新付息方式，打破所謂的利率上限，讓真實利率更難去監控，例如在體外去創造各種隱蔽的費，或者讓借款人沒法取證。第二，相對謹慎一點的民間借貸的從業機構或者從業個體，可能就不服務了，其實降低了這些客群資金的可獲得性。因為高息并不一定意味著是很賺錢的，而且實際上風險也比較大。第三，銀行信用卡消金有一些客群還款來源可能是民間借貸，民間借貸的資金被緊縮，可能會對持牌類機構的壞賬風險構成一定的挑戰。

　　助貸行業是否受到沖擊

　　以往，P2P網貸屬于民間借貸的范疇，但對轉型助貸機構的企業而言，這一調整是否會有影響？

　　上述第一位網貸行業業內人士強調，首先要搞清楚民間借貸利率上限，與目前互聯網貸款業務特別是消費類金融業務的關系，“例如通過銀行機構發放的互聯網貸款，是否屬于民間借貸范疇？P2P退出歷史舞臺后，助貸業務中各類資產模式，哪些會納入民間借貸范圍？”

　　具體到利率水平下降對助貸機構的影響，他認為，假設某種業務模式下，助貸機構所匹配的借款屬于民間借貸范疇，那么利率上限下降可能會倒逼資產類別的向上向更優質的調整。利率更低更優質的資產群體和類別會被進一步挖掘，只要是充分挖掘，助貸機構利潤水平還是可以維持的。只有當助貸機構還是固守目前24%-36%相對應的資產類別時，利潤會被壓縮。

　　“對我們機構來說，本來就在尋求資產質量的提升，你能重復挖掘高質量的資產，那你撥備的成本就會降低，借款利率同時降低些，利潤還是能維持的。”該業內人士表示。

　　北京互聯網金融協會秘書長王思聰認為，這一政策變動可能會壓縮助貸機構利潤空間，但他也認為存在正向激勵，因為“降低后沒有利差空間，有助于互金公司向科技公司轉型，不承擔風險只出售技術，例如數據風控、語音催收等”。

　　“未來（互聯網金融公司）最好的模式，是金融加科技而不是加擔保，則才是真正的科技賦能，而不是讓科技公司交保證金兜底。”王思聰表示。

　　但上述第二位業內人士表示，《意見》對銀行、消費金融、小額貸款公司等持牌金融機構并不適用。另外，助貸機構作為技術方利用自身先進而專業的金融科技技術，為借款人和金融機構架接橋梁，助貸機構本身并不放貸，也并不提供個體與個體之間的網絡借貸信息撮合服務，因此也不在《意見》所說的民間借貸的范疇。

　　陳文也認為，助貸屬于銀行貸款，并不屬于民間借貸，“銀行的借貸屬于金融放貸，不屬于民間借貸”。

　　他表示，如果產生糾紛，可能會參考一下利率紅線，但事實上有些金融機構比較審慎，對于助貸機構，自然會約束息費總和，可能就是百分之十幾，應該沒有達到所謂的上限。

　　“助貸企業可能更大的沖擊，還是對于息費的規范，尤其是不能在體外收費這一塊，其實影響還是比較大的。”陳文說。

　　7月17日，《商業銀行互聯網貸款管理暫行辦法》正式實施，其中規定了商業銀行應當在書面合作協議中明確要求合作機構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借款人收取息費，保險公司和有擔保資質的機構按照有關規定向借款人收取合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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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翹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