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67歲生日演講淚流滿面 談至暗時刻與放下哲學

王石67歲生日演講淚流滿面 談至暗時刻與放下哲學
2018年01月23日 23:18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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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王石哭了……

  來源:陳禹銘 V房產

  剛剛,在水立方,曾登過珠峰,劃過賽艇的王石發表了一場名為《回歸未來》的演講。演講本身像是一次67歲的生日感言,過程之中王石一度淚流滿面,而演講背后所分享的傳奇人生同樣令人感慨……

▲2018年1月23日,北京  王石在水立方發表演講《回歸未來》,這一天也是王石67歲生日 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攝▲2018年1月23日,北京  王石在水立方發表演講《回歸未來》,這一天也是王石67歲生日 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攝

  談創業

  是一場生死戰,要靠膽識、目標與運氣

▲2017中國賽艇公開賽上的王石▲2017中國賽艇公開賽上的王石

  我是從32歲開始創業的。1983年我來到深圳特發創業,第一筆單子是賣玉米飼料。1983年,是一個萬元戶都不得了的時代。我一個月能賺十幾萬,正在我風聲水起的時候,我開始聘請了兩三個民工,文化程度都沒有上過初中,我白天帶他們干活,晚上我就當教員給他們上課講語文,講數學。我記得很清楚,給他們上完課,光著膀子在記帳,生活創業階段過的艱苦,但還是很愉快。

  在這個時候我已經是賺錢賺到三十多萬的時候,發生了一個事情叫肥雞丸事件,雞飼料有致癌素。養雞場的小雞沒人要,這樣你會發現飼料廠不要飼料,玉米也沒人要了,一噸3000塊錢的玉米,被我200塊錢當魚飼料賣。我賺的30萬賠進去,還凈賠40萬。我當時誰都沒告訴,回到大連將大連、天津、青島,玉米庫存一掃而光,但是我首先講貨到一百天付款。因為他們也積壓著庫存,想運運不出去,所以就同意了。

  我為什么訂這些貨?現在回想起來就是賭,我就賭,你香港人不可能不吃雞,當你要玉米的時候發現誰都沒有,就我有。當然這個邏輯沒有錯,問題在時間。因為我一百天就要付款的,所以我特別希望這個船被暴風雨打沉,打沉了我有保險。這時候我發現我心底的陰暗面,我擔心貨到了沒人要,所以寧愿希望船沉。

▲2014年6月,深圳,王石演講《底線與榮譽》,現場吸引了3000余聽眾▲2014年6月,深圳,王石演講《底線與榮譽》,現場吸引了3000余聽眾

  就在這個時候,香港的《大公報》、《信報》給了一條信息,香港要吃雞了。第一條到的船上載有七千噸玉米,被兩個大飼料廠分了。我記得很清楚,船到了村莊里,我要給他們拉到飼料廠里,那時候我記得農村里面很多都是個體戶經營綠頭車,在大公路上拉材料運土的,我給雙倍錢。然后浩浩蕩蕩帶著他們去惠州,把玉米拉到一個學校,浩浩蕩蕩到了碼頭,就看著一車一車的拉著玉米,運到飼料廠,一路上一輛車一輛車的煙塵滾滾,我在小山坡看著,看著我的車隊那種實現感從未有過。

  多年之后回顧我人生的第一桶金意味著什么?作為一個創業家,一無所有的時候,有的是想象力,敢闖、不拘束,當然也有賭博心理,實際上我的成功帶有一部分的運氣和僥幸。之后你會發現,你做生意基本是參雜著這樣一個賭博和冒險,而且類似這樣的情況很多。創業是需要承擔風險的。創業初期往往遇到“賭博”的成分,你要有膽識,但是企業做大的時候,“賭”就會造成很大的風險。

▲2010年北京,王石在中國企業家論壇上▲2010年北京,王石在中國企業家論壇上

  至于未來,未來能做成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如果做企業一定做成偉大的企業,什么叫偉大的企業?首先你是企業,企業要有產品,品牌、標準、信譽度,但這都夠不成偉大。所謂的偉大,我想是指企業在社會上的價值已經超越了他作為一個公司,生產產品、生產服務的范圍,他的文化已經在整個社會有正向的推動力。你比如說蘋果的智能手機,成就了這個企業的偉大。

  談公益

  不是施與受,而是平等的關注與互相的給予

▲2017年11月,昆明,王石演講《三座山峰》▲2017年11月,昆明,王石演講《三座山峰》

  2003年,我被朋友帶著去參觀一位德國女士開的盲童學校。我想,可能是讓我去捐錢吧,心里帶著一絲絲“給予者”的優越感。孩子們唱歌歡迎我們的到來。領唱的男孩來自拉薩,叫久美,他純真、激情而富有表現力的嗓音令人聯想到意大利盲人歌手安德烈?波切利。

  在之后的交談中,久美抓住我的手不放。他用手把我的臉從上到下細細摸過一遍,笑著說,“叔叔,您是個好人!”那個剎那,我心里打了一個激靈。一個世人眼中身有殘缺的孩子,卻是那么的自信,對世界的看法是那么的美好、積極。他揚起的笑臉給予我許多能量。讓我一下子從自以為是的捐贈者的心態上降了下來。所謂慈善、公益,也不僅僅施與受的關系,不僅僅是給錢給物,更是平等的關注和互相的給予。

▲2018年1月23日,北京  王石在生日當天于水立方演講 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攝▲2018年1月23日,北京  王石在生日當天于水立方演講 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攝

  2004年,我們啟程去北極的時候,北京大學生物系的潘文石來首都機場送行。潘教授是我國自然保護事業的先驅,大熊貓研究的大腕,常年扎根野外做調查、搞研究。在機場,潘教授交給我兩樣東西,一個是北大崇左生物多樣性保護基地的旗幟,希望我帶到極點去。此外還有一封信,信的大意:他非常佩服探險的英雄行為,他覺得探險是對大自然的尊重,與環境保護、生態保護等精神是一致的,他衷心祝愿我們成功。

  我知道自己身上沒有教授所說的這種精神。作為一個戶外活動愛好者,我肯定不會有意破壞環境,但是我僅僅把戶外探險活動當作張揚自己個性的行為,從沒想過把它作為一種社會正面的指向。我是個明白人,能讀懂老教授的言外之意:你是一個公眾人物,可以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以高尚的行為帶動整個社會!

  “我也可以變得更高尚一些!”從此,我再也不能為了張揚而張揚,應該嘗試把自己的戶外探險活動與公益活動結合起來。“探險有極,公益無限”,在接下來的探險活動中,我都盡量賦予其一個公益主題,南極,為拯救白頭葉猴進行募捐;珠峰,零垃圾登頂等等……

▲2017年3月,四川綿竹,王石轉身的一揮手 成都商報記者 王效/攝▲2017年3月,四川綿竹,王石轉身的一揮手 成都商報記者 王效/攝

  如果說潘教授的信讓我意識到自己可以做更多環保的事兒,參與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則讓我受益良多。阿拉善是企業家發起的環保組織,現在國內環保領域很有影響力。2004年6月,我受到首創公司董事長劉曉光邀請,前往內蒙古阿拉善月亮湖參加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成立大會。說實話,那個時候我的參與是很被動的,但是參與之后,發現這么多天南海北的企業家聚到一起,為一個共同的目標——治理沙塵暴,那么熱烈的討論,那么的富有激情。雖然有地域、文化、性格的差異,但大家的目標都是一致的。

  可以說,我在阿拉善是個受益者。我在這里學會了妥協,學會了包容。那么多企業家,都是老板,誰做誰的主?開會得有規則,決策要講民主,在這里,我們采用羅伯特議事規則實現程序民主。還有,為了讓事情進展下去,有時候必須要把分歧放在一邊,不妥協事情就進展不下去。

  站在這個節點上往前看,我希望自己的第三個三十年,能把三分之一的時間花在公益環保事業上。

  談“放下”:

  要闖三道關,理由、條件與創造新天地

▲2017年6月,王石正式謝幕▲2017年6月,王石正式謝幕

  1998年萬科成為中國上市公司當中最大的房地產公司,但也就是那一年我決定辭去總經理職務。為什么呢?因為對我來說最大的成就不是將萬科做成了最大的房地產公司,而是將它打造成第一批的股份公司。我在整個過程當中因為擔任了這樣的角色,成為全國的知名人士,也可以說是人生進入了一個高峰。

  但是我決定辭職,并不是從萬科退休,而是為了一個現代企業的健康發展。這樣的發展不應該讓我在這個舞臺上占用更多資源。我覺得,一個現在企業的建立更多的來講是制度的建立。需要的是團隊,是品牌,而不是個人的魅力。我現在個人影響力大,看起來是對萬科有好處,但反過來講,也可能會造成殺傷力。我說我給萬科帶來什么:

  第一,選擇了行業多元化,選擇了房地產。

  第二,建立一個制度,建立企業制度。

  第三,建立了這樣一個團隊。

  第四,是品牌。

  我記得宣布這個決定的那天,一切都非常平靜,我睡覺非常平穩,第二天早晨也沒有什么感覺。我同平常一樣地來到公司,當然原來的辦公室變得感覺不再一樣了。我說人呢?照正常來講,很多有關的業務經理什么的向我匯報,讓我簽字,可是冷冷清清。有點虎落平川的感覺。

  這是一個終極問題:對許多企業家來說,不是企業離不開你,而是你離不開企業——因為你沒有了自我,沒有了存在感和價值感。其實,對每個企業家來說,放下都是早晚和必然的事情。人的生命包括職業生命都是有限的,最終你要放下,但這是被動的。主動放下,才是對你的考驗。很多企業家說我們也學習“放下”,不是我不想放下,是公司離不開我的,離開一個禮拜就天下大亂了。這方面我是有體會的。如何改變你的路徑,這是不容易做到的,我相信我做到了。

▲2009年12月,北京,王石在2009年度中國經濟人物頒獎典禮上▲2009年12月,北京,王石在2009年度中國經濟人物頒獎典禮上

  我相信很多現在選擇在行業當中,比萬科要優秀得多,因為我們走了一條彎路,多元化,最后才走專業化,但是很多公司一開始做的就是對的,但是制度建設上,團隊培養上,品牌樹立上萬科都是成功的。我的放手不是對萬科的現狀滿足了,而是因為我有一個理想,我想他做到偉大,想要創造一種文化,超越公司本身的行業影響,給社會帶來一個正面作用。

  談哈佛游學

  英語爛,但語言對企業家很重要

  我的語言表達實際上是我很大的弱點。中文表達其實都很羞澀,更別提英文了。但是我現在又經常需要我盡可能地在國際舞臺說英語,我的團隊就經常膽戰心驚的,每次我一講完,他們馬上就來瘋狂的“表揚”我:“老板,王總,臥槽!你英文太棒了。” 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講英文,我當然不行,2011年我義無反顧地去哈佛,最難的也是攻克語言關。我脫稿說,簡直就是玩兒心跳。

▲2016年1月,王石在《最強大腦》節目錄制現場▲2016年1月,王石在《最強大腦》節目錄制現場

  但我們又不得不去攻克語言關。因為語言在這個全球化過程中對我們中國企業家階層非常重要。像張朝陽、李開復,對他們這種海歸來講語言不是問題。但是對我們這種本土成長起來的“土鱉”來講,我們怎么來過這一關?

  我們本土培育了很多優秀企業家,但是如何往下發展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國際交流。我們在達沃斯、在一些會議上,會發現在世界華人企業家里,香港、新加坡、臺灣企業家和國外在一起交流如魚得水,而大陸企業家自成一體。你出去是為了交流,但是限于語言的障礙沒有交流在一起。所以我就要和我的短板較勁,我就是要過這語言關。當然語言是一個工具,通過這樣的學習,你突然這種學習給你開了一個天窗。你到國外才知道中國的文化需要很多很多去了解。

▲2016年3月,中山大學,王石大學行,以亞洲賽艇聯合會主席的身份推廣賽艇文化▲2016年3月,中山大學,王石大學行,以亞洲賽艇聯合會主席的身份推廣賽艇文化

  當然我的經歷使得我對中國文化并非那么接受,但是真正到了國外才發現,我本人是無法擺脫中國傳統文化的。到了哈佛才感受到,你不僅僅要系統了解西方文化,還要更系統了解中國傳統文化,這樣才知道哪些是我們應該保留的,哪些應該是批判吸收的,而哪些應該是結合的。真正到了哈佛之后,才真正開了窗戶,不僅對西方的了解,再一個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這個收獲非常大。這是我為什么要去哈佛的原因。

  面對未來,我覺得我們中國人,我們這個民族,首先要站在對我們文化的了解,對西方文化的了解的基礎上進行比較,去人類文明的源頭去擁抱未來。

責任編輯:李堅 SF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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