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

　　高尚全

　　編者按：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憑著一股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闖勁，憑著一股滴水穿石的韌勁，成功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四十年來，改革已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領域到其他各個領域全面展開，逐步深化；對外開放的大門從沿海到沿江沿邊、從東部到中西部循序打開，全方位推進。金融領域的改革開放更是其中一道靚麗的風景線。為此，本刊特別開設專欄，以歷史親歷親為者的視角，回顧和總結這段偉大的歷程。對改革開放最好的紀念，就是不斷在改革開放中取得新的進展。

　　中國的改革事業已經進行了40年，今天在市場中摸爬滾打的年輕群體，或會感嘆市場競爭的激烈、成功的不易，但大多數都已經習慣公平交易、自由競爭這些市場經濟中不言自明的運行軌跡。但是，這樣的局面來之不易，它是40年來改革者前赴后繼、不懈奮斗的成果。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十九大都明確宣示，我國將繼續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回顧改革探索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過程，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和內涵，推進下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

　　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探索

　　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首先要在理論上進行關鍵性的創新，沖破“左”的思想束縛。我國關于商品經濟的討論時間比較早，在我印象中，20世紀60年代初廣東學者卓炯同志首先提出了商品經濟的概念。1979年4月在無錫召開的“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規律問題討論會”上，也有人提出過商品經濟的問題。1979年9月，薛暮橋同志在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作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說明，指出：“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勢，多種經濟成分并在的商品經濟。”1984年7月，馬洪同志組織社科院的張卓元和周叔蓮等起草了《關于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國商品經濟的再探索》，后來在黨的文件中提出的改革中的重大理論創新，是集體智慧的結果，這些研究都是有貢獻的。

　　1978年，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征程，1982年，黨的十二大明確提出了有系統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并且指出這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保證。大會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是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個重大突破。這是第一次在黨的文件中提到“市場”，第一次提出了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的劃分，撕開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口子，為下一步突破奠定了基礎。

　　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下稱《決定》）。《決定》的一個重大突破，就是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鄧小平同志對其給予了高度評價，稱其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

　　這是我們黨第一個改革的文件，國家體改委由我、楊啟先和顧家琪參加了文件起草。我們竭力主張把理論界討論商品經濟的成果變成全黨的共識，寫進中央的《決定》。9月7日，我向中央提出，明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念的條件已經成熟。因為，第一，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商品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我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實現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第二，商品經濟同計劃經濟并不對立。商品經濟越發達，說明生產的社會化程度越高，就越需要宏觀上的指導。第三，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上的重大突破。經過各部門、各地方黨委、理論界的反復討論，經過文件起草小組的反復修改，經過了中央全會的討論修改，最后于1984年10月20日全會正式通過的《決定》中，明確寫上了“建立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的計劃體制，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決定》明確指出:“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這是對原有經濟模式的一個重大的突破。《決定》指出“價格是有效的調節手段，價格體系的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這就明確地解決了社會主義理論一直未能很好解決的問題，為全面經濟體制改革、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提供了依據，為我國的改革指明了方向。鄧小平說:“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釋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我看講清楚了。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沒有前幾年的實踐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寫出來，也很不容易通過，會被看做‘異端’。我們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一些新問題。”

　　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逐步確定

　　1986年，我擔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期間，帶隊去匈牙利、捷克考察。考察團代表團成員有馬凱、李劍閣、杜鷹、劉澤鵬等。在捷克看到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捷克的“拔佳”皮鞋很有名氣。實行計劃經濟之后，名牌沒有了，國家按照每人每年兩雙皮鞋的預案下達生產計劃。企業是將皮鞋生產出來了，但因為沒有考慮到消費者的需求，最終造成大量積壓。由此看來，這種簡單的計劃做法十分可笑，計劃的結果就是資源的極大浪費。

　　1987年3月20日，我在中央黨校做了題為“探索和創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報告，提出計劃與市場結合的目標模式應該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1987年8月21日，在黨的十三大召開之前，我在《國家體改委快報》撰文對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提出三點意見：第一，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是一種手段和手法，并不是社會制度的屬性；第二，用國家經濟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計劃，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是改革的必然趨勢；第三，隨著經濟發展和改革的深入展開，計劃與市場結合的形式會發生變化。從實物性計劃向政策性計劃轉變是經濟發展和改革的需要。國務院主要領導同志于1987年8月30日對我的材料批示：“要把指令性計劃改革經濟合同的觀點反映到報告中去。” 用經濟合同制逐步取代指令性計劃，這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大突破。現在看來不覺得什么，但當時是一件大事。我之所以提出這個建議，是因為我在去匈牙利考察過程中真切地感受到指令性計劃是不能滿足社會化大生產需要的，必須打破“取消指令性計劃就是取消社會主義”的思想禁錮，明確計劃經濟并不是社會主義的特征。黨的十三大報告采納了我的觀點，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進程邁出了一大步。

　　1992年，鄧小平同志一路南下，就改革開放中的問題沿途發表談話。在此基礎上，1992年10月召開黨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以及政治體制改革目標，并確立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黨的十四大指出要更好地發揮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從理論上最終實現了計劃和市場的統一，解釋了一些長期混淆不清的重大問題：第一，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二，必須相應地建立健全市場經濟體系，這就要求生產要素都要進入市場；第三，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適應我國參與國際競爭、參與國際分工需要。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終結了長期以來的計劃與市場之爭，引發了新一輪思想解放，將改革開放推向了新的階段。

　　繼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戰略目標后，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描繪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框架和藍圖，并成為改革的綱領性文件，為改革指明了方向，其指出新體制的基本框架由以下六個方面構成：第一，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第二，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實現城鄉市場緊密結合，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相互銜接，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第三，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建立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保證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第四，建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第五，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為城鄉居民提供同我國國情相適應的社會保障，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第六，圍繞以上環節建立相應的法律法規體系，為市場經濟的健康運作提供完備的法律保障。

　　市場經濟的鋪開運行

　　黨的十四大報告確立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十四屆三中全會則闡述了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四梁八柱”。十四屆三中全會后，改革前進的速度明顯加快，改革的內容開始全面覆蓋到經濟體制的各個方面：大步推進了財政、稅收、金融、外貿、外匯、計劃、投資、價格、流通、住房和社會保障等體制改革，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明顯增強，宏觀調控體系的框架初步建立；國有企業改革深入到了最核心、最本質的問題，在試點基礎上積極推進；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格局進一步展開；對外經濟、技術合作與交流繼續擴大，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大幅度增長。改革進入了新階段。其中最重要的變化：一是微觀基礎的發展，包括國有企業改革和布局的調整，以及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二是市場體系的建設；三是政府職能的轉變和宏觀調控體系和相關配套改革的建立和完善。

　　市場主體的發展

　　黨的十四大提出“轉換國有企業特別是大中型企業的經營機制，把企業推向市場，增強它們的活力，提高它們的素質”，標志著國有企業改革思路發生重大轉變，進入制度創新的階段。1997年，在總結前一時期國有企業改革試點的基礎上，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是一種新型的集體經濟”，“公司制是現代企業制度的一種有效的組織形式”，強調要“著眼于搞好整個國有經濟，抓好大的，放活小的”，“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確立了國有企業整體布局調整優化的目標，推動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入。

　　我國經濟改革最為深刻的方面是多元化所有制結構的形成，重塑了市場經濟所必需的獨立利益主體，為經濟資源配置由集權的行政命令方式向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作用的轉變創造了前提條件。1988年全國人大七屆一次會議，將“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寫進了《憲法》。1997年黨的十五大更進一步，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確立下來，指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目前，我國的非國有經濟已經成為支撐國民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力量，盡管其占用社會資源的比重僅有三分之一，但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已經超過三分之二。非國有經濟作為改革的起點，能夠在短期內迅速釋放出巨大能量，從“必要”的“補充”地位，一躍而成為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促進社會生產力的重要力量”，不僅充分展示了其高成長、高效率的體制優勢，而且客觀上預示了我國經濟改革和市場化的必然趨勢。

　　市場體系的構建

　　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必須培育發展一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作為資源本國與整個經濟運行的基礎。進一步發展要素市場，特別是證券市場，產權市場、期貨市場、房地產市場等，如果搞得不好，很容易變成一人單純投機牟利的場所，甚至形成某種“泡沫經濟”現象，導致市場和經濟的劇烈動蕩與不穩定。從實際情況出發，重點推進了以下措施：進一步推進價格改革，真正形成以市場定價為主的價格制度；抓住薄弱環節，發展要素市場；實現了主要依靠市場配置資源；盡快建立起必不可少的市場法制和市場規則。

　　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的歷史貢獻，一個是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另一個是理論上的創新，提出了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當時關于提“勞動就業市場”還是提“勞動力市場”有不同意見。我堅持提出勞動力市場，并分別征求薄老和李嵐清副總理的意見，他們的反應很積極。后來中央常委專門開會討論《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我有幸列席參加并發了言，我說：必須明確提出“勞動力市場”。我一口氣講了五條理由：第一，勞動力的價值只能通過交換才能體現出來；第二，確立勞動力市場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第三，我們現在就業壓力那么大，不開放勞動力市場，就業壓力解決不了；第四，我們現實生活當中已經有了勞動力市場；第五，我們提出“勞動力市場”不會影響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最終，“勞動力市場”這個概念寫進了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宏觀調控體系的構建

　　十四屆三中全會后，1994年初，中國開始構建宏觀調控體系，通過實施財稅、金融、外匯、外貿、計劃、投資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初步形成了市場經濟體制下宏觀調控的基礎框架，增強了政府穩定和調控經濟的能力，對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實現“軟著陸”、成功抵御亞洲金融危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長期形成的計劃經濟觀念依然存在，政府職能還沒有根本轉變，這成為下一步改革的重要內容。

　　2003年4月，我參加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起草小組時提出關于宏觀調控的若干意見。起草小組經過研究，吸收了這個意見，不再提“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只強調“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的基礎作用”。政府如何改革宏觀調控方式、提高調控技巧，是當前和今后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一是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已經較高，傳統的行政方式進行調控所起的作用不會很大。二是長期以來由于計劃經濟體制所產生的主要是總需求膨脹的傾向，現在已經讓位給由于市場經濟體制所產生的供給過剩傾向。這就是說宏觀調控的背景和基礎發生了變化。因此，調控方式理應發生變化。三是依靠行政審批制度和管制來加強宏觀調控，容易造成權錢交易，容易抬高企業的準入門檻，造成某些行業的人為壟斷，提高了某些行業的利潤。管制越嚴，利潤越高，地方的積極性就越高，如汽車行業。四是行政手段容易加大改革和發展成本。因此，要盡量少用行政手段。

　　經過40年的改革發展，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成功地突破了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束縛，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明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也不斷成熟。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并且明確了2035年和2050年的發展目標，這些都是要依靠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去實現，因此，我們還要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期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作者系原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

責任編輯：謝海平