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

　　新浪財經訊 “2018中國企業改革發展優秀成果發布會暨中企研第六屆會員代表大會”于2018年12月12日在北京召開。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出席并演講。

　　楊偉民認為，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是短期因素于長期因素共同影響的結果。短期因素方面，第一是美國發起的貿易摩擦。“現在為止，貿易摩擦對實際經濟增長并沒有帶來更多的負面影響，但是對信心的影響非常大，我們的股市匯市目前的情況，主要是由于貿易摩擦帶來的信息不足導致的。現在的貿易增長是透支了一部分明年的貿易，明年的出口增長不樂觀，很難達到今年的水平”。

　　第二是嚴監管的金融政策。楊偉民表示，“去杠桿”是非常正確的。但是有些政策，特別是在現有的體制改革沒到位的情況下，嚴監管對民營企業帶來的傷害比較大。在他看來，近些年民營企業融資主要靠表外業務，靠委托代表，信托投資，小貸公司，嚴監管管的就是表外業務，等于是把過去民營企業正常的融資渠道給切斷，對民營企業的傷害比較大。“現在正在做一些調整和改變”。

　　第三是民營經濟離場論。第四是包括匯率政策，環保督查，清理地方政府債務等若干收縮性政策疊加，地方執行層層加碼帶來的一些問題。

　　在長期因素方面，他認為是一些結構性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甚至還在惡化。比如，由于高房價、高房貸擠壓了居民消費支出。“北京、上海這種城市應該是收入水平最高的，北京的消費增長速度早就進入個數位，全國現在是百分之八九，它早就進入到5%。為什么呢？房價導致的”。“中國的消費正在降級，我個人認為不存在，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房價擠壓。”

　　他認為當前給我國經濟發展存在三大失衡。第一是實體經濟內部的供需結構性失衡，一方面產能過剩，另外一方面想要的東西沒人要。他還特別強調，部分行業必須樹立峰值觀念——價格再怎么降，產品的消費都不會提高了。“煤炭和鋼鐵，我認為產量和產能都已經到了歷史性的峰值，今后不會再增加。比如過幾年人口如果負增長以后，糧食需求也到峰值了，像化肥、農藥，減量化，化肥是不是要到峰值，等等都可以到峰值”。

　　第二，供給體系是難以滿足人們的需要。“大量的海淘，說明你的東西確實不如人家的好”。此外，在高端裝備，芯片方面，還有很多產品必須依靠進口。

　　第三，高房價對實體經濟的擠壓。新增貸款當中40%都放給個人住房抵押貸款。高房價帶來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資金進一步脫實向虛，辛辛苦苦干一輩子的制造企業，不如在北上廣深買一套小房子。另一方面抬高實體經濟的經營成本，很多企業包括高科技企業，不得不加工資，因為房租在提高，房價在提高，不加工資，員工走了。工資高，社保繳費又高。

　　楊偉民認為，出現上述現象的原因在于要素配置的扭曲，“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解決的問題”。

　　以下為演講摘編：

　　楊偉民：非常高興能夠來到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宋總讓我講一講高質量發展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給大家做一個介紹，講講自己的觀點和看法。主要是兩方面，一是講一下高質量發展。

　　大家都知道，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已經進入到一個新時代，這個新時代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就是經濟發展由過去的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了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就是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基本的特征。因為只有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才能夠保證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為什么現在開始經濟不斷減速呢？就是過去那種靠要素推動、靠資源消耗的增長的模式已經走不下去了，如果要想繼續保持中高速的發展、持續健康的發展，必須是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型，這是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基礎。

　　第二也是適應我國主要矛盾變化的需要。過去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關系，生產落后了，主要工作著力點放在解決落后的生產上。現在這個矛盾已經不是很突出了，大量的產能不是落后或者說不是不足，而是過剩。十九大專門把社會主要矛盾做了改變，快70年了，這個主要矛盾是第一次修改，變成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現在推動高質量發展，就是著力解決發展當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

　　第三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需要。在此之前，我們的任務是要建設小康社會，當然一開始按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的戰略部署，到2020年人民生活達到小康，后來發現到2020年實現的可能是很不平衡，很不協調的小康，后來在黨的十六大提出21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建立水平更高的小康社會。現在這個階段馬上要從小康社會進入到現代化建設的階段，現代化的階段要解決的問題和小康階段解決的問題是不一樣的，小康階段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一些東西有沒有的問題，而在現代化階段要解決好不好、平衡不平衡的問題。要建設現代化的國家，轉向現代化的建設，達到高收入國家的水平，我們必須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第四是遵循經濟發展規律的必然要求。全世界各個國家在發展歷程當中，基本上是先去追求速度，到了一定的階段以后，你想在原有的發展模式上繼續高速度，客觀上條件不具備。下一步要不要在國際上競爭呢，還是要，只有推動高質量發展，才能夠保持在世界上的競爭力。現在大家經常說，我們有220多種產品是世界產量第一，但是這些產品當中真正拿到質量世界第一的并不是很多。所以光靠數量型，光靠規模型，已經走不下去，也是遵循規律發展的必然要求。

　　什么是高質量發展，內涵到底是什么？我這里引用的是去年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講話講到的一些內容。所謂高質量發展，就是能夠很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

　　從宏觀的指標上來看，因為有四大宏觀調控指標，速度、就業或者增長、價格、國際收支，我們過去經常出現高速度，但是高失業，高通脹，這肯定不是一個高速增長。現在在宏觀指標上的主要問題是速度保持中高速增長，國際收支不平衡，美國為什么發起貿易戰，也是因為在貿易國際收支上并不平衡，出口多，進口少。現在國際收支失衡的狀況，并不是我們高質量發展所要求的。

　　從供給體系來看，產業生產體系、供給體系不一樣。中國目前來講，產業鏈是比較完整的，產業體系也是比較完整，生產方式能夠實現網絡化、智能化、創新力、需求力、捕捉力。現在大家都在生產，但是并沒有真正捕捉到需求到底是什么，品牌的影響力，核心競爭力，產品和服務質量高，這是從供給體系來看高質量發展是這樣一種發展。

　　從經濟的結構來看，城鄉也好，區域也好，產業也好，特別是現在實體經濟和金融、房地產，這三者和人力資本以及所說的五位一體之間都能夠比較均衡協調，當然現在是存在著產業之間的失衡問題。

　　從收入分配來看，投資要能夠有回報，北大的教授講現在投資回報率比較低，確實存在這樣的問題，投資回報越來越低，大家不愿意投資。制造業的能力下降，利潤低，很多民營企業融資成本高出利潤率，員工要有收入，政府要有稅收，各個分配主體之間的分配關系要均衡。現在我們分配關系并不是特別均衡，政府的收入比重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居民的收入比重是在下降。最近這個階段是比較穩定的，但是再分配以后并沒有改善這個關系，所以分配關系還是要做調整。

　　從要素的效率來看，這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投資的要素能夠提高效率。資本的效率，勞動效率，土地的效率，資源的效率，能源的效率，環境的效率，我們已經承諾二氧化碳排放到2030年達到峰值，二氧化碳的總量是一定的，要用一點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創造更多的GDP。現在大數據已經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要提高數據的使用效率。

　　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途徑是什么呢？十九大講了幾條，堅持一個方針，質量第一，效益優先。我們過去是靠擴大水泥、鋼鐵的產量實現水泥、鋼鐵的GDP的增加，今后不能這樣，今后是減量化的發展，這就靠質量更優，賣出更好的價格。第二是堅持主線，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第三是推動質量、效率、動力三大變革。第四要促進四個產業體系，這個是有針對性的。實體經濟、科技創新、金融、人力資源之間互相協調。現在存在實體和科技創新相脫節，制造業的技術創新和科技成果的創新到底怎么去結合，創新成果很多，但是并沒有真正用于提高制造業的技術水平。金融怎么樣和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相結合，相協同。人力資源怎么去協同，要建立“三個有”的體制，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

　　前段時間民營企業的問題主要出現在活力上，國企改革的終極目標其實就是要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宏觀調控有度，既不能不急，也不能過度。這也是有問題的。為此推進兩大改革，產權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場化改革。

　　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整個中國經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基礎要求。要建立六大體系，加一個制度。有利于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統計體系，績效評價，政績考核，以及制度環境，這6+1的體系建立好了，我們才能夠真正實現高質量的發展。

　　推動高質量發展要過兩大關口，一是現在在中國現階段特有的一個關口，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這個關口過了，才能夠真正把我們的經濟轉到高質量發展，它是一個基礎和前提。這也是全面小康的底線，如果精準脫貧做不好，污染比原來嚴重，你不好意思宣布我們是建立全面小康社會。還有一個常規性的關口，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

　　第二個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跟當前經濟形勢有些關系。推動高質量發展，就是推動四個轉向。一是增長速度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轉向效率質量，經濟結構從增量擴張為主向轉向減存量和增加一部分產業增量并舉，這是真正的結構調整，發展動力要從傳統的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

　　為什么要進一步的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15年提出的時候，它的背景是叫四降一升，增長速度下降，價格、企業贏利，財政稅務四降，成本上升。今天為什么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當前形勢來看，我們面臨新的四降一升，增長再現下行壓力，16年增長曾經出現小幅度反彈，今年下半年增長速度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為什么呢？因為國內需求出現下降，投資和消費都大幅度減速，減速的程度非常大，消費是15年來的最低增長速度，投資大概是23年來最低的增長速度。這也是帶來現在的下行壓力重要的原因。

　　在這種情況下，贏利能力是下降。看起來企業利潤還是增長不錯，但是實際企業虧損面是在擴大的。利潤增長主要是因為少數上游行業贏利能力很高，多數中下游行業并沒有大幅度增加。現在不能簡單的說效益在改善，我覺得比過去差，因為分化非常嚴重。特別是市場預期在下降，企業信心并不是很足。同時“一升”在上升，僵尸企業，杠桿率，融資環境趨緊，融資難融資貴不是減輕了，而是加重了。資本市場不振，房地產亂象叢生，醞釀著一些重大的風險。

　　為什么會出現新的四降一升，就當前來看，主要有一些短期因素的影響，突發性的因素。短期因素方面，今年以來有這樣幾個因素對中國當前經濟影響比較大。第一美國發起貿易摩擦，現在為止，貿易摩擦對實際經濟增長并沒有帶來更多的負面影響，但是對信心的影響非常大，我們的股市匯市目前的情況，主要是由于貿易摩擦帶來的信息不足導致的。現在的貿易增長是透支了一部分明年的貿易，明年的出口增長不樂觀，很難達到今年的水平。

　　二是嚴監管的金融政策，去杠桿是非常正確的。但是我們有些政策，特別是在中國現有的體制改革沒到位的情況下，嚴監管對民營企業帶來的傷害比較大。2013年民營企業投資占貸款比例是提高的，13年之后，民營企業占整個貸款比重下降，國有企業貸款比重反過來。這幾年民營企業靠表外業務，靠委托代表，信托投資，小貸公司，嚴監管管的就是表外業務，等于是把過去民營企業正常的融資渠道給切斷，這個政策對民營企業的傷害比較大。現在正在做一些調整和改變，下半年特別是11月1日總書記講話以后，這個政策已經作出一些重大調整。

　　三是民營經濟離場論，這個影響是比較大的，一些民企到境外去融資利率提高，就是不知道這個民營企業會不會離場，成本就高了。

　　四是若干個收縮性的政策疊加，地方執行層層加碼帶來的一些問題。比如匯率在收縮，環保督察，清理地方隱性債務，要求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轉型，一些產業政策，比如光伏政策，還有金融政策，還有社保繳費改革等等，這些不是擴張性的政策，都是在收縮，這些政策放到一起，地方是存在這種情況，只要是上邊有要求，我為了不被問責，層層價碼。

　　我個人認為中國現在的經濟下行壓力，剛才說的四降一升，短期因素占一定的份額，一定的比重。最主要的還是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的問題并沒有解決，甚至是在惡化所帶來的當前的問題。

　　比如說消費為什么減速，我個人認為除了其他一些因素之外，比如收入增長放緩，服務業消費比重提高，近年來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相對下降等等，不可否認的因素就是高房價、房貸等等擠壓。證據是什么？北京、上海這種城市應該是收入水平最高的，北京的消費增長速度早就進入個數位，全國現在是百分之八九，它早就進入到5%。為什么呢？房價導致的。我算了一下，每年居民利息支出1.5萬億，相當于居民可儲蓄額的18%，這是我個人算的。如果沒有房貸壓力，我的消費就自由了，但是一旦有房貸壓力，相對來講就覺得壓力大了。

　　基建投資為什么突然減速？過去基建投資主要靠地方政府的債務和地方政府不規范的舉債實現的高速度，去年開始中央出了兩個文件，這個文件一出，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資肯定會減速。

　　第四個是房地產收縮，這個也是影響當前增長速度下行的因素。中國的房地產很大程度上是帶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今年基本上是萎縮，因為前期積累了過大的泡沫。同時住房制度改革沒有提到日程，帶來住宅市場存在城鄉之間、城市之間不同群體之間的結構性供需失衡。兩億多農民進城，但是他們基本上沒有房子，他們在農村的房子又空置。城市之間不一樣， 一線城市人來的最多，但是一線城市供地的增長速度是最低，三四線城市人口流出，供地增長率最高。民企信心不足，這是長期存在。

　　剛才我說的那些因素，背后是三大失衡，第一個是實體經濟內部的供需結構性失衡，一方面產能過剩，另外一方面想要的東西沒人要，像鋼鐵、煤炭這些都是產能過剩，有些產業必須樹立峰值概念，價格再怎么降，產品的消費都不會提高。煤炭和鋼鐵，我認為產量和產能都已經到了歷史性的峰值，今后不會再增加。比如過幾年人口如果負增長以后，糧食需求也到峰值了，像化肥、農藥，減量化，化肥是不是要到峰值，等等都可以到峰值。

　　為什么提出高質量發展，就是今后靠擴大產量來增加GDP的方式在很多產業已經行不通了，必須得靠提高質量，提高花色品種，提高品質來實現。我們的消費正在加快升級，個性化、多樣化、定制化、品牌化等等中高端的消費逐漸成為主流。

　　當然現在還有一種傾向認為，中國的消費正在降級，我個人認為不存在，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房價擠壓。我們現在的供給體系是難以滿足人們需要的。消費品當中不說了 ，大量的海淘，說明你的東西確實不如人家的好。高端的裝備，芯片，還有好多東西是自己做不了，必須得依靠進口。包括高鐵，大概有三大零部件自己生產不出來。在這種情況下，稅費負擔重，資源環境和員工成本上升，融資難融資貴，贏利能力下降，投資意愿下降，導致中國的制造業在人均GDP只有八百美元的時候，中國的制造業已經降到GDP的29%，而美國、歐洲、日本在制造業進入峰值的時候，人均GDP都是二萬、一萬六七。

　　我們在未進入高收入國家之前，提前開始了制造業空心化。這個不行了，靠服務業，這幾年服務業增長速度比較快，拉動經濟增長，但是你要看，服務業當中到底誰的比重在提高，誰增長過快？05年到15年之間，服務業比重是提高了11%，其中金融和房地產的貢獻是4.2%和2%，這并不是我們希望的服務業比重提高。金融業占GDP的比重從4%升到8%，15年底提出去杠桿以后，金融業占比下降，17年略有下降，18年前三個季度又恢復到8%。問題在哪里呢？金融業和實體經濟是一塊鏡子的兩面，金融業增加值提高，金融業的增加值來自于利潤收入，高利潤，高工資，但是對實體經濟，對居民，對非金融企業來講，金融業的增加值就是這些借錢人的負擔。金融業比重提高的越快，增長越快，意味著你的負擔增加也是越快。

　　第三是高房價對實體經濟的擠壓。房子肯定是經濟當中重要的產業，是需要建房子的，但是我們在經濟金融化，流動性過剩的情況下，房地產成為保值最好的產品，也成為銀行業追逐的最主要的利潤來源。

　　新增貸款當中40%都放給個人住房抵押貸款。高房價帶來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資金進一步脫實向虛，辛辛苦苦干一輩子的制造企業，不如在北上廣深買一套小房子。另一方面抬高實體經濟的經營成本，很多企業包括高科技企業，不得不加工資，因為房租在提高，房價在提高，不加工資，員工走了。工資高，社保繳費又高。

　　根源在哪里呢？在于要素配置的扭曲，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解決的問題。在2015年總書記講的非常清楚，就是要校正要素配置的扭曲，從銀行體系來看，從貸款來看，制造業貸款比重持續下降，13年10%，現在降到7.2%，今年更嚴重，整個制造業貸款占比相當于三大產業貸款比重的3.3%。同時房地產相關領域，建筑業和其他的租賃業、金融業，金融業自身的貸款比重是在提高，意味著金融脫離實體經濟在自我循環，這個金融機構給另外一個金融機構貸款，和房地產相關的這些行業，貸款比重提高13個百分點。

　　國有企業貸款比重這幾年持續大幅度提高，提高13%。中國的融資難融資貴，準確說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我們說保增長，調結構，又出現一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干嗎呢？這個時候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去產能，告訴大家這個結構性改革不是做減法，是加法減法并舉并重。

　　第三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關系。全面深刻變化著眼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是針對當前和中短期面臨的經濟結構性問題。如果現在要素配置扭曲，稍微調整一下，制造業比重不至于過快下滑。

　　政策目標，最終目的就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根本途徑就是要靠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擴大需求的政策不一樣，擴大需求主要是貨幣、政策，政府投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是改革，包括市場退出，企業制度，鼓勵競爭，打破壟斷，現在大家開始講了競爭中性，對不同所有制企業應該是一視同仁，保護知識產權，減少不正當的干預。

　　最近幾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不斷的深化，15年提出來三去一降一補，16年擴展到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振興實體經濟，促進房地產業平穩健康發展，去年重點講了破立降。破除僵尸企業，培育新動能，這是補短板的一部分，繼續大力降低實體經濟成本。

　　以上就是我對高質量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結合當前形勢做一些介紹，有些是根據中央精神我自己的理解，講的不一定對，僅供大家參考，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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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