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3月29日 由中國證券投資基金年鑒發起主辦的“2018 第十三屆 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年會暨資產管理高層論壇”在北京廣電國際酒店召開，年會主題為“啟航新時代”。光大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光大集團研究院副院長彭文生以“特朗普貿易保護主義會有什么樣的影響”為題發表了演講，從高角度、多維度表達了自己對于這次貿易摩擦的實質性、以及它的應對之策的看法。彭文生表示，把我們自己的事做好是根本性的應對，應擴大對外開放提高競爭，調整稅收結構，還有一個就是要堅持防控化解金融性風險，加強金融監管，控制地產泡沫，降低宏觀杠桿率。

　　以下為演講實錄：

　　彭文生：各位來賓，大家上午好！今天在座的都是咱們投資界的大佬，非常榮幸有這樣一個機會向各位匯報一下，我對最近的貿易摩擦，大家擔心的所謂的貿易戰的一些看法，我自己的一些分析和解讀。

　　其實貿易保護主義或者是自由貿易，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爭議。在歷史上不同的階段，不同的國家都曾經主張過自由貿易，也主張過一些貿易保護的措施。當然過去四十年，全球大的方向是主張自由貿易，自由貿易的理論基礎是比較優勢理論，比較優勢這個詞聽起來比較復雜，其實道理很簡單。我們假設兩個國家生產飛機和汽車，假設美國生產飛機和汽車效率都比我們中國高，成本都比我們中國有優勢，這叫絕對優勢。絕對優勢是不是意味著美國集中精力生產汽車飛機，不需要跟中國做任何貿易呢？按照比較優勢理論不是這樣的，我們看的不應該是絕對優勢，應該是比較優勢。如果美國生產飛機的技術優勢比生產汽車的技術優勢更大，美國就應該集中生產飛機，我們中國有相對優勢，中國就應該生產汽車，兩個國家做飛機和汽車的貿易。

　　從全球金融危機以后，大家對經濟全球化的反思和反彈，危機以后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是反思的一部分。所以我今天首先想講一講過去四十年我們所面臨大的宏觀環境和宏觀政策框架，在這個框架下我們怎么理解當今的貿易問題。

　　首先，過去四十年是全球經濟的自由化，自由化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貿易自由化，我剛才講了比較優勢，大家要運用好各自的比較優勢進行貿易，世界貿易組織是推動多邊自由貿易或者是多邊貿易自由化重要的機制。

　　另外一個是金融自由化，對內放松對金融的管制，對外體現為資本開放。這就帶來一個問題，自由貿易和金融的自由化會不會帶來經濟的不平衡的問題，經濟的不平衡我們怎么解決呢？經濟的不平衡可能體現為通貨膨脹，可能體現為貿易逆差太大或者貿易順差太大，也可能體現為金融風險、金融危機。

　　在過去四十年宏觀政策框架下，主流的觀點是這樣的，貨幣政策應該以控制通脹為首要目標，只要物價穩定了，宏觀經濟就穩定了，不會有大的不平衡包括金融風險。我們怎么來防止國際貿易或者國際收支不平衡帶來的問題呢？主流的政策框架是主張匯率的自由浮動和資本賬戶開放，也就是說貿易不平衡，實際上是通過資本賬戶的流動和匯率的自由浮動來自我糾正的，一個國家貿易逆差太大了，貨幣就要貶值，貨幣貶值提升貿易的競爭力，逆差就變小了。

　　全球來講過去的二三十年通脹不是問題，但是發生了金融危機，有資產泡沫。資本賬戶的開放和匯率的自由浮動似乎對糾正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幫助也不是那么大，比如說美國一直在抱怨逆差，美國現在揪住中國不放，其實德國的順差相當于它的經濟規模來講更大。所以似乎匯率的自由浮動，資本賬戶開放也沒有能夠及時糾正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在這些宏觀的不平衡之外，我們還看到了在產業結構、收入分配等多方面的全球化、自由化所帶來的問題，所以引起了反彈，引起了反思。

　　首先，我們看看總體的貿易差額，全球金融危機以后的這10年中國的貿易順差相對于GDP的規模來講已經明顯的下降，美國的逆差是有所收縮的。美國危機以后國內的需求沒有那么強了，它的貿易逆差下降，金融危機以后，中國的貿易順差明顯的下降，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個是過去十年地產和金融的發展，實際上引導了我們的資源越來越多的來滿足內部非貿易品的需求，而不是出口貿易。當然還有剛才許局長講的人口紅利的變化，現在我們的勞動力成本上升。

　　所以相當于經濟規模來講，其實貿易的不平衡問題，應該是全球金融危機以后有所糾正的。但是為什么說現在美國政府或者說特朗普政府對貿易不平衡的問題變成一個新的問題呢？我們比較一下中國和美國雙邊的貿易順差逆差的問題，因為中美貿易口徑有差異，我們按照美國的口徑來講，相當于中國的GDP，中美貿易順差或者美國對我們的貿易逆差，相對于中國的GDP是明顯下降的，也就是這個不平衡問題在得到明顯的糾正。但是大家看相對于美國的GDP基本上沒有什么變化，也就是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相對于經濟規模來講沒有下降。貿易不平衡對于中國來講變的越來越小，過去擔心中國的貿易順差太多了反映內部結構不平衡，不是美國人給我們壓力的問題，是我們自己要糾正。但是現在大家看，我們的貿易不平衡相對于經濟規模來講是明顯下降的。但是對于美國來講貿易不平衡沒有下降，這是對兩個經濟體相對地位的變化。

　　對于我們來講問題變的似乎不是那么大，但是對于美國來講仍然是一個大問題。這里面深層次的原因，是經濟相對地位的變化，其實剛才許局長也提到了，我們這里比較的是中國和美國GDP對全球GDP的比例，美國雖然有美元匯率的波動帶來上下的波動，但是總體是下行的，中國占全球GDP的比例則大幅上升，兩者的差別越來越小，這還是總量。從結構來講我們看到更多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比較一下美國社會分化的情況，是越來越嚴重的。其中一部分原因，和全球化、自由貿易所帶來的競爭是有關系的。

　　另外，我們看美國不同階層實際收入的變化，2014年和1999年比較，不同階層的實際收入都是在下降的，中產階級從7.8萬美元降到7.2萬美元，產業結構變化帶來收入分配的變化，所以美國社會是分化的。有很多問題大家都在找原因，其中一個比較容易找的原因就是怪外國人，我們看這樣一個大的宏觀背景，我們發現這里有一個問題，一般來講國際貿易沒有絕對的自由貿易，特朗普最近一直在強調互惠，意思是什么呢？我進口征收的關稅應該一樣多，這不符合現在主流的觀點，因為國家發展階段不同，低收入國家關稅高一點是大家普遍能夠接受的現實。所以在WTO的機制下也是這樣的，美國為什么關稅低，因為它是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的關稅普遍都比較低。

　　但是現在帶來一個問題，中國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我們人均收入比較低，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的關稅低一點是符合目前的常規的。但是中國又不是一般的國家，中國是個大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一個是規模效應，規模效應對中國很多產業發展來講具有特殊的優勢。比如說剛才許局長講了數字經濟、互聯網經濟，這個和經濟規模有很大的關系，有規模效應和沒有規模效應差別很大，有的商業模式，有的互聯網平臺的模式，小的人口和經濟體做不起來。但是在大的經濟體、人口多的國家能夠做起來。

　　所以我們中國是人均收入不是那么高，但是總量經濟本身帶來的規模效應在一些新興產業，在一些所謂的高科技產業已經能夠給美國或者給發達國家帶來比較強的競爭壓力，這是貿易糾紛的一個來源。

　　我們說現在還是發展中國家，我們關稅高一點是應該的，但是美國人說你在很多產業已經有競爭優勢了，你的規模大，所以現實中怎么來平衡這個問題。

　　我們怎么看貿易糾紛未來的演變，特朗普做的這些事情，比如說真的要增加關稅，真的要限制對中國技術的轉讓和出口，它能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它的影響是什么？我們可以回顧一下歷史上德國一位經濟學家叫里斯特，亞當斯密這一派主張自由貿易，里斯特說自由貿易都是已經發展起來的國家來欺負還在發展中國家的一個借口，他認為自由貿易對誰最有利呢？對已經占有優勢的國家有利，所以英國當年在十九世紀有一個階段非常主張自由貿易，因為它那時候在全球占有絕對的優勢，自由貿易對它非常有利。所以美國在歷史上，實際上在不同的階段都有很強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里斯特主張我們在發展中階段，對內的貿易保護實際上是有利于發展的，有利于我們追趕走在我們前面的國家。

　　簡單來講，他的主張是對內是自由市場，對內放松監管、促進競爭、提高效率、促進公平競爭，對外是貿易保護，實際上這是一種產業政策，它不是一個貿易平衡的問題，它是產業政策的問題，在扶持內部的產業。所以我們要想一想特朗普做的事情，其實有點類似于李斯特主義，他最近對內是放松管制的，對能源、環保、金融放松管制，同時減稅，從表面上看這些都是自由化、市場化的傾向，這和他在國際上的作為似乎是矛盾的，也是反過來的，貿易保護主義實際上是扶持國內產業的政策，這樣一個政策有沒有效果呢？未來怎么看，這牽扯到我們怎么看貿易逆差或者是貿易順差的來源。

　　貿易順差或貿易逆差有三個視角，大家最熟悉的視角貿易差額等于出口減進口，美國的貿易逆差為什么那么大，因為出口大大的低于進口 ，這個視角強調的是出口的競爭力。所以從這個視角看貿易差額，看的是匯率、關稅、非關稅的貿易壁壘，實際上它涉及到產業政策的問題。哪個行業的關稅高一點，哪個行業的關稅低一點，現在還有很多國家有不同形式的出口補貼，這都涉及到產業政策的問題，這是一個視角。

　　還有另外一個視角，其實不應該僅僅看出口和進口，我們的產出有多少是出口，我們的消費里面多少是進口品，這是我們對整個消費儲蓄投資行為的選擇問題，這和宏觀問題有關。我們每年的產出除了自己消費就是儲蓄，儲蓄消化只有兩個途徑，一個是對內投資，一個是對外投資，從整個國家來講，對外投資必須有貿易順差來支持，所以它是一個宏觀問題，宏觀問題涉及的就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還有一些宏觀的制度問題，比如說稅收制度。

　　所以這兩個觀點在不同的時期，在我們思維中占據的地位是不一樣的。在八十年代之前，第一個觀點貿易差額是出口和進口之差占主導地位，八十年代以后經濟自由化以后，大家從宏觀平衡的角度來看貿易差額，所以大家關注儲蓄、投資和宏觀政策的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為什么貿易逆差大，儲蓄率太低了，消費太多了。二十多年前，我當時應聘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面試官，當時我記得拉丁美洲區的一個副局長，他面試主要考我的問題，九十年代美國貿易逆差一定是有問題的，他說你怎么看待貿易逆差，是美元要貶值來解決問題，還是說應該有其他的辦法，我的回答是第二個觀點，不應該從出口和進口的角度，應該從宏觀來平衡，面試官對我的回答非常滿意。就是說過去四十年占主流地位的是從宏觀平衡的角度來看，國際多邊組織，包括IMF的觀點都是要從儲蓄、投資這個角度來理解。

　　但是我一開始講了，過去四十年在自由化大的趨勢之下的觀點。現在大家又開始反思了，一個方面是產業的，剛才講了因為分配問題、產業不平衡的問題，大家看特朗普的招數，似乎朝著第一個觀點移動。

　　其實貿易差額還有第三個觀點，第三個觀點是什么呢？貿易差額實際上是一個國家對外凈資產的變動，假設一個國家累積對外資產，凈資產增加唯一的來源就是貿易順差。比如說整個國家來講，我們怎么增加對外資產，只能靠商品去換，所以貿易出口多一點要有貿易順差，反過來講一個國家對外負債增加對應的就是貿易逆差，第三個視角非常重要，實際上它強調的是貿易差額有時候是資本流動所決定的。我們一般講的是先有貿易差額，然后才有資本流動，在金融自由化、資本賬戶開放的環境下，實際上有時候是資本流動帶動貿易差額。

　　換句話說，美國為什么要貿易逆差，因為美國的金融市場發達了，大家都要美元資產，所以有人說美元是儲備貨幣的角色使得美國貿易逆差，其實不光是儲備貨幣，美國的金融市場是全球最大的、最有廣度、最有深度的市場，如果其他國家要累積美國的資產，美國人把資產免費給你嗎？不是，需要用商品去換，所以它必然體現為美國的貿易逆差。

　　什么因素來決定對外凈資產的變動呢？比如說人口結構，過去中國貿易順差為什么那么大，因為我們人口紅利階段，我們要為老齡做準備，我們要靠順差來累積對外資產。發展階段是另一個因素，一個國家收入水平越來越高，它的儲蓄相對就高一些，它也要累積對外資產。

　　貨幣制度，剛才講了美元作為儲備貨幣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美國的融資條件比較寬松，還有就是剛才講的美國金融市場的發達，金融市場發達除了市場規模大以外，跟它的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也有關系。我們今天在座的都是做投資的，投資看什么呢？看未來的盈利，未來盈利看什么呢？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科技創新，美國是全球科技創新的領頭羊，儲備貨幣加上科技創新，使得美國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任何國家都沒有辦法比。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它的邏輯是全球都拿美元資產，所以美國的融資條件就很寬松，這個寬松不僅僅體現為利率低，還體現為資產價格的上升。所以美國人的財富增加，消費增加，儲蓄下降。金融危機以后，我們都指責美國人消費太高了，儲蓄太低了，美國人真的是那么不理性嗎？其實不是的，儲蓄率是降低了，我們要比較一下美國人的資產，它的家庭部門的資產是持續上升的，也就是說它不需要那么多儲蓄，資產多了自然要降低儲蓄率，這是從資本市場，資本流動的角度來理解的。

　　所以說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實際上和科技創新、儲備貨幣、金融自由化都是有關系的。所以大家看美國對外凈資產是負的持續增加，這里面有一部分是符合其利益的。比如說它的儲備貨幣，它的科技創新。但是科技創新在金融資產的體現有時候是泡沫，不一定是符合基本面的。也就是說由此導致美國的貿易逆差也不都是可持續的，不都是有利于美國經濟內部結構平衡的，如果金融市場、金融自由化其中有泡沫問題，由此所導致的消費提高是不可持續的，導致產業結構的變化對美國是不利的。

　　這里面有一個需要擔心的問題，從宏觀的角度來講，特朗普減稅，加上未來要增加基礎設施投資，意味著美國的貿易逆差還要增加。也就是說貿易摩擦的問題可能未來幾年會更加嚴重，怎么來糾正這個問題呢？一個可能的路徑是財政擴張導致美國的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增加，通脹上升，促使美聯儲加快貨幣緊縮，降低美國的內部需求，這樣貿易逆差也會減少，這是一個比較理論化的路徑，這個理論化的路徑能不能實現呢？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脹問題，通脹是不是能夠真正的起來，這一直是一個困惑。如果像有些觀點所認為的，平臺經濟、數字經濟、互聯網經濟對限制成本、降低成本越來越明顯的話，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通脹上升的壓力小，貨幣政策緊縮力度不是那么大，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會更加嚴重。

　　我們中國這幾年貿易順差主要是儲蓄率下降，儲蓄率下降體現在不同的部門，包括政府部門。所以未來中國從結構性的因素來講，包括人口問題來講，我估計趨勢應該還是會持續的，儲蓄下降帶來貿易順差的下降。

　　我們怎么來思考中國應對的決策呢？我們分析美國的問題，一方面是看它未來演變的路徑，另外一方面也是從它那里吸取一些經驗教訓。首先，過去四十年的全球化，使得有一些經濟體之間相互依存度大幅度上升，全球產業鏈條的強化，使得貿易戰肯定是兩敗俱傷。除非是非常不理性，應該相信最終會通過談判達到某種妥協，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我覺得把我們自己的事做好是根本性的應對，央行易行長日前在發展高層論壇上講到怎么應對的問題，首先要把我們自己的事做好，怎么叫把自己的事做好呢？我自己理解我們還是要擴大對外開放提高競爭，雖然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但是我們有規模效應，我們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間，我們有一些超越了發展階段的競爭優勢。所以自由貿易、擴大開放對我們是有利的。同時，要促進內部的改革，其實擴大對外開放，另外一個角度就是促進內部改革，很多事情通過擴大開放促進競爭，反過來促進內部的改革，內部改革最重要的是放松管制。

　　昨天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到了減稅，政府工作報告其實提到了增值稅三檔變兩檔，昨天提到的只是第一步，不會是整個減稅的全部，后面還有更多的措施出臺。還有一個就是促進公平導向的結構政策，剛才講了美國為什么有這么大的社會分化，政治上有這么大的壓力呢？內部結構失衡和收入分配問題。我們現在的主要矛盾也是發展不平衡問題，內部的收入分配問題、供給需求不平衡、金融和實體不平衡、區域發展不平衡、環境污染不平衡。但我認為最大的不平衡還是收入分配問題，所以促進公平導向的結構政策，稅收結構的問題，降低制造業的增值稅，穩妥推進房產稅立法，這就是稅收結構的調整，這種稅收結構的調整有利于降低貧富差距，實際上就是有利于消費。

　　還有一個就是要堅持防控化解金融性風險，加強金融監管，控制地產泡沫，降低宏觀杠桿率。金融自由化，資產泡沫實際上會帶來很多問題，可能體現在貿易逆差和貿易順差上面，但背后深層次是金融問題。剛才我講了美國的金融市場是貿易逆差的一個深層次原因，實際上在經濟各個方面，產業方面、結構方面，宏觀的平衡方面都會體現出來，比如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個體現就是金融行業占有的比例高了。所以防控化解金融風險，促進公平導向的結構政策，不應該受到我們跟美國的貿易摩擦影響的，把這些堅持住，實際上就能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我們的國際收支就能夠達到符合內部可持續發展，符合內部宏觀平衡的要求，我就講這么多，謝謝大家。

責任編輯：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