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清華五道口

　　當前全球經濟結構迅速變化，對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冠疫情的爆發凸顯了全球治理結構的混亂和不足，變局下的全球經濟治理成為當前國際社會面臨的至關重要的問題。2021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全體大會二聚焦“變局下的全球經濟治理”。

圖為鞠建東

　　本場大會由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紫光金融學講席講授，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鞠建東擔任主持。鞠建東表示，當前的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每一年變局的內容都有所差異。四年前我們提到的大變局是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三年前的大變局是迎來了全球大國競爭的時代，去年的變局是遭遇了百年未遇的疫情，而當前我們需要著眼碳中和及氣候變化問題。在當前國際力量交替調整的時刻，和平與發展依然是時代的主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深入人心。在國際格局深刻調整之際，現行的全球治理體系已經無法適應時代的發展。當前，推進全球治理體制的變革是大勢所趨。

　　圍繞“變局下的全球經濟治理”，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朱民發表了主旨演講，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也就此主題分享了觀點并與朱民展開討論。

　　當前全球治理體系十分落后，需建立以G20為中心的全球政治領導力

圖為朱民

　　朱民從三個方面探討了變局下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

　　他指出，首先，2020年突發的新冠疫情表明70年前構建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體制是嚴重落后于時代的。疫情發生后，全球缺少協調合作，發展中國家的融資困難問題突出，疫苗的研發、制造和配送方面也存在大量問題。一方面部分發達國家囤積了數倍于其人口的疫苗，另一方面某些發展中國家疫苗的注射率卻低于1%。但病毒無國界，這個狀況必須被改變，雖然疫情具有突發性，但它暴露了我們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的缺陷。

　　其次，當前全球經濟治理機制已經遠遠落后于全球經濟的現實和需要，它已不能為全球經濟發展和變化提供足夠的公共產品，也不能反應當下世界經濟金融實力的變化。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是1945年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從1945-2020年，全球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前新興經濟體已成為全球經濟最主要的推動力，但在全球治理體系中卻沒有足夠的話語權。另一方面，70年前的全球治理體系早已不能覆蓋新的挑戰，如氣候變化、碳中和、可持續發展、公共衛生、網絡安全、數字經濟、平臺經濟和對金融科技的全球監管等問題。

　　朱民認為，第三個大的問題是我們要構建以G20為中心的全球治理的政治領導力。布雷頓森林體系基本上是以G7國家為主的全球政治領導力，已不能代表當前全球經濟領域的新力量。2008年全球危機催生了G20集團的誕生，這是歷史的進步，但是當前的G20缺乏常設機構來研究、建議和落實G20的政治決策。所以我們在考慮改革和構建全球新的治理機制，覆蓋和迎接新的主要挑戰以提供全球公共產品時，需要考慮頂層設計，就是構建G20成為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頂層領導力，把它的功能、地位、落實能力都具體化，把G20建成一個真正的代表全球經濟金融的政治力量。

　　全球治理機制重在落實，需多國合作發揮G20調和作用

圖為陸克文

　　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表示，當前全球大量社會和經濟活動都是跨境的，全球治理體系非常重要。其次，當前的全球治理機制理論上來看都不差，比如世衛組織的宗旨和聯合國公約等等都寫得很清楚，但缺乏執行機制把作用發揮到實處，使這些機制具有可操作性。陸克文認為現有的全球治理機制中最好的就是G20。雖然目前我們仍有世衛組織、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這些國際組織，但這些組織中的政治領導力是缺乏的。

　　陸克文指出，讓G20成為真正具有全球治理能力的機構是有難度的，因為在G20的框架當中需要不同的國家之間實現一致性。陸克文認為，傳統的多邊主義和單純的雙邊主義都是行不通的，所以他寄希望于G20這樣的“第三種選擇”。陸克文建議，可以從兩方面發力：一是改變輪值機制，例如在蘇黎世或者是新加坡建立G20常設秘書處；二是把公報調整為決策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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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范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