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2024（第二十一屆）中國并購年會

　　來源：全聯并購公會

　　2024年12月14日，以“并購賦能 向新而行”為主題，第二十一屆中國并購年會在湖北武漢東湖賓館成功舉行。本屆年會由全聯并購公會主辦，湖北省并購聯合會承辦，全國工商聯指導，中國上市公司協會、湖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支持，特邀全國工商聯領導、湖北省政府領導、知名學者專家、企業家蒞會，業界頂級并購、中介與金融機構的700余位代表現場參會。年會當日，新華網、新浪財經等權威媒體與官方媒體聯合直播，收看人數近500萬人次，再創新高。

　　本屆年會重磅嘉賓云集，經濟學家、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辜勝阻，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全國工商聯黨組成員、副主席楊佑興，湖北省委統戰部副部長、湖北省工商聯黨組書記莊光明，湖北省工商聯主席、湖北省總商會會長黨蓁，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長、上海市原常務副市長屠光紹，中國上市公司協會黨委委員、副會長孫念瑞，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民間商會副會長、武漢高德紅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黃立，全聯并購公會黨委書記、中美綠色基金董事長徐林，全聯并購公會創始會長、金融博物館理事長王巍，全聯并購公會常務會長、致同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鄭建彪，全聯并購公會提名常務會長、湖北省并購聯合會會長、北京天達共和（武漢）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吳立新等領導齊聚一堂，共話并購發展新機遇。

　　長江產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黎苑楚，長江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趙紅兵，湖北省委金融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湖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長張龍，湖北省委社會工作部二級巡視員朱紅，武漢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市工商聯黨組書記程春生，中國建設銀行總行信貸部總經理、建信金融資產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明合，中國船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張英岱，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業務總監禹華初，湖北省并購聯合會榮譽會長戴偉，武昌船舶重工集團董事長姜濤等相關領導和嘉賓也出席大會。

　　年會設置了嘉賓致辭、主旨演講、發布與揭牌儀式、圓桌對話等精彩環節。年會上午由全國工商聯第十三屆常委、全聯并購公會會長、尚融資本創始及管理合伙人尉立東主持。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在年會上圍繞“編制‘十五五’規劃需要深入研究‘增長、需求、供給’三個基本問題”這一主題分享觀點，現將內容整理分享如下：

　　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剛剛閉幕，中央對短期經濟工作進行了部署，確定了一系列有力度的增量政策，相信明年的經濟運行一定會持續回升向好。2025年是“十四五”規劃的收官之年，編制好“十五五”規劃，把回升向好勢頭延續到“十五五”時期，對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至關重要。我從編制規劃的角度講講中期的經濟問題，也是編制規劃時需要考慮的三個基本問題：一是增長，二是需求，三是供給。

　　一、增長：如何確定經濟增長的目標？

　　經濟增長目標是規劃的核心指標。增長目標是預期性指標，這一定性是“十一五”規劃確定的。預期性指標主要是靠市場主體的自主行為來實現，政府要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制度環境、市場環境，并適時調整宏觀調控的方向和力度，綜合運用各種政策來引導社會資源的配置。

　　編制規劃時確定增長目標的方法是，在經濟上行期，可確定略低于預測值的目標，目的是防止地方層層加碼帶來環境和資源問題。在經濟下行期，可確定略高于預測值的目標，以增強市場信心，引導預期。所以，預期性指標和預測指標不是一回事。在經濟下行期確定略高于預測值的目標，也就是需要“跳一跳”來努力爭取實現的目標。所謂“跳一跳”是靠政策、靠改革、靠工作。“跳一跳”不是脫離實際，是建立在發展基礎之上，與潛在增長率大體適應。

　　“十五五”時期，從2026年到2030年，我國具備保持中速增長或略高于至少不低于“十四五”實際增長的基礎條件。“十四五”前四年GDP年均增速達到4.8%，如果明年增速可以達到5%，那么“十五五”期間大體在5%左右。

　　這些增長條件包括：一是擁有完整的現代產業體系。我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體系，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約30%，生產能力大于國內需求，只要有需求，就不愁增長。二是擁有豐富的人才資源。現在我國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勞動力資源多的比較優勢正在逐步喪失，但每年畢業的大學畢業生有1000多萬，當前面臨就業壓力，但這也是創新的源泉。三是擁有便捷的基礎設施。我國已經形成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網、高速鐵路網，現在開始建設國家水網，我國基礎設施的完備程度和水平是全球一流的。四是擁有潛在的龐大市場。市場是當今世界最稀缺的資源。我國有14億人口的潛在國內大市場，也是全球第二大進口市場。五是擁有眾多的經營主體。據統計，?我國民營企業數量已達到5600多萬家?，這一數字彰顯了我國民營經濟的強大活力和規模。另外，全國個體工商戶已達1.2億左右。14億人口，也就是平均每8個人就有一個市場主體。

　　我國存在一些長期的結構性問題，在我看來，結構性問題就是結構性的發展空間，就是結構性的增長紅利。例如，我國擁有3億左右的非戶籍人口（大部分是農業轉移人口），他們中多數人在就業地的城市沒有穩定的、功能完善的住房，有房住但沒有好房子，這就是未來中國房地產的剛需。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剛剛走完“上半場”，從短缺到有房住，但是結構性的空間還相當大。有些城市房地產市場過剩，有些城市仍然供給不足；“老破小”過剩，好房子還不足。

　　此外，我國的經濟治理和經濟體制有很大的改革完善空間。改革落地了，治理完善了，將會極大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和動力。要使發展的基礎條件變為現實的增長需要有所作為，要加大“政策、改革、工作”三方面力度。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2025年要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打好政策“組合拳”。加強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貿易、環保、監管等政策和改革開放舉措的協調配合等等。經濟工作會議第一次把監管政策和宏觀政策放到一起，并要求監管政策與之協調配合。這些政策方向和力度會延續至“十五五”時期，至少也是“十五五”前期宏觀政策的基本取向。

　　總之，“十五五”時期我國有條件實現略高于或者至少不低于“十四五”的增長。當然，這種增長應該是結構有優化，技術有進步，效率有提高，碳排放強度和污染物排放強度有減少的高質量發展。因此，編制“十五五”規劃要深入研究經濟增長問題，確定更加積極的預期性目標，這有利于引導預期，增強信心。

　　湖北在研究“十五五”規劃的時候，增長問題也很重要。最近十年，從2012年到2023年，湖北經濟年均增長8.57%，排在全國第13位，占全國的比重提高了0.3個百分點。目前，長江流域三大城市群中，長三角發展勢頭良好，上游成渝城市群正在奮勇趕上來。2012年至2023年，長三角三省一市GDP占全國的比重提高了0.86個百分點，長江中游三省的比重提高了0.62個百分點，成渝一省一市的比重提高了0.68個百分點，上游成渝城市群提高的幅度比長江中游的幅度大。相對而言，上游成渝發展比下游和中游發展更快一些。

　　湖北特別是武漢都市圈在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中具有龍頭和帶動作用，湖北“十五五”的發展對長江中游城市群的崛起并形成完整的長江上中游三大城市群具有決定性意義。編制好湖北“十五五”規劃，確定不低于全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爭取努力實現并盡可能更快一些，對長江中游城市群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二、需求：支撐經濟增長的需求在哪里？

　　假如“十五五”期間年均增長5%，接下來要研究的問題是需求在哪。我參加過從“九五”到“十四五”六個五年規劃的編制，曾任國家發展改革委規劃司司長。當年我們對需求重視不夠，更重視的是生產、供給、投資，對投資形成的生產能力，最后需求到哪了，研究不深不透。當然，這些困惑在過去也許不是太大的問題，過去很多領域面臨供給不足。比如“十五”規劃提出城鎮人均住房面積達到22平方米，當時是住房嚴重不足。過去的主要矛盾在于供給，現在的主要矛盾是國內需求不足。

　　2023年，我國凈出口是2.7萬億元，也就是國內總供給大于國內總需求2.7萬億元。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格局就是這種情況，國內總供給一直大于總需求，通過凈出口彌補供需之差。這種格局意味著什么？一方面，只要有需求，就不愁增長，生產能力在等著呢，有需求就開工。另一方面，增長過度依賴于外需，出口決定著我國的邊際增長。

　　從制造業來看，對外需的依賴程度更深。2002年到2020年，制造業需求中出口占比一直維持在40%~50%之間，2020年是42%，2021年、2022年仍然很高。2023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達到33萬億元，其中14萬億元要靠出口。大家都知道，外需的周期性波動，必然會影響國內的經濟市場。2010年到2020年這十年問題不大，因為這十年，房地產行業對經濟增長拉動效益明顯。但是當前中國房地產市場持續回調，經濟增長的波動更多地取決于出口的變動。所以，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非常重要的新認識，必須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因為，如果2025年出口不像今年這樣強勁，我們的經濟循環會受到影響。

　　如果“十五五”年均增長5%，需要增加38萬億元的GDP，也就是要增加38萬億元的需求。當前，要研究這38萬億元的需求增量從何而來：

　　第一，從出口看。過去五年，2019年至2024年，我國凈出口年均增長30%。“十五五”時期，出口仍然是需求中的重要方面，“三駕馬車”中，肯定少不了出口。但是，能否維持過去五年年均30%的凈出口增速，我認為不太現實。因此，38萬億元的需求應該更多轉向內需。

　　第二，從投資看。我國的投資增長從本世紀第一個十年的20%回落到本世紀第二個十年的10%左右，準確來講是2015年后回到10%以下，2015年以后總投資，房地產投資、民間投資都落到10%以下的臺階。第三個十年，特別最近四年來，“十四五”時期的總投資、房地產投資、民間投資都跌落到5%的臺階，基礎設施和制造業投資個別年份超過了5%。

　　因此，“十五五”時期，我國投資仍有較大空間，問題是“較大”到底有多大。房地產投資有望改變負增長，但是很難恢復到前十年的狀態。且不說住宅，房地產投資中的辦公樓是生產性服務業的載體和空間，是地方政府愿意開發和投入的，但是現在不少地方的辦公樓空置率升高。基礎設施投資有空間，但更多的領域是缺乏現金流、回報率低。比如需要債務支撐的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城市地下管網、水網、防洪設施、農田建設、生態修復等等。地方性的基礎設施投資有空間，但是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債務制約，也很難維持過去20年甚至過去10年20%、10%的增長速度，因為地方投資主要是債務驅動型的投資。民間投資中的制造業投資有望保持較快增長，但取決于供給端的創新突破和需求端的出口和內需到底能實現多大程度的增長。因為制造業投資是下一輪的產能，必須找到下一輪的需求，才能夠實現投資有回報。現在民間投資為什么負增長？因為找不到回報高的投資。

　　總之，“十五五”投資有很大空間，但不會像1998年和2008年擴大內需那樣立竿見影地拉動經濟增長。所以，此次擴大內需的策略需要有所改變。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投資方面重點強調的是提高投資效益，這是非常重要的信號。

　　第三，從政府消費看。我國最終消費分為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大體是7：3的關系。最近20年政府消費占比提高，居民消費占比下降。政府消費比重提高，一方面是加強了公共服務。2020年，政府消費總計是17萬億元，教育和醫療是6萬億元。另一方面是公共管理支出增長快，2020年這一數據是7萬億元，原因是公共管理就業人員增長快，公共管理支出中的82%是“人頭費”。最近十年，城鎮單位口徑的公共管理就業人員比2012年增加了400多萬人，是所有行業當中增長最快的。因此，“十五五”期間，政府消費應該是有增有減，增加公共服務支出，減少公共管理支出。

　　第四，從居民消費看。用上述排除法后，38萬億元的需求增量，最后可能不得不更多依靠居民消費的持續擴大，而且我國居民消費確實有增長空間。一是從總消費率來看，即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從2001年的48%降到2023年39%，20年降了7個百分點。二是人均消費率呈明顯下降趨勢，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2004年的77.6%下降到2023年66.5%，下降了11個百分點。這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是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對中國而言，主要不是這一規律起作用，14億人口只有4億的中等收入群體，更多的人還沒有達到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的收入水平。那么，是資源儲蓄、房貸壓力、預防性儲蓄？我想可能是多重因素的結果。三是從不同收入群體來看，規模最龐大的低收入群體是擴大消費的主體。如果假定低收入組居民的消費率是90%，其人均消費支出一年是8293元，月支出只有700塊錢，有極大的提高潛力。我國居民消費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低收入群體規模龐大，人均消費支出太低，當然其背后原因是收入低。這是擴大居民消費要解決的主要問題。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動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減負，適當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醫保財政補助標準，這些都有利于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

　　總之，“十五五”時期，我們應該繼續貫徹黨的十八大已經確定的“使經濟發展更多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的方針，使居民消費成為需求側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因此，“十五五”時期應該在繼續堅持建設制造強國目標的同時，確立建設民生大國的目標。如果我們用兩個五年，比如“十五五”和“十六五”，把居民消費提高到50%以上，中國未來經濟的基本盤就穩了。

　　三、供給：產業發展要做哪些調整？

　　2010年到2020年，從供給側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是三大類產業，一是金融、房地產、建筑，拉動全國26.5%的經濟增長。二是制造業，拉動19.2%的經濟增長。三是政府類，包括政府公共管理、教育衛生，以及其他公共設施服務，共拉動12%的經濟增長。以上三類產業，從供給端拉動我國經濟58%的增長。由于還缺乏更細致的產業數據，“十四五”時期的產業貢獻率和結構變化還無法做詳細分析，但從大類看，“十四五”最顯著的變化是制造業比重提升，房地產比重下滑，因為這幾年出口好，房地產形勢不太好。

　　“十五五”時期，如何規劃產業，38萬億元GDP增量應該從哪些產業產生。從國家規劃到地方規劃，我們都強調三句話：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培育發展未來產業。這種劃分有道理、有意義，但很容易帶來對需求重視不夠的問題，規劃產業的時候一定要考慮需求在哪里？具體的需求方向即使不很清晰，但一定要考慮到。

　　在上述三句話的基礎上，我認為可以再從供需兩端考慮產業發展。所有產業的發展無非是兩個途徑，一是供給創造需求，也就是從0—1，原來沒有需求，通過創新創造新的產品或服務來誘發需求。二是需求引領供給。產品和服務已經有了，是從1—∞，生產多少由需求決定，也就是按需生產。

　　從需要引領供給來看，“十五五”應該支持哪些產業發展？“十五五”時期的總需求，很可能要更多轉向居民消費，那么這會帶來什么產業的發展呢？“十五五”時期，需求轉向居民消費，這就會帶動消費型產業的發展。需求側的政策若是擴大居民消費，供給側的政策也要進行必要的調整，把積極發展消費型產業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一是發展凈進口多的產業，我國國內總供給大于國內總需求，但相當一部分消費型產業是凈進口。如醫藥、化妝品、文化、旅游。二是積極發展非基本公共服務的教育、醫療、健康、體育、養老、文化等。在這些領域，公共服務與非公共服務并存，政府不可能全包下來，應該支持多層級、多樣化、差異化的教育、醫療、生育、養老、文化的發展，更好滿足不同消費群體的需求。三是發展中高端產品和服務，如：奢侈品、高品質住房、高端體育文化，以及所有滿足高收入群體的消費品和服務。

　　從供給創造需求看，創新是創造需求，發展新質生產力就是要更多通過科技創新創造新需求。創新是廣義的，科技創新是創新的重中之重，文化創作也是一種創新，拍攝出好的影視作品就是供給創造需求，很多消費型服務業都有這種特征。多數服務業是供給與需求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下實現的，生產者在提供供給的同時，就是消費者在消費。

　　科技創新的具體領域是很難規劃的，同樣，消費型服務業的供給創新，也是規劃不出來的。這一切需要廣大的經營主體和創業者在實踐中去闖、去試錯。政府的作用是放寬市場準入，對這種服務供給的創新，不要限制、減少干預。我國5600萬多家民營企業和1.2億家個體工商戶，他們才是服務創新的主體。我想可以考慮制定一個服務業負面清單，列出需要監管的領域，負面清單以外的，讓經營主體自己去自由地創造。

　　總之，“十五五”時期，我們應該形成更加完整的產業發展方針，也就是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大力發展新型產業，培育發展未來產業，積極發展消費型產業。把消費型產業從原來的傳統產業當中“拎”出來，有利于引導市場和各級地方政府，包括各監管部門，更加重視消費型產業的發展，使供給政策與需求政策相一致，以利于在科技創新、品牌、土地、金融、財稅等各方面支持消費型產業的發展。

　　以上，是我對三個基本問題的看法，供大家參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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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