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海漂”租房記：放飛籠中鳥，找尋居住的溫度

　　辰君 來源：澎湃新聞

　　自18歲離開故鄉，6年間我輾轉過20余個國家，曾在5個國家租過房，有過8次搬家經歷。每一次搬家，不僅是對舊物的舍棄，也是對舊生活方式的告別，和對未來新生活的重新定義。

　　香港：你我都是籠中鳥

　　我的第一次搬家，是從上海出發，拎著大包小包，降落在香港，開始四年的大學生活。尚未從與父母依依不舍的道別中緩過勁來，又立即被全粵語的環境蒙頭一擊。

　　比起大陸的嚴格管束，香港的宿舍更像普通的廉租房。沒有熄燈時間，男女混住，進出隨意。港人愛夜生活，常半夜三四點仍在宿舍聚會玩樂。宿舍老舊的墻壁又怎是年輕人喧鬧的對手，如果半夜聽到有人氣沖沖出去理論，大家從不驚奇。

　　我四年住在校內，每年一萬港幣，已是極盡優惠。其他港校的朋友就不如我這么好運，宿舍只提供一年，之后便要灰溜溜出校找房。在地段好的位置房租一月5-6千，甚至可直逼1萬，若不嫌偏遠，一月3-4千也尚有可能。

　　我曾去過一租房的朋友家玩耍。她的租金便宜，住在大埔墟某個菜市場背后，那種香港隨處可見的密密層層的破舊公寓樓里。推門進去，昏暗的客廳里堆滿了雜物，她搬走幾個袋子，給我在沙發上騰出一塊地方。她的兩個室友出來與我打招呼，這兩個女孩共同擠一間5平方米左右的小間，放下一張上下床之后，就再無余裕。我朋友那間也好不到哪兒去，房間一角勉強塞進一方袖珍的書桌，剩下的空間被一張小床占得滿滿當當。

　　我來探她，她自然高興，給我拿來零食，又搬來筆記本，與我一起看電影。電影的內容我不記得了，多半因為房內聲音實在嘈雜：老式空調的轟轟出氣聲、洗衣機隆隆轉動之聲、其他兩位室友功放的音樂聲、還有樓下隱約傳來的叫賣聲和汽車聲……我笑道：“住在宿舍有其他學生吵，在這里也還是吵?！彼匚遥骸澳苡凶〉牡胤骄筒诲e了，還挑剔什么。”

　　之后，我的這位朋友屢次搬家，情況都大同小異。最后一次聽到她的消息，是她和別人將一套大公寓的客廳和餐廳分割成兩塊，她住餐廳。一間公寓五六個男女混居，她平時只能拿屏風遮擋一下，我都難以想象她如何更衣與入睡。

　　我畢業那年想要留港工作，發覺自己也不得不與房屋中介打交道。我和想同租的女生對中介說，我們只是剛畢業的學生無力負擔太高的房租，便見中介人微微一笑，說一句“我諗都系啦（我想也是）”。面試的幾家公司都在中環，我們選定在紅磡租房，交通便利。臺風即將來臨的香港下著暴雨，中介帶我們匆匆穿過如巨獸一般的黃埔花園建筑群，無數棟面目相似的高樓仿佛因烏云的重量，在我們的頭頂搖搖欲墜。中介終于停在某棟樓前，上樓開門，那是一間年代模糊的公寓，散發著剛裝修過的油漆味。

香港黃埔花園 來源：星島日報

　　我走入一間臥室，是和我朋友那間一樣的僅可容納一張小床和一個小桌的狹窄空間，連窗子都很小，看出去的風景一半都被旁邊的樓遮住。另一間房竟也是一張頂天立地的上下床，床柱散發出輕微霉爛味道。

　　中介連說我們好運，本來這里墻面返潮到滴水，房東剛剛重新裝修過，現在租金也未加太多，若再找一人住在客廳，四人一起21000港幣每月，絕對劃算。同行的女生輕輕踢了踢一塊微微翹起的瓷磚，問還有其他房源可以看看嗎。中介挑了挑眉，請我們先出去，一邊說這套其實是這附近最好的，其他的更舊。

　　我回頭看了眼關了燈的昏暗客廳，想象自己住在這里的場景。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到我重回深水埗，去探訪之前參加社工活動參觀過的籠屋老人們。一個籠屋不過2平方米，吃著綜援（香港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老人，每月也要花1000多港元租住。走過狹長灰暗的走廊，打開破舊的鐵門進去，看到我采訪過的沈家阿叔還坐在他的籠子里。

　　“沈哥，上次個女仔又來探你啦?！鄙蚴鍙乃菑埍娌磺孱伾钠拼采项澪∥∽饋?，渾濁的眼睛迷茫地朝我的方向張望。我趕忙上前，望望身邊，竟找不到一張能坐的椅子。沈叔的籠子里越發亂了，之前來的時候他起碼還拿衣架將毛巾掛一掛，而如今，一切都散亂在床上。

　　我忽然感覺有點涼，想去關窗，才想起他們這里的窗已經破了很久，房東也未曾修過，只拿了報紙糊一糊。我在夢里想不起我究竟來這里是為了什么，只好隨便扯一些有的沒的，沈叔沉默著，并不作答。半晌，突然抬頭幽幽地問了我一句：“你又何必返來？”

　　我吃了一驚，突然整個身子一墜，從夢中醒轉。

　　第二天，我神奇地接到了來自新加坡的錄用消息。收拾完家當，我逃也似地離開了香港，像一只終于從籠中被釋放的鳥兒。我和千千萬萬來港追夢的內地年輕人一樣，做過紙醉金迷的港都夢后，逐漸窺見這座城市內里的擁擠與困窘。

　　這也是年輕的我第一次明白，居住的空間被壓縮到多小，心就有多渴望藍天。

　　新加坡：在沒有門的城市，變成透明人

　　到達新加坡的那日，我站在大巴窯的一棟居民樓下，茫然四顧。地址在手而找不到門，這還是第一次發生。更確切來說，是沒有門。小區本身是開放的，各居民樓的底層空間也是完全開放的，想上樓直接按電梯，連門禁都沒有。看著人們自由進進出出，我竟一時緩不過神來。

新加坡的大巴窯開放社區 來源：谷歌地圖

　　我的兩個男室友也是我的二房東，他們都是中國人，共同租下這套120平米的大房，三室兩廳帶陽臺，缺一人住小間，輾轉找到了我。第一次和男性合租，我不是沒有心虛過。而事實上我的擔心實屬多余，因為我與他們幾乎全無交集。他們都比我大很多，工作穩定，早出晚歸。

　　而我則經歷了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加班時期，從進入公司的第一天起，我沒有一日不是深夜才離開。每夜歸家，客廳的燈為了省電從來都是關的，于是我養成了摸黑進入房間的習慣。偶爾我到家時室友未睡，我就沖著黑暗中依稀可辨的那個人影笑笑，也不知對方是否能辨認出我臉上的笑意。

　　工作雖辛苦，但居住環境尚且不錯，應該知足，我總如此自我安慰。

　　我的臥室即便是最小的那間，也有近12平米，幾乎同香港一間雙人宿舍等大。偌大一間房擺得下床、大書桌、大衣柜，甚至一張懶人椅，月租換算人民幣尚不到4000，是我工資的三分之一。

　　大巴窯是傳統的居民老區，生活設施配套齊全，商場里商品琳瑯滿目，街邊擠滿了價廉味美的小食檔。街邊綠化和公共空間也不負新加坡“花園城市”的美名，寬闊的街道旁綠樹成蔭，還時常因繁多的節日而張燈結彩，悅人耳目。

　　我也慢慢了解到，因為極好的治安，新加坡房屋不設門禁是常事。我的不少鄰居甚至日日大門敞開，他們就悠閑地坐在房里看看電視、干干家務，毫不避嫌。

　　我住的組屋，是政府大批量建設的公共房屋，也是大部分新加坡人會選擇的住所。組屋寬敞、便宜到驚人、申請獲批時間短，我的新加坡同事告訴我，不少新加坡年輕人的求婚方式，就是與對方直接選購一套組屋。

　　擺脫了香港的狹小空間與高昂房租，新加坡居住環境的敞亮、安全與實惠近乎完美，但我卻無時無刻感到莫名的隔閡和孤獨。每當我清晨出門，總能和對門侍弄花草的鄰居不期而遇，或與家門大敞的某個大叔大媽對上眼神，而對方的表情總是毫無波瀾，仿佛我是透明人。

　　而在家休息時，我也盡量避免出自己的臥室門。二房東們其實對我照顧有加，包攬了整套公寓的清潔，也任由我在房里功放音樂，或將沒洗的盤子忘在廚房。但年齡差距和作息差異讓我們最終停留在了點頭之交。

　　他們常在客廳閑聊玩樂，為免尷尬，我從不使用客廳，直到離開，我連電視的開關都未碰過一下。要去廚房倒水或者陽臺收衣服時，我總是在房里默默傾聽，直到聽到他們由遠及近的腳步聲，和兩聲關門的悶響，我才靜靜起身、踏上無聲的棉拖鞋，快速出去完成任務。有時我會停下看一看，客廳桌上的煙灰缸里還殘余著剛熄滅的煙頭，陽臺的窗開了，遙控器落在沙發的夾縫里，廚房的垃圾箱里添了兩罐空啤酒。

　　天氣晴好，臥在明亮客廳里和好友吞云吐霧、小酌一杯，是極享受的吧。但在我的回憶里，客廳只能是漆黑一片，空蕩蕩的皮沙發在月光下輪廓模糊。

　　到我要離開的時候，我特意早點回家去找二房東，他的一句打趣讓我微微一震：“我們好像一個多月都沒說過一句話了哦。”我和他說，因為受不了公司的壓榨和霸王條款，我準備辭職離開。他大為震驚：“這都大半年了，我怎么什么也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們站在熄燈的客廳里，借著臥室里的光聊了很久。我說，因為工作壓力大，我時常半夜哭醒，可又怕吵擾你們，只好努力壓低哭聲。又說，對你們平日照顧，我心存感激，但同住一間公寓，竟連見面時間也少之又少，我甚至連說一句感謝都覺得不好意思。

　　二房東臉掩在陰影里，仍能看出他的動容，但最終他也什么都沒說，只是拍拍我的肩，轉身回房。他關門的那一刻，我瞥見他的臥室，只開了一盞昏暗的小燈。我想起他在國內已有太太與一個尚未讀書的幼童，而他在每個即將入睡的夜里，獨自在臥榻之上，又會想些什么呢。

離開新加坡前夕，我獨自一人在大巴窯市場看人來人往，迎接黃昏。作者 攝

　　在我離開的那一日，二房東們都已去上班，我獨自將大行李箱拖至門外。對門的鄰居正在門口給一盆月季澆水，抬頭張望一下我這里的動靜，在碰到我的眼神后，泰然自若地避開。我最后望一眼這窗明幾凈的居所，將大門重重關上。

　　在真正道別的那一刻，我竟感到一種如釋重負的輕松。

　　初來乍到的我，曾以為這里的人與這里的樓房一樣，毫不設防，然而卻有一道道無形的心門，橫亙在人周遭。大家在自己的小星球上，守著自己的花好月圓，冷暖自知。由此我懂得，不管居所再優美安穩，真正讓人居環境鮮活起來的，是那份并不易得的人與人之間的羈絆。

　　荷蘭：居住的溫度

　　最后一個大箱子被搬入室內，我直起身來，環視四周。來到荷蘭的第二年，我終于有了一個像樣的“家”。

　　我在荷蘭的第一年租房生活并不愉快。簽了學校推薦的中介，住進了某棟老舊廉租房的單人間。房租申請住房補貼后400歐一月，相比市中心動輒八九百歐的月租，的確實惠。然而房間的缺點也十分顯著。

　　廚房和廁所小得驚人，沒有抽油煙機，一做菜油煙味便三日不散。最令我難以忍受的有兩點：一是整棟樓的外廊設計，房間的窗竟都直面走廊，我不得不用貼紙將窗封起，一整年，我都不曾體會到陽光直射房間的感覺；二是暖氣供暖不足，荷蘭難挨的冬季從11月開始一直延續到次年3月，房內冷如冰窖，我在室內也要穿羽絨服。

昏暗的房間即便在晴天也需要開燈。作者 攝

　　我向來喜熱，人生前23年居住過的地方，未曾有過如此漫長的寒冷，也未曾體會過陽光與溫暖的珍貴。荷蘭短暫的日照時間讓太陽顯得彌足珍貴，而多風多雨的天氣更讓晴天分外難得。在那個沒有陽光的小房間里，我總是犯懶，讀一陣書便打哈欠，集中不了精神。我賴床的惡習越發嚴重，周末睡到早上十點多，打開窗簾，外面仍是愁云慘淡、一片灰暗。

　　一個巴西人告訴我，他好懷念巴西的熱烈，為了避免日照缺失的傷害，他買了一大瓶維生素D抗抑郁。我也買了一瓶，吃了一星期，仍舊日日恍惚。房里的頂燈在此時正好壞了，只能先借著臺燈那點亮光。一個傍晚，我呆坐在晦暗的房里，盯著臺燈出神。心中涌起一陣煩躁酸澀，我下定決心，一定要找一個充滿陽光的新居所。

　　機緣巧合，有兩位朋友正找第三人合租，她們告訴我，有一個大公寓的看房機會。進入客廳的剎那，我們幾乎異口同聲地感嘆——這客廳真的好棒！

　　客廳朝向東南，面積20平米有余，兩面各開大窗，連接一個同樣采光極好的封閉式陽臺。兩座沙發沐浴在光里，紅黃相間的顏色被曬得仿佛漲滿了陽光的溫度，我甚至聞到了棉麻曬透了的味道。離開前我詢問前任租客，暖氣是否好用？得到了肯定回答之后，我不假思索地對朋友說，就是它了。

　　拿到鑰匙的那日，即便行李都尚未從老房子清出，我仍將一整個下午都耗在新房中。洗凈一盤葡萄，在臨窗的大沙發上坐下，放空身心，懶懶地看窗外人來人往……最后我枕著抱枕，在沙發上美美地打了一個盹，直到炙熱低斜的陽光將我的臉曬得通紅。

　　終于，在一年的灰色人生后，我的生活重新被一所新居點亮。

我剛拿到鑰匙，就在陽光充足的客廳里度過悠閑午后。作者 攝

　　我開始習慣早起，不用鬧鐘，每天七點自然醒來，到客廳泡一杯熱茶，看這個小城從晨曦中緩緩復蘇。雖然房內有書桌，我卻更愛在客廳工作。下午，斜陽打在新曬的衣服上，讓它們看上去柔順而溫暖。黃昏，天邊的云霞如同褪去的潮水，房里漸漸暗下去，晚風吹入室內，微有涼意。這時候，打開暖氣就好，雖然第二天醒來，喉嚨會因此干得有些發痛，但我卻感到無比欣慰。

　　而人的溫度，重新貼近了過慣了獨來獨往生活的我?，F在的每天，打開房門的一剎那，就會響起朋友問候的聲音。周末，我們呼朋引伴，十幾個人在大客廳里舉辦聚會。廚房足夠四五人容身，有的淘洗、有的切菜、有的掌勺，做一桌宴席，比年夜飯還豐盛。結束后，我們一起收拾碗筷，將一個個朋友迎送出門。

　　我們走過長長的走廊，點亮門口的小燈，將朋友的鞋從鞋堆里擇出來，和朋友最后聊幾句，揮手道別?！爱斝狞c哦！”“路上小心！”“晚安啦！”看著走廊的聲控燈由亮變暗，關上門，我們三個在昏黃小燈下面面相覷，又不約而同地笑出來。

　　我恍惚覺得這場景無比熟悉，仿佛一瞬回到故鄉，父母站在家門前，依依不舍地與我不斷告別，那門口微暗的燈火，竟與現在有幾分相似。

十幾人的聚餐，菜色令人眼花繚亂。作者 攝

　　給予我驚喜的還有荷蘭鄰居們。剛入住不久，我開樓下的大門還不熟練，一個荷蘭大伯立即上前告訴我有開門按鈕。我推著自行車出門不便，一個看上去剛上學的孩子跑來問我需不需幫助。有一天突然門鈴響了，開門發現那個荷蘭大伯，正提著我們扔到樓下的快遞紙箱。他告訴我們，荷蘭的紙板類垃圾要和其他垃圾分開放置，他注意到我們扔錯了，還忘記把自己的地址從紙箱上抹去，特意給我們提醒。

　　現在我坐在傍晚的客廳里，聽著朋友談話逗趣的聲音敲打鍵盤，寫下這篇文字的最后章節。

　　漂泊過的這些地方，因社會環境不同，居住環境也大不相同。這背后多多少少折射出當地人的生活情態。香港擁擠的背后，是社會寸土必爭的高壓。新加坡那“開放的冷漠”，則是高度文明的社會里自掃門前雪的極度私人化觀念。在荷蘭寒冷氣候中獲取的溫暖，是小城生活中單純質樸人際關系的體現。

　　棲息過大大小小的巢穴，經歷過一次次生活方式的轉變，我也在此過程中不斷剝去外殼，尋覓到一些讓人珍視的東西。對我來說，居所的外表并不重要，有親密的人，有陽光和溫度，有努力經營生活的痕跡，方能有居住的幸福。

　　我曾以為，自己被“漂泊”所定義，就注定四海為家。但若用心生活，讓四海居所都真正成為“家”，或許會收獲更別樣的人生。

責任編輯：謝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