揮別周小川：一代中國金融改革的探路先鋒

　　來源：證券時報 記者 孫璐璐

　　這場堪稱中國金融界“哥德巴赫猜想”的謎團終于解開。

　　3月19日，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七次全體會議上，易綱被提名并選舉為新一任中國央行行長。至此，周小川15年的央行行長生涯畫上了句號。

　　學者型官員、人民幣先生、改革派先鋒、中國的格林斯潘……周小川，這位“超長待機15年”的中國央行前行長，被外界賦予了很多標簽式的評價。從體改委到證監會再到央行，周小川是中國金融業改革的總舵手。從主導國有銀行改制上市到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再到貨幣政策轉型和人民幣國際化探索，一路走來，周小川成就斐然，但也謗隨其身。

　　5年前，年近65歲的周小川臨危受命，繼續掌舵中國金融業改革。如今，年至古稀的他終要謝幕。然而，中國金融業的改革遠未完成，留給繼任者的擔子并不輕。

　　國有大行改革舵手

　　2002年，周小川開始擔任央行行長，就此開啟長達15年的央行掌門人生涯。上任之初，周小川就主導了一項中國金融業重大而影響深遠的變革——國有大行股改上市。

　　這項浩大的工程并非一日之功。早在周小川擔任建行行長期間，他就受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的委派，由他帶頭為重建銀行體系設計一個方案。彼時之所以要推動銀行體系改革，除了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外部環境影響外，更為迫切的因素是，當時的國有銀行體系被廣泛認為已陷入技術性破產的邊緣。截至1997年6月底，“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余額已突破1萬億元，不良貸款率高達25%；資本充足率僅3.5%，遠低于巴塞爾協議8%的最低要求。

　　據美國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回憶，“周小川是一位出色的經濟學家，他希望把建行做成一個模板，以便重整萎靡的銀行體系。朱镕基給他派了一個任務，為重建銀行體系設計一個試點項目。總理想要一個系統方案，處理不良貸款和資本的問題，以及銀行業的公司治理問題。”

　　按照朱镕基的要求，周小川及其團隊研究了各種國際模式，如瑞典的壞賬重整、中歐和東歐的銀行重組、美國資產重組托管公司上世紀80年代對美國儲蓄和貸款危機的處理等。

　　1998年起，根據周小川所設計的方案，國家開始著手拯救瀕臨破產的四大國有銀行，其中最重要的兩項改革就是補充資本金和化解不良貸款——由財政部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注資充實四大國有銀行的資本金；相繼成立信達、華融、長城、東方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分別從四大國有銀行和國開行剝離近1.4萬億元的不良貸款。

　　不過，在外界看來，1998年起著手的這輪銀行業改革并不徹底。按照當時朱镕基的想法，需要一個系統的銀行業改革方案，除了解決銀行資本金短缺和不良高企外，還需要改革銀行的公司治理，實現商業化改制。

　　然而，銀行業改革卻步伐放緩。改革不徹底帶來了后遺癥，在第一輪2700億元特別國債注資后不到三年，四大國有銀行又一次游走在技術性破產的邊緣。截至2002年末，四大國有銀行不良貸款按四級分類高達1.7萬億元，不良率超過20%；資本不足的問題也未能靠第一次2700億的注資而明顯好轉，當年末平均資本充足率僅4.27%。

　　就在國有大行再次走到生死路口之際，周小川于2002年底出任央行行長。他深知，要解決國有大行多年沉疴，唯有靠市場化股改上市，依靠市場的力量來完善。因此，上任伊始他著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繼續完成朱镕基當年規劃的國有大行改革的“最后一公里”。

　　不過，在啟動國有大行引戰、上市之前，需要清理資產負債表，繼續補充資本金和剝離不良貸款。這一次，周小川創造性地提出動用部分外匯儲備來提振銀行的資本基礎。2003年末，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因此誕生，成立之時便動用外匯儲備資金分別向中行和建行注資225億美元。這一舉措直接幫助兩家大行將資本充足率提高到了8%。此后，四大國有銀行通過一系列國家注資、剝離不良、股改引戰等舉措，最終實現了境內外上市。

　　“如果說資本市場是（中國銀行業）變革的支點，那么周小川將幫助朱镕基拉動杠桿。”保爾森在其著作《與中國打交道》中這樣評價中國銀行業的改革及這輪改革的“舵手”周小川。

　　行長生涯非議幾何

　　周小川在推動國有大行改制上市的歷史進程中功不可沒，但也遭來非議。在他的央行行長生涯中，來自外界最大的爭議有兩個，其中一個就是其主導的國有大行引進境外戰略投資人。“賣國論”始終是反對者抨擊他的武器。

　　反對者的抨擊，源于他們認為，國有大行的股份被“賤賣”給了外國投資人。交通銀行是當年國有大行中率先完成引戰上市的，上市后由于股價表現不俗，給正在準備上市的工行、中行和建行帶來了不小壓力。因為境外戰略投資者投資工行、中行和建行的定價是賬面價值的1.18倍、1.15倍和1.14倍，而交行自2005年6月在港上市后不到4個月里，股價漲幅超過30%，交易價相當于賬面價值的兩倍，遠高于三家大行的定價。

　　對比如此強烈，讓國內部分反對者認為其他大行引戰的定價是“賤賣資產”。而主張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以提升公司管理水平的就有周小川，對他的抨擊之聲由此而來。

　　不過，鮮為人知的是，據保爾森回憶，當年中國的國有大行引戰上市所能吸引的境外投資人寥寥無幾。盡管中國當局已通過外儲注資、剝離不良讓大行資產負債表看起來健康，但外國人顯然對此仍有顧慮。

　　一個有趣的細節是，當年工行行長姜建清（后成為工行董事長）曾找時任高盛CEO的保爾森，希望高盛能成為工行的戰略投資者，但保爾森一開始并不愿意。姜建清也曾向保爾森透露過其在尋求戰略投資者時的困境——接觸了超過40家潛在的戰略投資者，全球主要的金融機構都找遍了，但感興趣的只有安聯（Allianz）和富通（Fortis），即便后來摩根大通（JP Morgan）和花旗（Citigroup）加入，愿意承諾的投資數目也遠低于姜建清期望的數十億美元。

　　“按照周小川最初銀行改革方案的設想，銀行先重組并吸引外國戰略投資者，改善財務狀況，分享先進技術和商業實踐經驗，加強公司治理，然后再上市。周的結論是，要吸引穩定資本來改善銀行脆弱的資產負債表，最好的辦法是把部分少數股份賣給外國投資者。”保爾森說，“回頭來看，如果中國沒有采取這種做法，中國的銀行完全可能沒有機會充實資本金，遭受到與歐洲過度杠桿化、資本不足的機構相同的厄運——許多這樣的機構，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沖擊下覆滅了。”

　　“M2先生”的難題

　　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貨幣化傾向愈發明顯。M2的快速增長已非新鮮事，甚至有外資金融機構早在五六年前就說全球流動性的主要提供者已是中國央行。橫向對比看，即便金融危機后美國啟動了長達多年的量化寬松政策，但當前美國M2與GDP的比例只有91%，而中國卻超過200%。縱向看，在周小川任職央行行長的15年里，M2從2002年末的18.32萬億元飆升至2017年末的167.68萬億元，甚至央行內部也有不少官員認為M2升得“太快了”。

　　任內M2的飆升，也讓周小川獲得了“M2先生”的稱號。數據的背后，恰是2008年以來，周小川及其領導的央行時常面對的另一大非議和質疑——中國的貨幣有沒有超發？中國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所實施的“四萬億”刺激計劃，其配套的寬松貨幣政策是否過度？

　　面對質疑，近年來，周小川也在多個場合作出解釋。對于M2的快速增長，他曾表示：“通常儲蓄率高的國家M2也比較高。間接融資比重比較大的國家，M2往往也會偏高。大量的儲蓄資金走銀行，從銀行存款變成銀行貸款。因此，我國M2的比重是高的。”在回應“四萬億”刺激政策的批評聲音時，周小川更是以“不要當事后諸葛亮”懟回去。

　　不過，正如周小川所言，金融政策往往爭議很大，但決策的核 心往往是做出明智的取舍，“不能既要好效果，又要零代價；也不能這山望著那山高”。

　　“外國央行制定貨幣政策多是單一目標制或雙重目標制，如穩定物價和充分就業；但在中國，受宏觀調控大環境的影響，央行的目標是多重的，而且多個目標之間時常又是矛盾的，會陷入‘顧得了這頭、顧不了那頭’的尷尬境地。正是要在多個目標尋求均衡，中國央行行長的位置，比其他國家央行行長的位置更具挑戰。”一外資銀行分析師稱。

　　顯然，周小川十五載的央行行長生涯，為推動中國金融業改革開放功不可沒，但行百里者半于九十，他主推的一些改革尚未完成，留給繼任者的挑戰和任務依舊艱巨。

責任編輯：謝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