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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劉尚希2020金麒麟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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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新浪財經主辦的“新浪財經年會暨第十三屆金麒麟論壇”于12月9日舉行，主題為“聚焦十四五——構建新格局 重塑新優勢”。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出席并演講。

　　劉尚希表示，我們現在面臨著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差距，一個是區域之間的差距，二個是城鄉之間的差距，第三個是群體性之間的差距。前兩個差距過去說得比較多，區域差距、城鄉差距它有地理的因素，也有體制的因素，而這個群體性差距更主要的取決于是體制性的因素，也就是在工業化、市場化背景下，勞動力流動在這個背景下形成了群體性差距，而且越來越明顯，群體性差距是越來越突出，這個問題會嚴重地阻礙國內大循環。

　　群體性差距既是一個經濟問題，它也是一個社會問題。說它是一個經濟問題，群體性差距體現在群體性的收入差距、群體性的財產差距、群體性的消費差距。說它是個社會問題，那么是群體性差距表現在群體性的基本權利不平等、群體性的待遇不相同、群體性的能力的鴻溝非常明顯，在就業、創業等方面也是處于不同的平等的狀況。

　　以下為演講實錄：

　　劉尚希：大家好，我是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劉尚希，在這里我給大家分享的這個題目是《縮小群體性差距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我的關鍵詞是群體性差距。

　　大家知道，我們現在面臨著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差距，一個是區域之間的差距，二個是城鄉之間的差距，第三個是群體性之間的差距。前兩個差距大家都在研究，過去說得比較多，區域差距、城鄉差距它有地理的因素，也有體制的因素，而這個群體性差距更主要的取決于是體制性的因素，也就是在工業化、市場化背景下，勞動力流動在這個背景下形成了群體性差距，而且越來越明顯，群體性差距是越來越突出，這個問題會嚴重地阻礙國內大循環。

　　構建新發展格局，就是要形成開放的國內國際的雙循環，那么在這里頭，一個重點是國內的大循環怎么變得更加暢通？我認為這里頭更重要的一個堵點可能是在群體性差距方面。那怎么來看待這個群體性差距？群體性差距既是一個經濟問題，它也是一個社會問題。說它是一個經濟問題，群體性差距體現在群體性的收入差距、群體性的財產差距、群體性的消費差距。說它是個社會問題，那么是群體性差距表現在群體性的基本權利不平等、群體性的待遇不相同、群體性的能力的鴻溝非常明顯，在就業、創業等方面也是處于不同的平等的狀況。所以這種群體性差距它既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也可以說它把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都關聯在一起，那這種群體性差距是在我們城鄉分治的大背景下，加上人口的流動，工業化、市場化，勞動力在不斷流動，但是我們這種戶籍制度所形成的社會身份體制造成了這種群體性的差距，它反映在我剛才所說的在經濟層面和社會層面。

　　個體性之間的差距是存在的，個體之間的差距通過個人的努力，有的是可以克服的，他是可以有上升通道的，但是群體性的差距不光是體制造成的，是由他的這種社會身份所限制帶來的，他沒有辦法通過個人的努力去突破這種群體性的差距。群體性的差距是一個公共性的問題，他只能通過體制機制的改革才能化解。群體性的差距這個問題從深層次上它已經制約了我們國內大循環的暢通，所以從這點來說，怎么解決好這個群體性的差距？縮小群體性能力的鴻溝，是擺在我們構建新發展格局面前的一個最重點的任務。這突出表現為農民工這個群體。

　　城市市民、鄉村居民，這是在城鄉分治背景下形成的兩大群體，在這兩大群體之間，在勞動力流動的背景下又形成了一個屬于市民和農民之間的一個農民工這么一個群體，農民工將近有3億人，而農民工這個概念本身表明了他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群體，他工作是在城市，非農就業，他生活在城市，他也是市民，統計為城市人口。但是，他的身份是農民，他的社會身份是農民這個戶籍，他的經濟身份是集體所有制經濟的成員，所以從他的經濟身份、社會身份來看，農民工處于這種疊加的狀態，你可以說他既是工人又是農民，也可以說他既不是工人、市民，他也不是農民、村民。這種狀態，使這個群體，無論是他們的能力、權利，還是他們的就業，他們的收入和消費，實際上都出現了群體性的這種鴻溝。

　　這個問題應當在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過程中加快解決，因為這個問題對內循環來說它從兩方面會產生這種制約的作用：一個從需求方面來說，這個群體他的技能不高，能力不強，那么這個群體就成為一個低收入的群體，那么要擴大內需，要以需求來引領供給，很顯然，在這么將近3億人口的規模下，他們都屬于低收入群體，這就會對內循環的暢通帶來嚴重的不利的影響。這個群體再加上整個農民，那么我們要擴大內需，那就遇到更加嚴重的困難。所以從這點來說，我們要擴大內需，毫無疑問就必須提高低收入群體他們的收入，而要提高他們的收入，不能僅僅是靠再分配，更多是要靠提升他們的能力，提升他們就業的技能，提升他們創業的水平，這個創業不僅僅是高大上的創業，就是辦個小企業，搞一搞工商個體戶，這種也算創業，因為從市場主體來看，工商個體戶占到了市場主體的大部分，大概有8、9千萬我們市場主體，在1.2億市場主體當中占絕對大的比重。所以從這點來說，讓他們有更高的能力去就業和創業，那么就能夠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這是從需求來看的。

　　從供給來看，我們要實現高質量供給，釋放需求，甚至創造需求，那毫無疑問也需要提高低收入群體、低能力群體他們的能力。因為勞動力是重要的生產要素，他們的能力決定了我們整個社會創新的基礎，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這種創新能力并不是說取決于少數的高精尖的人才，這些人才當然是十分重要的，更重要的形成一個廣泛的創新的社會基礎，這就是要國民的文化素質、科技素質都得有全面的提升，就是說人力資本的這個積累要不斷地提高。只有在廣泛的社會基礎之上，創新才會不斷地涌現出來。這就像我們過去的運動項目，比如說乒乓球，全民都打乒乓球，所以就很容易在世界上產生乒乓球冠軍。如果沒有這種廣泛的社會基礎，要有國際領先的創新就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我們這個創新要關注廣泛的社會基礎，毫無疑問這種群體性的能力的鴻溝，因為這種體制機制的束縛是一個群體整體處于這種低能力的狀況下，是不利于我們創新的。這個創新其實表現在既有高精尖的創新，也有中等的或一般的創新，比如產品的質量，如果工人的素質得到提升，那么產品的質量可以說就有了基礎。如果工人的水平，他的基本素質不能得到提高，那么你要生產出高質量的產品，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講高質量的供給，實際它是一個整體的生態，它不僅僅是靠高精尖的這種發明創造就能實現高質量供給的。所以從這點來說，我們要提升供給的質量來創造新的需求，從而使供給需求之間形成良性循環，那么就必須逐漸地要消除這種群體性的能力鴻溝。我覺得這是我們當前提高供給質量的一個重要方面。

　　所以，從總體來看，群體性的這種差距，特別是群體性的這種能力差距它從需求方面和供給方面同時都會發生這種作用，如果這個問題得到比較好的解決，那可以說同時能擴大內需，也能提升供給。如果說群體性的這種能力差距長期得不到解決，就會雙向制約內需的擴大和供給質量的提高。所以從這點來看，解決群體性的差距的問題，應該是擺在我們構建新發展格局面前的一個首要的任務。

　　怎么來解決這個問題？我覺得關鍵還是靠改革。

　　首先，從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來推進農民工落戶的問題。現在三四線城市的戶籍基本放開了，但是即使在放開的這些城市，在基本公共服務，比如教育、醫療，他即使落戶了，其實依然有不平等的待遇。我們在調研中也發現了這個問題，這主要是公共服務的供給是跟不上的，所以要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這個人我覺得要重點落在這些農民工群體上，怎么樣首先實現農民工他的這種同城待遇？居住半年以上就統計為城市人口，但是怎么樣實現同城待遇？沒有一個全國的標準，有些地方實行了積分制，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做法，所以推進農民工的同城待遇應當要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標準，逐步地來落實。

　　更重要的是，還要推進城鄉分治體制的改革，因為農民工這個群體的形成是在城鄉分治這個大的體制背景下形成的，只有推進城鄉分治的改革，逐漸消除城鄉經濟二元、社會二元這么一種狀況，那么農民工這么一種低能力、低水平、低收入的群體他們才逐漸地能消除，農民工的這個概念才能變成一個真正的歷史的概念。

　　所以從這點來看，怎么樣加快、加大城鄉分治改革的力度，我覺得這是我們當前構建新發展格局的一個著力點，城鄉分治的改革它既是一個經濟的改革，它也是一個社會的改革，而經濟改革、社會改革相互協調、相互融合，可能更能取得1+1大于2的這種效果。所以城鄉分治的改革應當在“十四五”時期擺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所以我覺得應當當前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城鄉社會二元結構的這個方面出臺一些具體的政策措施來進行破解，更重要的就是在改革上要發力。

　　新浪聲明：所有會議實錄均為現場速記整理，未經演講者審閱，新浪網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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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思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