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曉山：不忘初心的三次“倔強”

　　文 | 張琴琴

　　三次倔強的堅持，成就了杜曉山的今天，命運的齒輪也有意無意地將他推向了“中國小額信貸之父”的位置。

　　采訪杜曉山之前，我先采訪了他的學生，在學生眼里，這是一個“直爽的老爺子”。

　　在廣西大廈見到杜曉山本人時，他身形高大、精神矍鑠，一點兒不像是年過七旬的人。在這次三個多小時的采訪中，他無意間重復最多的一句話是“憑什么我不能”，這是一個有目標、又有些倔強的老爺子，身上透著老北京人的那股耿直勁兒。

　　回顧過往七十年，他感慨，“我年輕的時候想著能夠干到處長退休就夠了，比起我的同齡人，我這一生得到的已經很多了。”三次倔強的堅持，成就了他的今天，命運的齒輪有意無意地將他推向了“中國小額信貸之父”的位置上。

　　第一次倔強：從草原到大學

　　述說往事，杜曉山依然清晰地記得，那是1967年11月16日的下午，剛剛高中畢業的他和北京的400多名學生一起，在北京市政府領導動員、學校表彰之后，經過七天的汽車旅程來到了內蒙古錫盟東烏旗滿都寶力格牧場，開始了知青生活。

　　11月末的內蒙古東烏旗，迥異于北京的零下二三十度的嚴寒也抵擋不了這群青年的熱血和當地牧民的熱情。杜曉山等北京二中的十五個同學被分在了當地牧場場部所在地的基建隊，其他100來個知青則要分散住在牧場的牧民家里。“我們是來與貧下中牧相結合的”，這十五位青年婉拒了這個“好意”，依然和其他知青一起分散住到了牧民的家里。

　　他可以算是全國文革中第一批下鄉的知青，“不管后來人們怎么評價那段歲月，我們那會兒下鄉是本著四個同意：政府同意、學校同意、家里同意和自己同意”。自愿去內蒙插隊就意味著放棄北京的一切，“那會兒很單純，沒想那么多，就覺得要為國家做貢獻，哪里需要哪里去。”在當時，他不覺得因這場變革而失去學校本已確定好自己去法國留學的機會是多么天大的遺憾，也做好了一輩子扎根內蒙古的準備，每每給家里寫信，落款都是：永遠的草原新牧民曉山。

　　漸漸地，杜曉山能聽懂蒙語，會說蒙古話，放羊的技能甚至比肩當地的好牧民。不過，一輩子扎根草原的想法，在身邊開始有人上大學的時候動搖了。

　　那時，文化基礎較薄弱的工農兵也被推薦上了大學。這讓高中畢業、在當時算是最高學歷的杜曉山心中多少有些不服。“我一直想上大學，想學經濟管理，而且我高中時候的成績很好，憑什么他們能上大學，我就不能上？”在回憶這段往事時，杜曉山依舊是嚴肅范兒，臉上沒什么表情，卻能依舊感受到他的那股倔強，“那時我已經有了對象，也是個北京知青，我們倆就覺得，一輩子放羊可能就并不會對國家做多少貢獻，也想爭取去上大學。上大學是我從小的夢想。”

　　這是1974年前后的事情，此時的杜曉山已經是內蒙古建設兵團六師五十四團的副指導員，位列國家行政級別第24級，升職在望。干部身份也讓他無法順利從內蒙古找到上大學的途徑，恰逢唐山大地震后需要補充大量的人才以重建城市，經友人推薦，他于1977年調到了河北唐山市外貿局工作，同時重拾離開了多年的課本開始備考。在河北恢復高考的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他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商業經濟專業。

　　這是杜曉山人生中的第一次倔強，這一次，他如愿進入了大學，盡管與預定的人生軌跡相比，晚了近11年。

　　第二次倔強：將格萊珉模式引入中國

　　這種遲到的人生，在大學里顯得尤為突出。

　　杜曉山進入大學時已經31歲，與他同批次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中，年齡最小的才16歲，“我的年齡幾乎是人家的兩倍，只能比人家更努力來彌補逝去的歲月，太緊迫了”，對機會有多珍惜，學習就會有多刻苦。

　　改革開放初始，農村經濟的研究頗為火熱，杜曉山也在畢業后陰差陽錯地由學校推薦，去了1978年成立的中國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后更名為農村發展研究所，簡稱農發所）。

　　在該所研究室工作時期，杜曉山的研究領域集中在兩個方面：農產品流通和扶貧。那時的金融扶貧思路主要是政府貼息貸款，而杜曉山通過對農村的調研，發現中國的金融扶貧主要有三個問題：貸款到不了窮人手里；貸出去的錢無法收回；做扶貧活動的機構都是依賴政府的財政支撐，無法自負盈虧。“慈善式扶貧”的問題一直困擾著研究扶貧工作的人，借著看到的中英文資料，加上幾次出國交流的機會，杜曉山發現了孟加拉國格萊珉銀行的做法解決了上述問題。

　　在90年代初期，格萊珉銀行的做法在國際上已經有一定的知名度，發現格萊珉模式的，在中國不止杜曉山一人，最終卻是杜曉山及他的同事將格萊珉模式帶入中國。他更額外關注真扶貧和它的可持續性問題，并在農村調研過程中，將格萊珉的做法向農民講解，發現農民對此做法并不抗拒甚至是接受的。

　　當他把引進格萊珉的想法告訴所里時，時任所領導的劉文璞和張保民支持他，“有些同事比較猶豫。我也不是完全就相信這種模式，就是覺得，外國人能行的，為什么我們就不行，實踐出真知”。

　　杜曉山再次顯示出他骨子里的倔強，“只是嘴上說說，永遠不知道行不行”，他堅持試一試，成功了，試點模式可以復制，惠及到更多的農村人口；不成功，至少試點村的農民也能享受到一些實惠。

　　因國家級貧困縣河北易縣主管縣長與農發所張保民副所長是大學同學，借著這層關系，加上從格萊珉信托申請借來的5萬美元和福特基金會5萬美元的支持，杜曉山等人開始了格萊珉小額信貸模式在中國的試點。

　　試點前三年很成功，并快速擴展至虞城、南召等多個貧困縣。但隨著試點的增多，貸款被侵吞，管理不合理等問題相繼暴露。“格萊珉為何在中國走了樣”的說法一時喧囂塵上，針對這種批評，杜曉山并不否認，也冷靜分析，“這里有我們管理水平問題。另外，一旦與原有基礎稍有不同，就認為這不是格萊珉模式，我認為不要扣這種帽子。如果人家真的是為農民服務，結合當地的特色弄了些不一樣的，應該是叫創新。中國實踐應該有自己的特色，并不是完全照搬才叫成功”。農發所的幾個試點至今都還在正常運轉，都能實現保本微利，可持續發展。

　　第三次倔強：為公益小貸吶喊

　　在試點之初，除卻格萊珉模式是新的以外，小額信貸組織作為一個新鮮事物，與政府的關系也很微妙。據杜曉山介紹，農發所在中國進行的格萊珉模式試點，都是民政注冊的社會組織的形式，初期，政府部門選派1~2個人作為項目專職負責人，“說白了，做的是自負盈虧、可持續發展的公益小貸”。

　　在被問到，如果時間倒流重新來過，他會如何再試點格萊珉模式時，杜曉山沒有正面回答，更多的是反思。他說，試點項目開展時，管理團隊自身不懂金融、能力不足以及遠距離監督難導致后來出現了一些問題。“最主要的是農發所試點的小額信貸項目沒有上下級的關系，這就使得我們對項目的把控力不夠。”回顧試點情況的不盡如意，杜曉山從政府政策支持、社會環境、試點的機制、團隊自身問題等各個方面來了個深入剖析。他認為，總的說公益小貸在中國微觀上是成功的，宏觀上，沒有成功。

　　他特意從宏觀方面提到了政策體制問題，在他看來，政府對公益小貸并沒有制度性的支持，沒有正式發布過相關的政策文件，而真正心甘情愿幫助低收入和貧困農民的恰是這些公益小貸。上世紀90年代，中國先后出現了200多家公益小貸，學習格萊珉模式，卻始終沒有得到政府相關方明確的法規政策支持。“我跟商務部相關部門談過，跟國際外援機構駐華辦事處，包括去央行、銀監會，都沒有人搭這個茬，公益小貸只能自身自滅”。

　　說到這個問題時，他情緒有些激動，“國內把尤努斯奉為神，邀請他來各種講座，真正到做項目時，卻又沒有什么制度性的支持，這不是做事的態度。而格萊珉1982年是政府特批的銀行模式，之后政府股份才逐漸退出，以窮人股份為主”。

　　2014年人行、銀監會等四部委對社科院扶貧小額信貸項目進行了肯定性評估，并將調研報告上報國務院。國務院辦公廳批示回復請人行商有關部門抓緊制定有關放貸組織條例，對這類非盈利性小貸組織做出專門規定。2015年國務院頒布的《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提出，“通過法律法規明確從事扶貧小額信貸業務的組織或機構的定位。”杜曉山希望以上要求能盡快得以落實。

　　如今，退休之后的杜曉山，在中國小額信貸聯盟掛職，以一種倔強的態度，為小額信貸吶喊和正名，爭取政府出臺相關的正式文件。他說，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做公益小貸的初心就是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使命就是讓窮人也可以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責任編輯：謝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