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金融研究丨 全球經濟緊縮下,大行海外業務還好嗎?
作者:胡天姣
直到2020年11月,全球經濟形勢仍不明朗,海外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持續蔓延,未見明顯好轉跡象。
在全球經濟收縮的大環境下,2020年上半年,上市銀行凈利潤集體下滑,海外業務也受到較大沖擊。
銀行半年度報告顯示,截至6月底,中行、建行、工行、農行與交行凈利潤分別為1078.12億、1389.39億、1497.96億、1091.90億與365.05億元,較去年上半年依次同比下跌11.22%、10.77%、11.40%、10.8%和14.61%。
在各大行凈利潤大幅衰退的情況下,海外業務整體受打擊尤為嚴重。海外業務方面,中行、建行、工行、農行、交行海外利潤總額分別為253.59億、25.87億、127.68億、28.1億、與33.04億元,同比下降22.81%、56.29%、4.4%、32.89%及7.19%。
不過在海外業務中,跨境人民幣業務抵御風險能力相對強勁。工行上半年跨境人民幣業務量達25000億元,同比僅下降0.79%;農行上半年跨境人民幣業務量8865.6億元,同比增長41.9%。
銀行海外業務復蘇困難
今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經濟陷入衰退。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循環受阻,國際貿易與投資大幅萎縮,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加劇,不確定性和不穩定因素明顯增多,實體經濟低迷與金融風險疊加共振。
中國銀行研究院院長陳衛東表示,綜合銀行半年度報告來看,近期沒有數據顯示銀行海外業務有擴增的趨勢。
在上半年凈利潤超10%的收縮幅度下,上述大行利潤總額也急劇下滑。2020年上半年,中行、建行、工行、農行、交行利潤總額較去年同比依次下跌15.04%、11.72%、9.5%、9.12%與18.38%。
但與利潤總額下滑相比,大行境外利潤總額下降得更為明顯。今年上半年,中行、建行、工行、農行與交行境外利潤總額同比分別下降22.81%、56.29%、4.4%、32.89%與7.19%。
對此,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張雪情表示,在需求和供給兩端都大幅衰退,風險大幅攀升的情況下,銀行海外業務自然會受到一定沖擊。
在趙雪情看來,與實體經濟相同,銀行今年的海外金融業務相對艱難。近幾年全球經濟形勢表現的欠佳,今年疊加疫情,使得世界經濟陷入繼上世紀大蕭條以來的深度衰退。在需求和供給兩端都大幅度下滑的情況下,銀行海外業務自然受到一定沖擊,今年的風險大幅攀升。
“首先是疫情帶給實體和金融領域的沖擊,因為中資銀行這幾年加大走出去的力度,業務和機構遍布全球,其中不乏很多地區因疫情影響經濟惡化。商業銀行在保證海外人員的安全性與海外經營的連續性上,面臨著新挑戰。”她說,“其次是國別風險的不斷攀升,在疫情沖擊引發的經濟衰退下,很多國家原有的結構性問題會更加凸顯出來,進一步加大銀行的國別海外經營風險。”
比如,阿根廷、南非、土耳其等新興市場經濟體,在疫情之前本身國際收支已經處于不斷惡化的過程。如今再受疫情沖擊,大量的財政支持與進一步降息等貨幣政策,使其原有問題進一步激化。這些不利因素可能增加這些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整體違約風險,或凸顯其債務問題,由此銀行不得不面臨海外經營的特定國別風險。
除了上述風險,趙雪情認為,在全球主要經濟體負利率及低利率下,信貸等銀行傳統業務的凈息差受到了很大沖擊。
“在低利率環境下,全球央行都在大量釋放流動性,而流動性泛濫造成的市場波動較以往更加劇烈。因為有些商業銀行在海外經營存在外匯風險敞口,大幅度的金融市場動蕩可能引發匯率及流動性風險。”她表示。
外匯風險敞口,即外匯資產(或負債)由于匯率變動而可能出現增值和減值,這種增值和減值可能自然抵消,也可能被某種措施人為沖銷。而未被沖銷的外匯資產 (或負債)就暴露在匯率變動的風險中,形成了匯率風險敞口。
一位華泰證券銀行業分析師說,在此前全球大規模的封鎖措施下,全球上半年經濟陷入深度衰退,迫使主要經濟體采取低利率甚至是負利率政策,這對銀行海外業務打擊較大。
“上述這些不利影響在短期內并不會結束,可以預見到的是,至少到今年下半年,海外業務的整體恢復依舊很難。”上述分析師說,“在國內已經逐步好轉的經濟形勢下,我國銀行的海外業務目前表現既不復蘇,也不強勁。海外業務面臨著太多的外部風險,其表現更多取決于國際經濟形勢、地緣政治等。”
隨著歐美新冠肺炎疫情的再度惡化,主要經濟體紛紛步入零利率甚至負利率區間。目前全球已經有5家央行(瑞典央行、丹麥央行、瑞士央行、歐洲央行及日本央行)實施負利率政策。即使一向對負利率持絕對謹慎態度的英格蘭央行,也在此前試探性的詢問其國內銀行是否經得起負利率。
陳衛東認為,在全球經濟表現不佳、利差收窄、地緣政治風險加大的形勢下,要進一步提高銀行海外業務的韌性,需加強其結構調整。
他進一步指出,從總體格局看,如果銀行的全球機構、資產分布合理,則可以實現業務、收益互補,有利于提高海外業務抗風險能力。但從在單一市場看,我國銀行的海外機構業務功能較為單一,業務量較小,競爭力有待提升。
跨境人民幣業務相對強勁
即使在全球經濟緊縮的大環境下,四大行跨境人民幣業務卻韌性十足,抵抗住了風險沖擊。
趙雪情表示,當金融市場劇烈波動時,為了更好適應當前環境,銀行市場風險管理的需求也在提高,從而促使其調整地域及產品結構。4月以來,美元持續走弱,人民幣利差疊加匯率相對強勢的趨勢,使得企業持有人民幣意愿增強,由此促進海外業務的發展。
今年,不管是外貿企業,還是大量有國際往來的企業都更傾向于使用本幣,人民幣業務量由此在今年上半年穩定增長。
自6月初以來,人民幣匯率震蕩走高,開啟走強模式。截至10月末,在不到5個月的時間內,在岸人民幣匯率上漲約7%,離岸人民幣匯率上漲超過5300個基點。
在清算業務方面,中行半年報顯示,上半年集團跨境人民幣清算量約229.40萬億元,同比增長7.86%,繼續保持全球第一。
建行、農行與交行也在風險中逆行,努力減輕全球經濟低迷對人民幣業務造成的打擊。
根據半年報,上半年建行境內分行國際結算量約為37400億元,同比增長7.3%; 辦理國際貿易融資(含國內證項下融資)業務約為5411.08億元,同比增長 32.2%。農行上半年跨境人民幣業務量約達9000億元,同比上升 41.9%。交行在報告期內跨境人民幣結算量10824.73億元,同比增長8.61% 。
工行在上半年經濟下行的重壓下,跨境人民幣業務量約為25000億元,同比僅下降0.79%,國際結算量約為100897.6億元,同比下降14.36%;其中境外機構國際結算辦理約達40207.25億元,占總國際結算比39.85%,同比下滑7.33%。
“目前外匯市場風險加大,我國企業更愿意使用人民幣結算,這是人民幣業務發展的主要推動因素。”陳衛東說,“但是否使用人民幣,還取決于兩方談判,或者說取決于我國企業的定價權。”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帶一路”等多邊及區域經濟組織的框架下,四大國有銀行的海外業務進一步驅動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中行半年度報告顯示,截至6月末,中行共擁有558家海外分支機構,覆蓋全球61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包含25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行半年報也指出,上半年辦理“走出去”業務約為1282.69億元,其中涉及“一帶一路”的業務約為30.01億元。
趙雪情表示,人民幣國際化與一帶一路等區域一體化之間互為影響,相互促進。
“從節約交易成本的角度來說,如果中國跟‘一帶一路’的某個國家間都使用雙邊本幣,自然會比使用美元作為中間貨幣帶來的交易成本低。雖然單筆交易可能規模較小,但如果把整個經濟投資往來全部算上的話,這個規模是非常大的。”她說。
“再者,在中國金融市場現行的開放進程中,區域內的國家以人民幣進行發債或投資,能夠促使人民幣國際化形成一個良性的周邊循環。”她補充說,“由此也可以降低對美元的依賴度,同時也可以促使企業有更多的去渠道去融資。”
但人民幣國際化仍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華泰證券在宏觀研究《美元匯率分析框架及前景展望》中指出(下稱《報告》),雖然全球央行“去美元化”進程加快,但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美聯儲貿易加權的廣義美元指數始終圍繞中樞波動,美元雖有周期,但幣值基本穩定。
《報告》認為,美國仍是全球經濟第一強國,美元信用仍有較強支撐,美元在國際貿易、國際借貸、外匯交易等領域仍占據絕對主導。觀之國際,世界主要經濟體依舊深陷緊縮狀態:美國經濟大幅下滑,歐洲陷入持續衰退,日本連續三個季度負增長。而新興經濟體多國或將陷入債務困境。
危機和契機
面對全球經濟如此“灰色”的基調,國際基金組織(IMF)也一次次地調整世界經濟增速預期。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預計將下滑4.4%,中國則有1.9%的增幅,后者是全球范圍內唯一一個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2020年5月14日,決策層首次提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同時也要求更高水平的國際循環,更多要求促進與保證高質量的開放結構。”趙雪情表示,“未來中資銀行肯定是隨著中資企業實體經濟的方向更多的傾斜與發力。如中資企業將可能更多的向東盟與一帶一路這些地區發展,而銀行海外業務的結構由此會發生相應調整。”
對于中資銀行來說,金融市場現存的風險實為危機里的機遇,而契機主要在調整地域結構與產品結構方面。當市場劇烈波動時,銀行對市場風險管理的需求也在相應提高,套期保值或金融市場風險管理等方面的業務,將被投以更多關注,以更好的適應當前全球大環境。
(本文摘自《中國金融業發展趨勢報告(2020)》,該報告已經于2020年11月10日-11日召開的第十五屆21世紀亞洲金融年會對外發布。)
責任編輯:張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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