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的背后
文/李澤宇 趙秋運
縱觀世界資源型城市,無一例外都會面對經濟轉型發展的問題,有的轉型成功,城市獲得新生,走向可持續發展;有的轉型失敗,最終導致“礦竭城衰”。
城市轉型會受到很多因素的約束,而人口因素是最不容忽視的基礎性條件。資源型城市因資源而興,可以短時間聚集大量的外來年輕人口,帶動地區的經濟發展;也會因資源衰竭,導致年輕人口的大量外流,高端人才大面積流失,加重城市人口老齡化問題,短期阻礙經濟轉型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但如果能采取合理措施,則可以倒逼經濟轉型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
老齡化“加速度”
按照國際通行標準,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者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這個國家或地區就已經步入了老齡化社會。根據2011年公布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這表明我國已步入老齡化社會。
但是,資源型城市和地區,通常是以“加速度”邁入老齡化社會的。在遼寧省和山東的棗莊、東營等資源型城市和地區,老齡人口的比例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再以山西省為例,通過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2015年山西省60歲及以上人口達530萬人,占總人口的14.45%;65歲及以上人口達到333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為9.1%。而且,山西省自從2003年邁入老齡化社會后,老齡化進程不斷加快。2003年至2015年的12年間,老年人口絕對規模增加了96萬左右。同時,山西省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口陸續進入老年,未來25年將是老年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
再聚焦山西大同。根據山西省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大同市總人口338萬,其中60歲以上老年人近44萬人,占全市總人口的13%,已經提前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而且這個趨勢越來越突出。2010年以后,解放初的大規模新生人口進入老齡人口行列,大同市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和老齡人口的比例,都要大大高于全國水平。預計到2040年,大同市老年人口將突破百萬,三個人中就有一個老人,也就是說,老齡人口將成為城市的主流人口。
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效應是多重的,而資源型城市需要承受更多老齡化所帶來的負面效應,這不僅會塑造整個地區的經濟特征和產業形態,而且也會影響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時也對政府的政策支持體系提出更高的要求。
成也資源,敗也資源
老齡化進程的“加速度”,背后所反映出的是資源型城市最為典型的發展軌跡,即成也資源,敗也資源,吸引人口的是資源,對人口造成驅逐效應的,也是資源。新中國初期,大同市非農業人口僅有11.17萬人。“一五”、“二五”期間,隨著大批廠礦相繼投產,數十萬產業工人及其家屬陸續來到大同,隨后又產生了成倍的新生人口,到上世紀60年代末,城市人口已增長至40.44萬人。
人口的增長與產業的繁榮是同步的。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大同市的工業經濟長足發展,總體格局呈現出百業俱興、百舸爭流的大好局面,成為山西省能源中心、重要工業城市。尤其煤炭產業“一枝獨秀”,1993年煤炭產值達到48億元,原煤產量達倒833萬噸,居全國產煤城市之首。與此同時,同為能源產業支柱的電力產業也凸現優勢,成為華北地區最重要的電力生產基地,年發電量78.9億千瓦時,占全省的18.9%,占全國的0.9%,年外輸電量70多億千瓦時。強大的工業經濟為城市位次提供了有力支撐,大同因之成為1984年國務院首批公布的全國十三個較大城市之一,名列全省第二大城市。
在改革開放的前二十年,大同市形成了較為齊全的工業門類,除煤、電之外,全市工業門類曾發展到32個,并且產業規模和產品質量都領先于周邊地市。但是,到了2000年左右,國家的經濟繁榮刺激了對煤炭的大規模需求,煤價攀升,山西也迎來了煤炭發展的黃金十年。當“一煤獨大”的經濟格局形成后,大同地區對其他非煤產業越來越缺乏重視,充滿暴利的煤炭產業將人力和資源牢牢吸附其中,其他行業被忽視,使得產業發展不平衡,城市建設滯后。
大同過分依賴煤炭資源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后期“一煤獨大”的不合理產業結構,導致高素質人才與大量年輕人口大面積流出到少數大城市與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加劇了人口老齡化問題。老齡化程度加劇后,適齡勞動力比重就會減少,對經濟增長帶來的是負效應。創造社會財富的人的比重在減少,消耗社會財富的人的比重增加,社會保障的負擔大大加劇,阻礙了經濟的轉型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
突圍之道
關于人口老齡化如何影響經濟轉型發展與產業升級這一話題,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人口老齡化對產業結構升級有阻礙作用,因為產業結構升級需要與之匹配的人口結構,高素質、高技能勞動力是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動力源泉。但中國的現實是:一方面勞動年齡人口日益老齡化,另一方面現存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與技能水平又普遍偏低,難以適應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
另一種觀點認為,人口老齡化對產業結構升級具有促進作用,其主要理由是隨著低勞動力成本的喪失,人口老齡化會促使企業通過更多的研發投人來提升競爭力,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資金供給面的緊張有利于未來有限的儲蓄進入到優勢產業和淘汰落后產能;人口老齡化會催生與老齡人口需求相適應的第三產業發展,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
也就是說,如果進行主動的產業結構調整,人口老齡化也能為產業轉型升級提供獨特的機遇。
首先,資源型城市應抓住老齡化帶來的產業結構升級機遇。未來二、三十年,龐大的老年群體將形成日益增長的潛在消費市場,會為老齡產業的發展與創新提供廣闊的市場空間。針對老齡化,結合豐富的資源環境,康養產業將是資源型城市轉型的一個選擇。
其次,資源型城市應充分考慮人口老齡化的現存狀況、未來發展趨勢以及人口跨地區遷移的綜合影響,在制定產業發展政策時,因地制宜,形成符合區域特點的比較優勢和適應人口結構的產業梯度。研究發現,人口老齡化的產業升級效應在我國各區域間存在差異,中西部要強于東部地區。這意味著,人口老齡化有助于中西部地區追趕東部地區的產業升級步伐,西部資源城市應充分利用中國的大國經濟優勢和人口年齡結構的區域梯度差異,推動產業的區域轉移和升級。
最后,加快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高區域創新能力,“撬動”人口老齡化的產業結構升級效應。研究表明,區域創新的杠桿作用是顯著的,提升創新能力能削弱人口老齡化對產業結構的負面影響,促進人口老齡化發揮產業結構升級效應。因此,在人口老齡化加劇的情況下,要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通過招商引資等方式積極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此外,地方政府要為創新主體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完善制度供給,優化創新環境,繼續加大創新投入,提高高校和科研機構研發人員的補助津貼,設立科研獎勵基金,激勵科研人員從事技術創新活動,通過減免稅收或加大研發補貼等方式激勵企業進行研發活動。
需要注意到,對于資源型城市而言,創新的杠桿作用是非線性的,過度的創新投入以及創新關注度甚至會對消費型服務業產生一定的“擠出效應”,不利于人口老齡化通過驅動消費性服務業來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因此,對于資源型城市而言,要因地制宜實施政策組合,既要通過擴大對外開放、優化創新環境、加大創新投入來提升自我創新能力,又要充分關注老齡化對消費型服務業的驅動作用,為老年產業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從而將創新的杠桿作用發揮到最大。
(作者分別系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北京大學中國持續發展研究中心項目研究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博士后智庫研究員)
文章來源于《能源評論》雜志
責任編輯:陳永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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