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機構專欄 智匯長江 作者 劉勁（長江商學院副院長、會計與金融學教授）

　　我們中國要想真正變成一個創新的強國，光花錢是不夠的。如果我們的大學不在管理上加強“教授治校”的先進體制、如果我們不建立一種挑戰權威、容忍失敗、舍我其誰、在辯論中尋找真理的創新文化，我們的創新能力會遠低于我們的潛力。

智匯長江：如何像猶太人一樣擁有超常的創新力？

　　有這樣一個故事：

　　當一個美國或中國孩子放學回家，他的媽媽常會問“你今天在學校都學到些什么”？

　　在一個猶太家庭，媽媽會問“你今天在學校都問了什么好的問題”？甚至是“你今天在學校問了什么問題能讓別人對你刮目相看”？

　　這是一種對知識和權威非常不同的態度。猶太人之所以能夠擁有超常的創新能力，不是因為遺傳基因，而是體制，是文化。

　　如果我問你，世界上創新最厲害的地方是哪里？你如果回答“硅谷”就對了。

　　如果我問你，世界上人均創新最厲害的地方是哪里？你如果回答“硅谷”，就錯了。是以色列。

　　猶太人是一個了不起的創新民族。截止到2017年底，全世界猶太人總共不到兩千萬，占世界總人口不到千分之三，卻出了近兩百個諾貝爾獎得主（和平獎除外），占整體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其中36個化學，31個經濟，15個文學，54個物理，56個醫學。

　　如果全球華人和猶太人有一樣的創新能力，我們應該有14000人獲諾貝爾獎。但我們實際只有十一個，完成了不到千分之一的份額。

　　有人說，猶太人之所以能創新是因為遺傳——猶太民族的基因決定了他們智商過人。但這種說法其實根本站不住腳。誠然，有個別研究發現猶太人在IQ測試中的平均成績高一些。但標準的智商測試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比如家庭收入、教育水平等。猶太人的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高一些，自然IQ測試的結果就應該更好一些。其次，從遺傳的角度上講，其實猶太人（尤其是以色列的猶太人）和中東其他國家在血緣上非常相似，沒有理由認為猶太人比這些鄰居更有基因優勢。

　　我們中國人有個口頭禪“中國人就是聰明”。這個可能沒有錯，我們不見得比別人更聰明，但我想肯定不比別人笨。所有科學的基礎是數學， 從1959年舉辦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競賽以來，中國選手斬獲近百分之四十的金牌。如果什么都用智商解釋，那咱們中國人一定是世界上最聰明的。

　　這一點我有很深的親身體會。我回國到長江商學院工作之前，在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然后到加州大學任教。在這兩所學校，有三分之一的老師和同事是猶太人。我從來沒有感覺到這些人和我們中國人在智商上有任何區別。反而，我覺得我一輩子遇到最聰明的人是本科時我中國科大的同學，尤其是少年班的那些十三四歲上大學的小孩，真的是聰明得嚇人。但和猶太人不同的是，我那些聰明絕頂的同學畢業后大都沒有什么驚人的建樹。

　　如果說猶太人在智商上沒有明顯的優勢，那他們超凡的創新能力從哪里來？

　　一個說法是猶太人大都生活在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做為一百年來的世界第一強國，美國在科技方面可以說是一騎絕塵。到目前為止的六百多個諾貝爾獎，美國人拿走一半，其次才是英國、德國、法國。創新之所以能產生，必然依賴對科研的投入，而對科研的投入又依賴于經濟的體量和對科研的重視。美國經濟體量第一，科研投入也是第一。

　　亞洲國家，比如日本，雖然經濟體量遠小于美國，但從八十年代就開始加大對研發的投入比重，其科研在GDP中的占比很早就超過了美國，能占到3.5%左右。因此最近幾年看到的日本人屢獲諾獎就并不新奇，有投入自然有回報。從這點上看，只要咱們中國堅持加大對科研的投入，我們創造全球領先的新的科技成果也會是指日可待。再過十年、二十年，必然會有更多的中國人站到諾獎的領獎臺上。

　　但除了對創新的投入，更需要思考的事情是創新產出的效率問題，即每一塊錢的投入能產出多少高質量的創新。在效率的側面上看，美國仍然領先我們一大截。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中美一流大學之間的差異。美國的大學的治理體制基本是所謂“教授治校”，教授們做什么科研、能得到多少資助、研究成果怎么評估都是行業里的頂尖教授來完成。像校長、院長、主任等等的行政主管也心無旁騖只管行政，并沒有權力介入科研。這是一套專家治理專家事務的體系。但我們的高校常有行政領導科研，外行領導內行的現象。不是說外行一定不能領導內行，只是這樣做效率一定很低，投入產出比會很難看。

　　經濟對創新整體的投入以及大學的治理制度都是對創新起到決定作用的所謂宏觀因素。回到微觀上，即使在考慮了這兩個因素之后，猶太人的超常創新能力任然是個迷。 即使與西方像美國這樣國家的整體水平來比較，猶太人的創新效率也是高到像來自另外一個星球。既然智商、財富、教育程度無法解釋這種現象，最后剩下的就只有文化。

　　那么，猶太人有哪些在文化上的特質能讓他們鶴立雞群，出類拔萃？在和猶太朋友長期的交往中，我發現兩點非常重要。

　　首先，猶太人文化的一個核心成份是辯論。

　　如果一群朋友一起吃飯，只要有兩個猶太人，尤其是以色列人，就一定有大聲的辯論甚至爭吵。辯論的核心一般不是關于利益，大都是關于在一件事上誰對誰錯。在猶太文化里（尤其是世俗猶太人），很少教條，有的是永恒的辯論。猶太人相信真理是在辯論中得到的。

　　猶太人常說這么一個故事：當一個美國或中國孩子晚上放學回家，他的媽媽常會問“你今天在學校都學到些什么”？在一個猶太家庭，媽媽會問“你今天在學校都問了什么好的問題”？甚至是“你今天在學校問了什么問題能讓別人對你刮目相看”？這是一種對知識和權威非常不同的態度。其他人說，什么事權威都知道，我們要向他們好好學。猶太人說，咱們多問幾個問題，沒準權威沒有考慮到其中的一個，我來把它搞清楚。

　　反映在宗教、哲學領域，我們中國人可能會教孩子們先背一背論語、弟子規；基督教的神父會給用圣經向信徒們講耶穌的故事并斬釘截鐵地說為什么進化論是錯誤的；但猶太教的教士卻認為他們的責任是和信徒一起提問、辯論從而讓信徒自己找自己認為對的答案。

　　第二，受到猶太教的影響，猶太人或多或少地認為他們是上帝選擇出來的一群特殊人群，他們的責任是為全人類謀福利，而不僅僅是為自己。

　　這顯然是一種自大到可笑的想法，也可能是猶太人歷史上遭受迫害的原因之一 ——如果只有你被上帝選擇，那別人呢？放到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猶太人常常帶著一種態度，讓人覺得極其驕傲自大。這種態度好像在說“這事只要人能做，那就一定是我”。

　　猶太人其實知道自己的特點，還有個專門的名詞，叫chutzpah，簡單可以翻譯成“不知羞恥的堅持”。猶太人知道這種態度的不切實際的一面，但他們同時認為這種態度對偉大創新的必要性。當你的孩子從小就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棒的，所有皆有可能時，他一定是勇于創新的。

　　這種態度其實是創業精神的核心：像喬布斯、馬斯克、貝索斯、馬云、劉強東這些人，他們創業時說的話讓普通人聽起來可能是瘋瘋癲癲，不著邊際。人們會想這些人不是在忽悠，就是徹底瘋了。但更可怕的是他們實際自己完全相信自己所描述的宏偉藍圖！

　　誠然，對所有這樣的創新者來說，失敗都是大概率事件。但萬一成功了呢？有哪一個重大的創新不是在失敗了千百次后才修成正果的？

　　“所以說，猶太人之所以能創新，不是因為基因，是體制，是文化。”

　　我們中國要想真正變成一個創新的強國，光花錢是不夠的。如果我們的大學不在管理上加強“教授治校”的先進體制，它們就無法做到高效的創新，因此就無法真正做到全球一流。在文化上，我們如果不建立一種挑戰權威、容忍失敗、舍我其誰、在辯論中尋找真理的創新文化，我們的創新能力會遠低于我們的潛力。和猶太人一樣，我們中國人有聰明的頭腦。我們需要的是打開套在我們思想上的體制和文化的枷鎖。

　　(本文作者介紹：長江商學院EMBA以學術研究和知識創造為核心，搭建最前瞻創新的課程體系。擁有全球7000多名長江校友，匯集了中國商業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